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领悟

从昨天到今天，有了两大领悟：

1）听了一个讲座，谈的是“五四运动”的“民主”，才初步理解了“共和”（Republicanism) 与“民主”（Democracy）的不同，看到了中国社会如何从康有为、陈独秀二人关于“宪法与孔教之争”开始，就铺下了种种概念上的二元对立链条，以至于今天谈民主，只能是傻傻分不清楚。在过程中，也纠正了自己许多的偏见，原本内心的矛盾，开始有些释怀。如精英治国与群众附和，长期是困扰着我的，然而一旦联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古罗马行政体制、Machiavelli《王子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逐渐明白一点：长久以来，共和政体总是围绕古希腊Monarchy-Aristocracy-Polity的三个柱子的相互平衡而发展而来的。因此，当自己被纳入“精英”的行列，前提是必须要拥有大部分群众所难以实践的“德性”。为其如此，才能够具有领导的正当性（leadership legitimacy）。


但现代社会的进程，总是会带来许多变数：

一、当群众开始脱离卢梭构建的“人民一体”，成为千万个独立存在的总和时，原本完美的理论建构就必须有所调整。实际上，在排除偏见之后，我开始发觉，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是最接近西方经典论述的。这符合卢梭会在《社会契约论》中的断言：最完美的政体，只能在小国内变成可能。话说回来，现在我们面对的趋势是，人民越来越对精英的能力与德性有所监督与检视。这本是好事；但其中最大的问题，总是在于群众总是从自我利益出发，并总是看到冰山一角，而更甚的是，总是经由片面肤浅的认识，形成偏见，加上一些反对党人士的混淆视听，于是容易形成难以用理性来化解的强烈情绪。而一般学历较高的人，也因自己总搞不清楚状况，而对政治默不吭声——因为缺乏自信，因为不敢在未获得全局认识前就随意批评。于是，亚里士多德所批评的极端现象，即polity成为democracy（犹如monarchy化为tyranny），就变成可能。群众越来越难取悦，实际上是对领导人的德性有更高的要求；群众不愿听理，就要求政治家“动之以情”。但是，若有那么一天，精英与政治家缺少了德性与能力，或是群众的立场开始“不受控制”地成为一股难以收拾的力量（一般而言，应该就是对中立的、维护“正义”的司法权有所质疑为标记），那么，和谐将被打破，所可能发生的情况就难以预料，甚至，革命便不再遥远。


二、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经济关系成为主要的社会动力。这是许多18世纪及其之前的政治哲学中所未充分考虑的一个因素。当下，经济关系如何被纳入整个“共和”政体，有待进一步思考。然而，从陈独秀与康有为在90年前的论证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当今华人社会一个关键的大问题：当康有为主张复兴孔教的时候，陈独秀的判断却是要形成“以经济生产为原则“的个人伦理。两周前去旁听了一个关于中国“个体主义化”的研讨会，讨论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当下看到的中国问题，是20世纪初种种论辩的“春风吹又生”。试看许许多多当代中国研究者，不是主张中国趋向多元声音、多元立场的思想辩论吗？但历史阶段毕竟不同，从“救亡”到“崛起”，时代的命题决定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个性的困境，以及掌握经济实力的中共政府的必然参与。

而反观新加坡，面对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在一种有传统塑成的群体性价值观和在经济市场中所需要的个体化伦理之间，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怎么走，这都需要研究，包括社会学的（看人民究竟是怎么想到），也是哲学的（以理性逻辑将对问题的认识串联起来）。问题是，这需要独立与各方的知识分子，而小国很难有这样的人出现。不过，这个问题绝对有深究的必要，因为当下许多青年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其源头似乎便在于此。


2）换个调子，谈些感性的。最近看台湾偶像剧《爱就宅一起》，女主角对漫画人物“卡沙巴王子”近乎迷恋的状态，令人不解。但昨晚做了个梦，梦里要去保护一个叛逆、邋遢、不爱学习，根本性格却不坏的一个俊俏王子。醒来后，不记得他的脸，但感觉他似曾相识，好像是我生命中出现过的人；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整地符合他的全部。在一切表面的不完美之下，他给我的感觉，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是我必须用毕生去守护而甘心为其牺牲自己的，是大于并高于我整个生命存在的。他，应该就是神，而只活在我的心中，属于我一个人。那种感觉，我终于懂了。至于他是不是我，以我有限的词汇，只能说“若即若离”。也许，就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所说的，在我们的先验世界（a-priori）里，有着将主宰生命者“他化”的习惯。而神，在我看来，便是我们至死必须守护的一片纯净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