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時間已經過去八十多年，但如果你願意偷得浮生半日閑，沿着港大「梅舍」（May Hall）後邊的小徑，向山上一步步走去，不斷繞幾個綠意盎然的彎道，再鼓勁爬到山頂，當可聞到朱光潛當年所吟詠「太平山頂晴空中海風送來的那一股清氣」。
又或穿過港大校園中心的荷花池，清風、荷香伴隨矗立的孫中山坐像，仔細端詳，似仍可聽見先生於一九二三年所作感人的演講。三十年代末，許地山、陳君葆和陳寅恪在此留下了歷史的足跡；隨後二戰期間，「陸佑堂」作戰地醫院，則依稀可尋找張愛玲筆下的痕跡。
再往上回溯，留美幼童梁誠、周壽臣等發起港大籌款……，這一切都是百年港大曾經有過的人文傳統，彌足珍貴。
港大：民國同齡人
二十世紀初，中國正處於水深火熱中，內遭封建統治之苦，外受列強瓜分之厄；當時的香港，業 已淪為殖民地逾半個世紀，在英國管轄下，成了亞洲地區西化都市的典型代表，可是教育事業卻始終裹足不前。英人認為，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人口不多，不需要 一間大學，創辦大學實屬奢侈之舉，故有關提議乃遭否決。
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香港《德臣西報》（China Mail）刊出該報經理、澳大利亞人唐納（Donald）題《在香港建立帝國大學議》的評論。文章指出，在未來的遠東和中國，將會出現英國和日本的角逐， 在香港創建一所大學，可吸引中國南方甚至北方的學生，這對英帝國建立一所大學是很有價值的投資。唐納道出了其時英國人要在中國土地上辦一所英式大學的用 意，但此一訴求並未立即獲得回應，港督彌敦（Nathan）反應冷淡，認為在香港辦大學並不能迅速達致預期效果。
直到一九○七年七月，新任港督盧押（Lugard）到職，他對《德臣西報》同年十月再次呼 籲在香港建立大學極表贊成。翌年一月十七日，盧押在聖士提反書院（St. Stephen's College）頒獎典禮上致詞，希望這所大學成為遠東的牛津和劍橋，並且表示這將為香港和中國帶來利益。此後，盧押和社會熱心人士積極籌集資金，香港大 學始有以成。其中，晚清第三、四批留美幼童（即洋務運動中，清廷所派遣的留美學生）周壽臣、梁誠，出力最多；兩人最終被英王頒授爵士勳銜。
一九一一年三月，香港大學成立，於翌年九月正式開學。
盧押重申香港大學的辦學宗旨：港大是「為中國而立」的大學（A BRITISH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FOR CHINA），它的任務是「幫助新的中國從地平線上升起來」。 為此，港大應效法伯明罕(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利茲(University of Leeds)等大學重視應用科學，並且向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學生開放。同時，港大應使用英語教學語言，以便擴大英語在遠東的影響；他建議通過接受中國內 地學生，增進中、英間的相互了解。盧押對建立港大的意義作了很高的評價，認為這將成為殖民史上的分水嶺，使英國從取得(殖民地)的時代轉入發展(殖民地) 的時代。他還期許港大的畢業生，將來能在四億中國人民中產生無窮盡的影響。
然而，在開始階段，香港大學不過是藉藉無名、偏安一隅的學府。由於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和中國大陸高校紛紛成立，內地學生赴港求學者為數甚寡；港大為「中國而立」的辦學初衷並未得以實現。美學宗師朱光潛於是成了箇中的佼佼者。
朱光潛：異樣的北京學生
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二年，朱光潛被教育部選派到香港大學攻讀教育學。他在晚年的文章《回憶二十五年前的香港大學》中，稱香港大學「洋氣十足」，而「北京學生」則成了中國內地學生的代名詞，也是「寒酸」和「異樣」的代名詞。
由於「『北京學生』大抵是化外之民」，朱光潛在這期間學會了「容忍」。他對學校舉辦的各式 各樣活動望而卻步，對同學用以調侃他的「Wise Men」（Wise Men，比「Queen fish」較好聽的代名詞）諢號，置若罔聞。午後，沿着「梅舍」小徑蜿蜒而至山頂，成了他難以言喻的「癮」；下山之後，享受一頓美味的晚餐，則成了他「最 留戀」的大學生活。
