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回归，十年艺术

到香港快一个月，听说艺术中心正举办《面值十岁——香港艺术1997 – 2007》的展览，便本能地觉得有参观的价值，希望能“以小见大”地窥探香港回归后的文化。

艺术中心塞在湾仔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离繁忙街道其实不太远，却仿佛与川流不息的午休人群有着看不见的距离。也许，那是艺术中心周围环境的静谧，给予我的错觉。不过，艺术不就应该这样，与“忙碌的功利性”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吗？特别在香港这个“闷锅”之中，偶尔的平静其实是一种幸福。

乘搭电梯上五楼展厅，视觉捕捉到的第一幅，名为《维多利亚城》。港岛上具有标志性与历史性的建筑，如国际金融中心（IFC）、中国银行大厦、AIG大厦等，一一化身为婀娜多姿的女郎，钢铁水泥玻璃成了女郎的外衣。每个女郎头上，都标有建筑名称与建成的年份。更有趣的是，每个女郎通过体态、姿势所散发的气质，恰恰凸现每个建筑所具备的特征：IFC女郎的尊贵、中银女郎淡淡的高傲、文华东方酒店女郎的羞涩……

海港线上的建筑标志，往往是游客认识香港的第一道窗，并且常在夜晚时分，在灯花的衬托下，给都市人一种奇异的浪漫感。《维多利亚城》似乎就象征着城市建筑与人之间那份说不出道不明的微妙情感联系。

历史与国际化的进程，使不同的文化汇聚于香港，但如何相互融合，确立个体的身份，似乎是许多人的困扰。对此，艺术家的呈现方式各异：有画家以“恶搞”的方式，将“马背上的拿破仑”替换成了关羽，把卡拉瓦乔的《圣保罗的死难》替换成了《西游记》十四回唐僧让悟空带上紧箍咒的一幕；有将中、英、粤三种语言与历史交叉成艺术作品的；也有纯粹通过抽象主义与艺术手法，试图在中西文化和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精神与心灵平静的。然而，殊途同归的结果，总是反映出一种“未完成”状态——艺术的、心灵的、个体的。

政治讽喻意味的作品，也是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元乐队》刻画了邵逸夫、何鸿燊、李嘉诚、龚如心等六位“商界元老”，收持乐器，唱着“All I need is love!”。画家的解释只有一句“If all these senior people can rock, Hong Kong can be totally astonishing”。意思浅浅，令人失笑，却有力地传达某种在我看来既有对商业文化，也有对传统的多层次隐含意义。

《三国演义》，也相当有新意，由三幅鲜艳非凡的画组成。第一幅“死亡”，在一片白莲、黄雛菊（英国葬礼上常用的花）与都铎玫瑰（英国国花）中，刻画了最后一个港督克里斯•培顿（Chris Patten）及其女儿艾丽丝，还有象征港民的“纳粹忠实者”，带出回归前的不舍与对殖民地的爱恨交加。第二幅“诞生”，画家把董建华刻花为一个巨大的机器人，在熊熊烈火中摧毁城市。第三幅“重生”，则是铁笼中的曾荫权。大量交错的亮色，反衬港人对回归后的政治领袖的疏离与不啻。

正当我在思索着香港政治对港人的意义时，赫然发觉自己走进了一堆“死蟑螂”之中，险些反胃。这也是艺术品之一，名为《曾荫权是一只只有消化系统的甲虫》，讽刺特首如何拆除古迹，将其化为经济数据“吞回肚中”。在展厅另一处，艺术家也把北京的“鸟巢”塑造成了一只肥硕的大蟑螂。长久以来，政治总是对艺术起着刺激与契机的作用。立法会选举刚过去，我只觉得自己是个看客。但是，当报章评论与艺术加工相结合，自己仿佛能很直接并感性地体会港人对政治的复杂情怀。

我曾通过龙应台的文字，略窥港人的身份危机。看完展览，我却觉得，模糊不清的个体认同，虽然令人不适，但只要不忘自省，不放弃思索，不确定性其实也是无限的可能性。香港的艺术家，明显对此有着清楚的意识。

那么，新加坡又如何呢？

（此文章刊登于上星期天的《联合早报》新声带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