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件重要的事

1. “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九十年前的思想争鸣，在20世纪中叶被世界战争与阶级斗争拦截之后，随着中国的崛起，重新复苏。如王赓武、郑永年两大教授指出，问题的本质是一样的，只是时代背景变了，从“救亡”转向了“崛起”。什么是“德先生”？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如何权衡？中国人的奴隶性当下如何，是否应该如成龙说的还需“管一管”？现代性是什么？自由是什么？传统与进步之间如何取舍？宗教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知识分子如何为自己定位？

九十年，华人社会究竟从五四精神中获得什么？究竟“现代化”到了什么程度，净“进步率”又有多少？更重要的，也是知识分子和思想界应该去弄清楚的是，究竟在思想传播的过程中，各种“主义”的内涵是如何被理解、误解与刻意曲解的？从“达到孔家店”开始，现代社会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将许多看似相关但其实可能关系不大的现象、历史事件和思想，进行了逻辑上的挂钩。于是，反封建就得反孔教，因为儒家思想几千年来被政治利用；反“君主”就要提“民主”，却把“共和制”（三权分立）流放到边缘（也可能是这样，当今中国“党领导一切”的整体、法律制度的难以健全、贪污腐败、缺乏监督的问题便有了可能性）；然后，天安门事件，民主就被等同了激进民主主义，成了大家不知如何去面对的问题。这是简单的概述，但其中的种种误区，若思想界无法澄清并理出头绪，中国最后将可能陷入思想混乱；而如果开展思想辩论，也可能因为以同样的“名”谈不同的“实”，于是出现各种交锋中的论述错位，风马牛不相及的情况不难预见。结果只有是思想界的僵局，然后让政治权利获得最终的解释权，渔翁得利。


2. “六四”运动二十周年与学生民主运动

”六四“不远了，而此刻港大也正在上演“民主剧”：校内在举行公投，试图罢免学生会主席，只因他”客观“地对”六四“发表了一些看法，与港大学生会一贯的”平反“立场有些摩擦。真好玩，这”民主“，带着面具否定理性思辨（以大部分人的声音来成事，不论立场是否值得重新思考），同时又从”自由的逻辑“上为自己找寻合理性（就连学生会主席都在《星岛日报》上说，欢迎大家罢免他，如果他们成功就证明民主的力量）。如果我投反对票，是因为我赞成该主席对”六四立场“应重新评价的言论；而如果我投支持票，就因为他在《星岛日报》关于民主的言论。说到底，这些本科生，都在傻傻分不清楚地玩政治游戏。有时，我会想，他们与1989那些不顾大局、最后自己都迷失方向的天安门学生领袖，又有何异？总觉得，六四要平反，是因为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军人不能向学生开枪；但从所谓的民主角度出发，天安门事件到了后面，就已经是失败的了，那个时候就应该收手，像当下泰国的”红衫“领袖那样。自己失败了，再来喊”不公平！要平反！“，本来就是一种另类专制。也许，我们该去看看，法国大革命中几次的政变，是否有人之后还在那里大喊”平反“？


3. 公民社会的纠纷与新旧思想信仰的对峙

新加坡女性机构AWARE近来上演领导层争夺战，最大的论证点在于如何看待女性同性恋议题。扩大地说，这是两大课题的缩影：

一、“进步”与“保守”的思想之间的对峙，已经开始浮上表面。而很多时候，在希望思想开放、不愿政府插手的前提下，社会需要通过理性的辩论在许多问题上达致共识，或至少有一个能够允许矛盾立场和谐共存的空间。在新加坡的语境之中，我们甚至还没资格去谈这一步，因为许多的思想、信仰、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对立，还属于潜流。要不要将他们明确化，本身也是一个存在着分歧的问题。但我觉得，是时候了。

二、我一向认为，公民社会不止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到一起，向政治权力挑战的途径。从统治的角度，公民社会不失为一个将个体意志组合并赋予理性化制衡的方式。对任何政府而言，也许威胁性最大的，是群众不透过正式成立组织、自发的congregation，但这是双刃剑，能很快见效，也很容易被当权者以或软或硬的手段镇压。但是，在华人地区，公民社会的内部运作，及其作为一类群体在社会运作中的定位与角色，还有待探索。在“以和为贵”的中国（以及新加坡），要在政治领域与政府对立，或是成立类似香港的“公民社会”，对政府采取批判姿态，似乎还有些遥远。至于零散的声音，除非被捧为时代的英雄，否则，也只能犹如菜市场的喧哗中的一个小杂音。而香港的公民社会，有时带来的却是乱，以至于港府总给人“无能”的印象；而社会大部分人似乎也只是以“看热闹”的心态去对待一切论争，心里在乎的仍旧只是钱、钱、钱……


4. 新加坡讲华语运动三十年

论文已经写出来了，现在就是要深入浅出地综合自己的观点，将其对社会大众进行表述，以推进各方的商榷与讨论。

结论却是很容易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只怕弄明白的那一天，却大势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