不過，朱光潛在港大亦曾獲得許多同窗和師生情誼。他在這段期間認識了各種性情不同的人，對曾是「閑時玩味」的同學念念不忘，溢於言表；他「永遠不會忘記講授英國文學的辛蒲森教授，以及講授英語語音學的雷德教授」，兩位教授不僅給了他知識，還包括生活費和書籍費。
對於母校的厚愛，同儕的相濟和師者的諄諄教誨，朱光潛自始至終銘刻在心，不忘感歎「這就奠定了我一生教育活動和學術活動的方向」。
孫中山：我有如遊子歸家
一九二三年春天，一個天朗氣清的早上，孫中山途經香港，應港大之邀發表演講，並與學生作近距離接觸。
且讓時光回轉，一八八七至一八九二年間，孫中山就讀於香港西醫書院。在英國式的教育和管理模式下，孫中山深受中西文化的熏陶，這一黃金的求學時段對他的革命思想孕育了深遠的影響，並為日後以香港作為革命大後方奠下方便之門。
一八九二年，孫中山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西醫書院則於一九一三年併入港大，成了香港大學的前身。因此，孫中山在演講中公開表示：「香港及香港大學，乃我知識之誕生地也」，並坦言自己的感悟：「我有如遊子歸家」。
自創辦以來，港大沿用英式學制，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並不重視中國傳統文化教育。
至一九二六年，這十四年的光景都沒有正式成立中文系，只設置一些傳統的經學課程，由辛亥革 命後避居香港的晚清翰林賴際熙、區大典等主持。一九二五至一九三 ○年，當時在任的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對中國傳統文學情有獨鍾，他和這些「晚清遺老」相處甚歡，積極向港大建議成立中文系。經多番周折，中文學部終於在一九二七年成立。
「五四」闖將，學不更輟
但是，落在前朝儒生手上的中文系，用文言文讀經尊孔，和前清時代並無二致。直到一九三五年，許地山出任港大中文系教授，學風丕變，從此才孕育出新的氣象。
許地山學貫中西，知識淵博；待人接物總是抱着一片和藹與真誠，永遠保持熱情，因而深得同仁的敬重與青年的愛戴。他早年曾參加「五四」運動，是接受「五四」新文化浪潮洗禮的知識分子，故有「五四」闖將之稱。
仍不得不提胡適。一九三五年，胡適南下接受港大頒贈他一生首個名譽博士學位，他向校方提 議，港大中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的主任應由中國學者擔任，此人應畢業於英國大學，對中西文化有精深造詣，在學術界享有權威，而且還應是南方籍貫，諳閩粵方言， 這樣才不會生隔膜；港大若能聘得這樣資格的學者，中文學院必有所成就。其後，校方採納了這項建議，經胡適介紹，許地山於一九三五年秋受聘香港大學，主持中 國文學系，成為繼醫學院王寵益教授之後，第二位出任港大教授的中國人。
許地山改革中文系
不少學生因許地山的到來獲益良多，著名史學家金應熙在《悼許地山師》一文中深情追憶：「先 生卻是最恨敷衍了事的，他對每一課都認真預備。有幾次我到中文學院上課，比預定上課時間早，已經看見先生在教室認真預備，翻抄上課時需用的參考書籍了。在 上課的時間，有時偶遇一二個意義不明的詞，先生也從來不肯放過，總要找到解釋才休的。」
許地山以「五四」闖將的姿態與熱情，致力改革中文系，把當時的「中文部」正式改為「中國文學系」，開辦文、史、哲、翻譯等課程。然而，大學當局很快便滿足於這樣的改革，沒有積極提供更多的資助，中文系仍無法獲得大學當局的重視。
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許地山心臟病發逝世，終年四十八歲。港大教職員、學生、燕大旅港同學會、北大同學會等各界代表近千人參加祭奠儀式；港九鐘樓鳴鐘，下半旗致哀。許地山的墓地位於依山傍海的香港基督教永久墳場，碑上刻有：香港大學教授許公地山之墓。
許地山、陳寅恪患難相遇
國學大師、時任香港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的陳寅恪，為許地山獻上一副「親切且情文兼至」的輓聯：
人事極煩勞，高齋迎客，蕭寺屬文，心力暗殫渾未覺。
亂離相倚托，嬌女寄廡，病妻求藥，年時回憶倍傷神。
這裏應稍作筆墨，陳寅恪與許地山之間尚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淵源。
