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小学妹

哈，估计是吧，心态比什么都重要。如同“赤子之心”，重要的不是自己是否在学府里，而是如何看待自己。

来港大读研究生后，我立志以后开始教书后，要有意识地收集自己的一切教学材料和记录教学经验反思，成为autobiographical researcher。我想，如果能够鼓励多一些老师们进行这个，结合同事之间的合作学习和lesson study，不但教师自身能够成长得更快，而且，教育经验也能成为研究成果。这也是推进东南亚华文教育的一个重要出路。也许，这也将是我“一辈子做学生”的方式吧。

《论语》翻是翻过，但没有像读《道德经》那样深。况且，这些经典如同诗歌一样，是随着人生历练越嚼越香的。加上人老了之后，记忆力衰退，所以总得不断重新再读。

之前不断被“权利”与“义务”、“付出”与“获得”之间的矛盾纠缠，但目前也就逐渐在辩证中，拨开云雾见月明。东方社会，最关键的不是“群体”，而是其之下的“义务”。中国古代并非没有“个人”，只是没有时时刻刻把“权利”（rights）挂在嘴边的个人。东方社会的每个人——或者应该说，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人——都是在向集体履行“义务”的过程中实现个体性的。也许，久而久之，随着皇权太强大，就成为了变相的压制。而因为没有“权利”，因此要找到理由推翻腐败政权就很难。董仲舒《天人三策》要以天相来作为皇权的评判（即后来的“天人合一”），便是想制衡汉武帝的势力。或许也是这样，他从未成功地得到武帝的宠信。当今我们处处谈“人权”，也是因为纳粹审判时，出现一个大问题：根据纳粹时代的德国法律，德国将领的行为都属于合法，因此并不构成“犯罪”，于是必须生发出一个普世的“人权法”，来定那些屠夫的罪。

而到了今天，我们却把这些背景全抛开，一想到“义务”就与“束缚”划上等号，并认为那必将转化为为某种势力服务并受压抑的力量；而一想到“权利”，就汲汲然一窝蜂冲上去，认为那就是“自我保护”，加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变相影响，更强化了“个人化”的倾向。殊不知从人类学的角度看，“钱”的原始形式，叫做“礼物”；而“礼物”的作用，是为了避免部落之间的战争。到了17、18世纪，“赚钱”在西方也是为了要弘扬基督神的伟大，是间接与“奉献”对等的。只是到了近两百年，我们才“误入歧途”。

而当下，中国逐渐出现的矛盾之一，便是在“权利”与“义务”这个点上。被压抑的要“维权”，有钱的不要“义务”，社会走上的就是自我中心的不归路。就连在相对保守的新加坡，我们的孩子在言论方面，也开始出现相似的论调，要my own voice，而不在乎更大的目标或是meta-narrative。Creative thinking和critical thinking之所以在西方被成为neo-liberalism，并且被批评为社会弊端的源头，成为New rightist movement的攻击对象，也是基于相似的理由。只不过，大家总习惯停留在现象的表层，而不去追述其背后的历史发展与当前问题的形成原因。对于华文教育的衰落，大家也似乎在犯同样的毛病。也正是这样，《联合早报》只见赞扬、担忧，而不见批判。

问我，为何只说而不身体力行地去写文章进行根本性的反思？不是不报，只是时机未到。不想自己的观点，被现在的讲华语运动掩盖。所以，等运动接近尾声时，再来棒头一击，希望能在5月份掀起一场关于华文教育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