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妹发电邮来，认为我那篇《历史阶段与国民思维》“后一段太片面了，不能一竹竿打倒整艘船”，并“觉得这个问题（新加坡）有改变的趋势，感觉这个观点并没有提供新的视角”。以下是我给予她的回应：你的感受，我能理解。甚至，在下笔的时候，我也考虑了很久是否要这样写。但是，有几点是促使我最后如此写的：
1、我们这一代人是否真的改变了，还是长大后依然会走上我们父母的路子，这很难说；
2、对于那些没改变的，我是否应该再把问题提一次。因为，大家都以为情况改变了，于是在"批判"方面容易松懈，但self-fulfilling prophecy不一定就是现实，历史也有重演的可能（在这一点上，凭借我得到的读者回应，还有一些人受我的观点启发自己的思考，也就证明这个问题还有提的价值）；
3、即使有改变，这种转变背后是否以群体的共同利益为考量，还是只是追求自我的"自由"（这一点，我来不及发挥。下来，我会追加一篇文章，暂拟为《言论自由：扰攘或和声》）。
当我们以为自己真的改变了，社会也在进步时，让我们不要忘了一点：很大程度上，许多新加坡人的思想自由度，依旧是政治制度决定的。就连我们也不例外。于是，有些深层的思维模式，如果不剖析，最后只能继续做鲁迅笔下那种"奴隶，以及奴隶的奴隶"，或者是在试图摆脱时，一下子走上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路子。
有一些问题，像stayers or leavers，说了很久。但是，如果我JC时是一味批评那些leavers，那么，我现在并不会那样极端。我想，你也有过同样的思想转变？而在这种想法的迁移下，有着许多还来不及剖析的问题，如"国家"的概念、隔代移民的问题（这一点，我也打算写一篇《在"合"与"忍"之间》）等。
我希望这样的解释，能够让你理解问题的复杂性。也许，你会觉得我想得太多，有时会编制一套不切合实际的理论。但很有趣的是，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和新的Director-General of Education分享时，在大部分的观点上，我们是一致的。当教育事业着手处理某个问题时，你能够确信一点：那个问题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其实，文化评论本身也是一个问题。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国内的批评家，逐渐无法进入深层次。不知是不写，还是完全不考虑这些眼下的问题。老一代知识分子习惯以历史看当下，而我来香港前从一些教育家那里得到的启示是：从当下联系历史，但同时也要以此作为对未来可能性的铺垫、预警与展望。我不觉得社会批判是很有趣的。相反的，每写一篇文章，除了赚的那一点点稿费外，我并没有别的什么值得开心的。有些人，特别是ang mo派，以批判为乐；而对我而言，一切问题的讨论，都是以遏制某种危机的可能性为考虑前提。
归结到底，这个时代的批判，需要一种鲁迅的理想+张爱玲的生活哲学。两者之间是有些矛盾的，但背后却有着与西方知识分子思想不同的另一种发展道路。这是李欧梵的书所给我的启示，也牵涉整个对"现代性"的思考。从个人在上海和特别是香港的经验出发，我也在构思一篇文章，名为《与"市"相容的苍凉》。
知道吗，以上的这一切，都是在上海的一周内弄清楚的思绪。但是，这次旅程，除了跟Boon之外，已经感觉很难找到能够谈这类问题的人了。希望你忙完了当下的行政事务后，能够继续对这类课题有所思考。人文学科的光辉，这种批评的视角是关键。不论日后搞学术（不论什么学科），或者是做批评家，或者是写小说，如果失却了对"梦"的信心，是很难突破的。梦，不一定就和现实背道而驰。当世人都被金钱的追求迷魂时，而我们能维护某种"人"——作为一个我想专业出身的人——所应有的坚贞与不屑，或至少有着维护这个的意愿，在我看来，这就已经是"梦"。
也许，此刻的你正如我一样，站在路的交叉点。矛盾总是有的，但与其不去想，我觉得应该一方面决策+行动，另一方面思考一切行动的目的与意义。在有些方面，我们的脑是可以比我们的手脚快三拍的；但有些时候，我们也应该接受，意义总是在我们做某些事情后，为了理解自己的行为，坚持自己的决定而追加的。
雄
也许，有些人会批评我孤芳自赏，或是觉得我的傲气已经让我无法从善如流。但我认为，只要是强有力的评论，能够动摇我对自我观点的信心，那么，我没有不虚心接受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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