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許地山任教於燕京大學，同時在清華大學兼課教人類學，與陳寅恪堪稱「同事」。兩人志趣相投，交往甚密。1937年「七七事變」 後，陳寅恪攜眷逃難至香港，由於人生地不熟，加上不諳粵語，生活頗困頓。就在此時，時任港大教授的許地山前去探望，適時伸出了援手。其後陳寅恪因戰事滯留 香港，無法赴牛津大學就職，經許地山多方聯繫，港大決定聘任他為客座教授，以解陳之經濟拮据，兩人感情更益加深。
許地山逝世後，港大中文系的職位需人接替，陳寅恪自然是適合的人選之一。但時局轉壞，不出數月光景，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進入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 期，陳寅恪遂辭職賦閑。日本當局持日金40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他堅決不予就範。1942年春，日方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佔的上海授課，他再次抗命並 出走香港，取道廣州至桂林，先後任教於廣西大學和中山大學，不久遷往燕京大學。
張愛玲：華美而悲哀之城
在港大所有故事當中，自然不能遺漏了張愛玲。
中學時期的張愛玲已被視為天才。1938年，她考進了英國倫敦大學，卻因戰爭爆發無法前往。1939年秋，張愛玲轉入香港大學中文系，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無奈在1941年，日軍南侵，香港淪陷。
「戰爭開始的時候，港大的學生大都樂得歡蹦亂跳，因12月8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載難逢的盛事。」然而，後來的日子卻要在歇斯底里的擔驚受 怕中度過。忽而，「一個炸彈掉在我們宿舍的隔壁」；忽而，「黑漆漆的箱子間裏，只聽見機關槍『忒啦啦拍拍』，像荷葉上的雨。」休戰後，女學生們在「大學堂 臨時醫院」做看護，面對着因戰爭而「浪費」的生命。對於戰爭，「和平反而使人心亂，像喝醉酒似的」。張愛玲在《燼餘錄》中，盡情表達了對戰爭生活的冷靜與 反諷，可見戰爭之於她「切身的、劇烈的影響」。
張愛玲在未能取得畢業就與其好友炎櫻同船返回上海。期間，她投身文學，創作了《沈香屑──第一爐香》、《沈香屑──第二爐香》、《傾城之戀》等以香港為背景的作品，讓往後無數的讀者緬懷不已。
戰時的香港，正如張愛玲在小說《茉莉香片》所形容，「是一個華美的但是悲哀的城。」由於遭受戰火的蹂躪，就連平日供給她知識和樂趣的馮平山圖書館亦無法倖免於難。
陳君葆：那些書，那些情
在腥風血雨和戰亂的年代，莫說書本，就連人命亦危如累卵，但此中卻有一愛書如癡的陳君葆。他當時任馮平山圖書館館長兼中文學院教授，為了保存南京中央圖書 館所託付110箱共3萬冊善本書，忍辱負重背上了「私通敵人」、「盜取中國古物」的罪名，並且在日軍監視下埋頭整理館藏書籍。
戰爭中，日本人帶走了那110箱善本書。直到戰後，陳君葆對此念念不忘，毫不放鬆四處奔走托人打聽書本下落。最終，皇天不負有心人，110箱書終於從日本人手中物歸原主。應該說，陳君葆奮力保存下來的不單是珍貴的善本書，更是國家重要的文化財產。
1947年，英國政府頒給陳君葆OBE勳銜，讚揚他的盡忠職守及犧牲精神。陳君葆終生堅持撰寫日記，至棄世方休。他的日記內容豐富，提供香港30至40年代巨變時期完整的圖像或側面反映，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
港大的光榮
時光荏苒，斯人已逝。
從孫中山、朱光潛到張愛玲，港大不但培養出了令人敬意油生的名字，並且從新文化運動倡導者胡適，再到許地山、陳君葆和陳寅恪，這些名字亦與港大休戚相關，令港大備感光榮和自豪。
如今，這個城市中的每個人都在匆匆趕路，無暇顧及這些名人大家留下的空谷足音。又或許，曾經振聾發聵的聲音，已隨歲月流逝不復存在，但他們遺留下來的精神和品格，則有待我們重新發掘和思索。
胡興榮
文匯報 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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