记我的港大体验

1944年写的文章，回忆二十五年前的事，正好是1919年。

距离现在九十年，很难想象的是，一个新加坡毛头小子，过着与朱光潜先生几乎相似的港大生活。

在港大校园，大体还是各色人种都有。当然，香港人最多，估计国内“留学生”的数量排第二。这两类人的区分是相当明显的。香港学生上课，犹如要去参加选美比赛；大陆学生的穿着则大体朴素，尽管不算简陋。香港男生喜欢用发胶把发根竖起了，就像……就像落了水的狗，刚摔完一身混水的毛。还有，他们喜欢紧身牛仔裤，展露大小腿的曲线。估计，那比较能吸引到女生。不过，大陆同学总看不惯。想想，一只只蓝黑色的瘦鸡腿，在校园内穿梭，怎样也难以让人垂涎。

在复旦呆了四年，我几乎已经忘了什么才是新加坡式打扮。所以，总是一件T恤配宽松牛仔裤，再披一件有复旦校徽的寒衣，头发任其“自然美”。结果是，一个介于“寒酸”与“low-taste luxury fashion”之间的宅男样。开始时，是容易患上被害妄想症的，仿佛在校园里走着，无时无刻都有不屑的犀利目光在静静审视你，一下将你的自信“秒杀”。不过久而久之，也就不介意外表了。

但一开口说普通话，引起的又是另一番恐慌。我不太喜欢被误认为大陆人，但大陆同学总说，他们经常忘记我是新加坡人。而我又不喜欢开口说英语，因为口音太明显，不想被人误认为张扬自己的国籍。更何况，Singlish 也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从不参与港大任何的学生活动，除了学术讲座与会议。大学社团能沸沸扬扬地搞起来，可以让校园热闹起来。但当社团不是像高中生组织一样显得“稚嫩”（我不太想用“幼稚”），或是仿佛要赶超成人的商业世界而搞的冠冕堂皇，学生天天穿着西装在走廊发传单时，总不禁会想：究竟这些孩子，“大学生了没”？？

也许，香港大学，还有一些较知名的香港的大学，正是社会的缩影：人或不是为一些什么“主义”与“主张”搞“示威”、“运动”，就是在为挣钱忙得天旋地转而不见IFC（国际金融中心）依然直直矗立在中环。相比之下，复旦的本科阶段，仿佛是朴素的一场梦，与世隔绝的象牙塔，稍纵即逝的流星雨。虽然图书馆远远不及港大的舒服井然，但在复旦，青年却有一片允许他们在知识中徜徉与摸索的纯净天地。

我总想，为何我对于港大本科生发起的许多公益或“民主”活动，总不屑于沾上边。估计，是因为他们没法用知识说服我。不论是为了世界和平，或是要支持联合国动议，或者，坚守“平反六四”的“永久立场”而罢免学生会主席，我眼中看到的，只是一个个的“小政治家”，而看不到“五四”青年骨子里的精神。其实，大陆的大学生也不一定就有，但至少他们不将自己的无知如此大肆张扬。

如果要简单概括，我会这么说：港大的孩子们，不太知道他们在鼓吹和推动些什么；大陆的孩子们，则不太知道他们在质疑和反对些什么。

新加坡的孩子，比起中、港学生或许悲凉更甚：他们大体应该不知道，究竟“推动”和“质疑”是什么。

需要挣脱一切的时候，我也爱沿着柏立基书院后的小路，“向山上走，饶几个弯”，到太平山顶享受“晴空中海风送来的那一股清气”。九十年前的空气素质，想必比现在好得多。朱光潜的太平山顶，“老是天浪气晴”；我的Victoria Peak，却老是烟雾弥漫，就是最佳证明。但山道旁树立的黑白照片中，豆型的小岛、宽广的海面、缭绕的山脉，与眼前是没多大变化的。山林以绿茵庇佑着旅者，1919年也好，2009年也罢，山泉的潺潺静鸣，空中的冰凉触感，穿过高瘦树群的夕阳余辉，总是大同小异的吧。

不知九十年前，港大的上空，是否也是孤鹰盘旋？那叫声奇异的野生鹦鹉，又是何时移居半山的树梢？标志着备考季节的杜鹃花，港大学生又是何时开始注意你的存在？

常常只见荷叶的荷花池旁，孙中山铜像正襟危坐，只有夜间哇哇大叫的小蛙，会认真倾听他谈“三民主义”。冯平山博物馆，曾经是怎样的读书馆，也许只有寂静中的游魂能从木香中闻出几分。作为港大轴心的主楼，又有多少人会在乎她曾是日本宪兵部，是岭南大学的临时栖身地……欧式风格的建筑，留下来的除了教室，就是三两条锦里漫游于其中的小喷水池，水面满满漂着细小的枯黄落叶。除了遍布校园的《小团圆》宣传海报里立着的那个S型身躯的张爱玲，估计也不再有谁，能够体验彻夜吹着的冷风中，电车轮与轨道的尖细摩擦声所制造的回忆。

这，就是我的港大。我的“人文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