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出狂言

一位朋友发来邮件，其中提到：

偶尔听到你的一些狂言（其实也并非偶尔），不管虚实，现在的我已懒得理睬（虽然以前一度相信；口耳相传真的确很有影响力；尤其是半明不明的叙述），只是想劝你说话要留意点，尤其要观察人心。信任不是靠感觉的，是靠长久交心与认识的。所以在‘得意’（开心）时不要‘忘形’（口出狂言），收起一些些坦诚，展现多些观察，然后再看看什么话可以对什么人说。

于是，作了以下回复：

如果说"狂言"，也不外是关于华文教育，或是更广义的做公务员时的行事风格。不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但如果是贴近"打压"、"控制"、"压迫"一类的话，是的，那确实是我说的。要称之为"狂言"也行，但那真的是我的真心话。特别是来了香港之后，自己学会了一件事：从来就没有办法取悦所有人。很多人其实为了自我利益在行事，包括我自己。对于我，我相信的是，当我接受担任某一个职位时，我会以这个职位要求我达到的"群体利益"出发，而尽管我会愿意接受其他的意见，但当任何人的想法或作风与我要达到的大目标冲突或是背道而驰时，他的日子不会好过，就是那么简单。当然，这不是说我会以"压迫"的手段去应对。学了4年中国文学，就总要掌握"文人相轻"的道理。这背后的意思就是要"尖酸刻薄得很温柔敦厚"。这是一种手腕，而只要是政治家，血液里都或多或少有这种特质。当然，这很容易沦为"权欲"，但世界从来并不是黑或白。最后，会发现，要左右逢源，最后只能是一事无成。就连批评家，也从来不是平等看待所有世人的。龙应台教会我的是，"要学会偏激"。然后，从偏激中学会找到一个立足点，并把眼光放在群体利益的终极目标。别人转述时，也许会曲解我的意思。就让他们去说吧。最后，如亚里士多德说的，行动才是关键。佛祖也说过，karma is intention。

这也就是说，当我好似不看对象地说狂言时，我其实有着这样一种心态：我对自己所说的，带有一种真诚。即使在别人那里看似狂傲不羁，只要我懂得克制，就够了。因此，我会不介意对所有人说出同样的话，而不需要选择性地看对象。至于那些gossips，我从来就没在意。这也正是为什么我的笔名是"素怀"，blog 的副标题是"白心于人前也是一种姿态"。把自己赤裸裸摊开在所有人面前，并不意味着我没有秘密，而是说，我把自己的所有想法展现给你看，你要断章取义我无所谓，因为我的复杂性也已经铺陈在你面前。鲁迅不给看客看戏，我偏偏就要让那些注视我的人看到他们眼花缭乱，有gossip的话题。最后，他们也会闷的，或是开始自我怀疑（就如你此刻的半信半疑——究竟炜雄是什么样一个人？）。戏中戏，戏中戏中还有戏，这就是对付那些故意耍弄我的人的方法。只有负面的评价，才能让一个人的好凸显出来，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相对主义。

这也就是说，除了那些已经与我行万里路的朋友，我从来就没有完全过任何人，也从不完全信任别人说的一切，特别是可能与我产生利益冲突的人。谁有可能反咬我一口，我心里是有数的。自从A君的事后，我也学会了：永远要给自己留后路。

而当然，这整份邮件也可以算是"狂言"，但从哲学意义上说，一旦文字写了出来，它们就有独立生命，与作者脱离关系。很多时候，文学理论只从"读者的阐释"这个层面看问题，却没有预见现实生活中，一个心机重的人，他的文字其实全是与他无关的躯壳。要摆脱文章的责任，其实很简单的——逻辑背后本来就有漏洞可利用，就看人需要用到什么程度。因此，文字狱从效果上是最明显的，但从策略上却是最笨的。真正聪明的，是魏晋玄学家那种不动声色地以道家思想灌入儒家思想，但最终的目的依然是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性。仔细读刚刚这句话，其中的蹊跷也正是魏晋风度的精神核心。把其他人的手法或过程误认为那个人的最终目标，把现象中总结出来的个人判断作为对他人的固定见解，这类人其实最无知，而且才是真正单纯的。

很感谢你能够把这些话告诉我，证明你还是很真切地看待我这个人。但你也一样，千万不要太信任人，包括我——出卖总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我很明确地把朋友分成两类人：一类人，是"出卖"我但其实已经掉入我的陷阱，或是我早已铺好退路；另一类，也就那屈指可数的几个，是我信任并 "允许"他们出卖我的人。对后者，我从来不写邮件，也不谈教育，更不讲理想。对他们，我只展现我自己，而且只用死无对证的言语沟通。

香港这几个月让我明白的是：越是交往得越深，你就越不知道别人何时在戴面具，何时把面具脱下来喘一口气。越是看起来单纯和简单的人，你其实就离他的本质越远。这个教训，是我对你的坦诚所能给予的报答。


我真的疯了？不见得，只是突然发觉，人可以有很多面，而我至少是有三面的：作为政治家的我，作为教育家的我，以及，作为独立个体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