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阶段与国民思维

(此文刊登于今天的《联合早报》“新声带”。特此转载，以供友人阅览指教。)

年末将至的时候，人们总习惯性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这一年，游离于上海、新加坡和香港的我，体验着五味杂陈，既有发现新事物的雀跃，也有在思考问题时找不到立足点的不适。新、港、沪，作为三个南亚的经济枢纽，在政治与文化生态上却有着决然的差别，甚至是对立。上海作为中国大陆的大城市，与新、港两个小岛的差异，自然不必多言；即便是香港，在这个回归第十一年、改革开放第三十年的时刻，人民的思维、青年的自我意识、艺术的回旋空间、社会的自由风气，都发生着微妙的转变。表面上，我国开放言论空间，在各方面做出某种努力，为社会注入动感，似乎与香港有着相似性。但是，从本质上而言，新加坡与香港终归不在同一个档次上。

归根结底，上海与香港，乘着“大国崛起”的巨浪，处在一个刚探出头却必须应对许多潜在问题的历史阶段。于是，虽然外界会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凝聚力已经瓦解，人民只重个人利益，但许多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总在追寻某种社会共同的价值依据。因此，即使为自己的就业问题担忧，大陆的大学生却始终有关注现实动向、悉心民生课题、从整体局面追寻一种“相互信任的集体性”（trusted collectivity）的自然倾向。个体的眼中，总有挥之不去的国家意识——一种力求造就正面集体主义的意愿（尽管在特殊情况下，有时难免论为极端民族主义）。

至于香港这个常被人誉为商业化成分过于浓郁的城市，随着四川地震、北京奥运、神七升空与美国金融危机后所凸显的新世界格局，意识到祖国的历史性崛起，人民的思维也在慢慢地发生某种迁移。不论是反对倾向中国的“民主派”人士，或是那些主张有多些“国民教育”的政治声音，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大陆上发生的一切，都逐渐成为港人的关注点。在这言论与权益相对自由的地方，即便是“一国两制”，但或是出于身份危机的反思，或是考量日后的城市与国际局势，港人也在逐步挣脱自己的狭隘视野，就算他们依然世故或市侩。

至于新加坡，说实在的，随着我们经济腾飞，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后，我们开始害怕问题的出现。于是，保守仍旧是我国的特性。许多国家所向往、甚至认为可欲不可求的政治效率，总是压倒一切的首要考量。油盐酱醋的民生问题，成为一个党执政的合法化工具，并且逐步占据人民的思维。安逸，是我们这代人所习惯的生活常态。暴风雨来临时，我们只需相信领导人，一切问题便仿佛迎刃而解。慢慢的，在对个人成就的追求中，似乎不必去在乎什么危机。民生问题、环视全局的职责，似乎通过“社会分工”全部划分到了政客那里。个人不再觉得自己有什么“历史使命”可言，而如果不是公务员或政府人员，就似乎不必去谈“梦想”，谈“集体”。至于那些过于“意识形态化”的什么“主义”，在政治话语所塑造的“政教”之下，更是有悖“理性意识”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当许多年轻人要求政府给予他们自由，例如言论空间时，也往往是为了满足个体应有的某种权利，却似乎并不懂得如何有效地去利用这种权利，更妄论以此作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契机。

于是，许多新加坡年轻人似乎依然目光狭隘。放着国际局势不管，以为念了两年的“中国通识”课就能理解中国；或是觉得一辈子可以不用离开自己的国家，于是继续沉浸在政府为他们打造的安乐窝之中。而那些有志向、有能力的年轻人，则一方面慢慢地排斥成为一个社会或政府机制的“齿轮”，另一方面又鲜少从内心去体会集体身份的意义与重要性。于是，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速，当新加坡哪一天不再能提供舒适时，要这些才俊本着某种义务留下来捍卫祖国，将不会是件简单的事。

（作者是香港大学硕士研究生，电邮vocalxiong@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