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

我们常说“文史哲”不分家。但凡人便有精力的局限，也就只能有选择性的偏重，直到自己尽可能地“全方位”。

从一个理科生，我本科转向了文学，研究生则转向了教育学（社会科学的分支）。有时，会不禁问自己，博士要念什么。似乎，路总指向教育政策，但我不想念行政。反观自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去懂多写新加坡教育发展史，要了解年轻人思想转型，然后以此为基础，去探究教育的发展。归根结底，我想，便是重新对此问题的再反思、再认识：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再追问下去的话，就必须要问：现代社会里的人，究竟是什么？

于是，在不知不觉中，就朝哲学的领域进军，只是很多人可能没搞清楚这点，就已经成了个Doctor of Philosophy，亦称“博士”。

到今天为止，我依旧相信周作人的一个主张：人要有一半的时间工作，另一半的时间则应该花在自己那些无关紧要的花鸟虫语上。对我而言，教育是自己的工作，同时也是本位，但亦是毕生的支柱。而有些时候，会问问自己究竟人生的“花鸟虫语”是什么。也许，就当下而已，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特别再次去深入认识中国，是一种能让自己愉悦的休闲。之所以愉悦，是因为无需背负强烈的责任感，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戏、赏戏。于是乎，丑陋的中国人，也是诗人脑中的浪漫构想，因若即若离而成为美。但对新加坡，即便遍地绿荫、花团锦簇，却总是有重力感的。估计，这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吧，尽管这句话总给人过于“英雄主义”的印象，仿佛只能成为烈士。

今天听了个讲座，才发觉原来复旦社会学系与UCLA的中国研究所，已经对中国的“个体主义”与当代道德等问题开始进行学术研究，可喜可贺。估计，在新加坡，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也得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知道吗，这其实已经是我博士研究课题构思中的一环）。

而如果问我，今天有何大启发，估计是这一点：对性别之间的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自己从来就觉得，这西方的“女权主义”以及有此繁衍出的一系列讨论，总是太多意识形态化。而今天才了解，女性问题值得关注，恰恰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长期处于边缘的女性，往往是进入中心而对旧有秩序起着结构性变化的主要力量所在。就拿台湾的佛教组织慈济而言，正是一位女性，让佛教的运作模式得以变得“入世”，并对传统教义进行重新阐释。

其实，这边缘—中心的权力地位对调，也许便是人类社会变革的基础。这看似是废话，但至少从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的角度，在21世纪的今天，除非地球快毁灭，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不去认识各种社会力量的彼消此长。凡尝试过去将这些因素利用文字明确化的人，必然知道这要比想象中难许多。文字、概念、关系、逻辑，这本来就不是容易掌握的；更何况，人还得时时刻刻活在生命之中，又同时必须置身更高处俯视生命——仿佛是水，一下是地球表面的大海，一下是蔚蓝天际的白云。

凡事总需研究，方能明白。这是鲁迅的话。再延伸一下下，就能明白为何学历越高越谦卑：就因懂得越多，才越加懂得自己不懂的，于是成了个无底洞，最终学了一辈子，到头来就是苏格拉底一句“自知自己无知”。但同时，却已照耀了后世。近来似乎看清了，万事万物的意义，皆为后人评定，于是不再有希望或绝望，只是不断在现实的虚无中，破坏和创造，创造后又等待着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