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转舵：从“群体”到“群体中的我”

内地最近出了本《中国不高兴》的新书，《联合早报》报道说，有些读者认为是“敢为今世开太平”，而很大一部份的中国人，包括社科院的学者，则对它嗤之以鼻。

我不知道，究竟大部分的中国人不买这本书，是因为真的认为自己的国家已经走出了《中国可以说不》的时代，或是纯粹对该书从以意识形态和”中西对立”的姿态出发感到厌烦（就如普遍上对中共“思想工作”的自觉疏远与排斥）。如果问我，我估计不会花血汗钱去买，但闲暇时我倒不介意去图书馆借来翻阅。只因为，我觉得那本书中涉及到的问题，如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芥蒂、国内民族主义等，都是有讨论价值的。问题往往在于讨论的方式。

我眼中的中国人，不再稀罕那些从“群体”层面出发来宏观讨论社会问题的言论，除非作者能够提供一些惊为天人的原始史料或研究数据作为佐证（如在内地被禁、在香港狂销、在网上广传、谈“三年自然灾害”的《墓碑》）。估计，他们更容易被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或是王小波一类的文章吸引。这是现代思想的路数：每个人都在“个体化”，但由于东方社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犹如基督教中与神之间那份无法割舍的联系），因此大家都是彼此相连的一个个的“自己”。周作人一百年前那“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估计放到当下，仍有“名名”的价值。

两年前读马塞尔-毛斯（Marcel Mauss）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对“完整社会事实”、“象征实体”等概念大多一知半解。但思考之神常牵引我在人生之梦与梦之人生中，借由理性与艺术的力量，从感知的现象中去领悟抽象概念的意义。于是，越来越明白，在这种思想转型的格局下，评论写作的角度，应走微观社会学的路，相信每个人自身都是一个宇宙。谈任何的社会问题，不再只能停留在“群体”，而需要迈向“群体中的我”。作者与读者之间，是一对一的“交谈”。社会课题，不能存在于“作者之外”，更不能让读者觉得，怎么“我”就包括在你谈到问题之中，而身为作者的“你”反而如同处于天国的宙斯（Zeus），置身事外而不断对“我”抛掷神圣的闪电。

也许，越是“后现代”的社会，就越需要这种同理心。奥巴马（竞选时）散发的领袖气质，不也是因为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