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魏晋——骆玉明教授演讲稿

魯迅與魏晉　

我拿了很多书来，这个不是说我学问很大，也不是表示我家里书很多，拿来给大家看。而是我的记性很差，总是背不了东西。上课的时候，比如有一首诗，我也不知道抄过多少次，专门写过文章，但是我还是背不下来。有时候还要问同学，同学就在下面大叫，一句一句背给我听，然后我再抄在黑板上给大家看。

　　
　　 是一个好玩的笑话，就是有一个朋友到复旦来考研究生，我好像说过一次，什么时候，然后他说他能背三千首唐诗，我一听我就觉得心里一咯噔。我说我三百首唐诗都背不出来，你背三千首，那你不是做研究生，你想来做我的导师是不是？后来就决定不录取。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人诗背得多了以后脑子糊涂。
　　
　　 不过我这个记性之差，实在是很成问题，所以很多事情没办法。今天这个讲座呢，我也是，用读鲁迅做一次讲演的话，就是“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脱拖延得太久了，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这是鲁迅的一个讲演的开头的话，叫做《未有天才之前》。每年的讲座呢，我都想尽办法地推，同学来跟我联系，我就说：“哎呀，没空呀。等下个月看行不行。”下个月我就说：“找不到题目呀，实在找不到题目。”然后——，我就这样。我就觉得如果说我这样请别人，别人这样跟我推的话，我肯定勃然大怒：“你说什么了不起的事，偏要你说。你就不说吧！”那我这样就觉得很坦然，是你不让我说。我们学生会的同学就特别顽强，后来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说：“你跟我打交道很累吧？”他说：“没！很好，很开心！”给我一个严重的打击。那我就只好跑到这里来说一点。
　　
　　 连这个题目也是很晚才想起来的。因为说一个什么样的题目比较好呢？这个题目好像也不太完整，因为应该鲁迅与魏晋的“什么”。鲁迅与魏晋风度？鲁迅与魏晋文化？鲁迅与魏晋文学？可每一个好像都太小了一点。鲁迅与魏晋文化大概稍微能包容一下，可是“文化”这个词儿，现在用得特别的滥，让人觉得挺反感的。吃喝拉撒都有文化，好像……所以就光溜溜的，就“鲁迅与魏晋”。
　　
　　 对不起，我今天又……忘了……谁给我纸好吗？我带了点纸，但是我那个纸乱糟糟，掏出来非常难看。不是那个纸，那个，那个。唉，我经常上课的时候跟同学要这个东西。我的学生跟我的关系非常好……只有一张啊？……真的非常好，有一次一个女生下课的时候，她走到那个门口，给我一包纸，她说：“每次上课看见你跟人家要这个纸，很丢人的。”可我还是不行啊，匆匆忙忙的，出门的时候，容易忘记。就是说上课的东西不会忘的，都把它理好了。理好了以后呢，匆匆忙忙的，时间就不多了。然后总是忘记烟，忘记这个纸。这两个东西呢，对我来说都是需要的。现在好了，现在我上课的时候，每次讲台上他们都给我放着一包纸，为了不让我丢人，他们每次都给我放一包纸。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位学生。
　　
　　 赶紧说，这个题目不是很完整。但是既然有一个题目就有一个主旨，是吧？写文章没有中心思想是不行的，没有中心思想老师就不给打分了。我想这个题目的意思呢，就是讲一讲这个，从鲁迅跟魏晋文化或者说跟魏晋文学的这种关系上来引发一点思考，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问题。这好像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也还时髦。
　　
　　这个问题的关联比较的大的地方就是在于，大约从清末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一百多年过去了，这种危机状态并没有改变，是不是还有越来越深的那种可能也很难说。因为中国吧，我们知道，我们“中国”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天下之中”的意思，所以中国人把自己的国家叫做“中国”。然后除了中国之外呢，那就是“四夷”。我写几个字吧，反正我的字写得挺好的。这个态度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和文明的中心，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可是到了清末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也不是文明的中心，甚至于是一种……大概随着国家处境的越来越艰难，差不多大概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感觉到中国的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完全有另外的同中国文化不同的文化，它们也是同样有着自己的价值的。
　　
　　到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对中国人的自信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甲午战争要一百年快了……呃，一百多年了。甲午战争以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打击就更严重了，甚至于觉得中国文化的很多东西都根本要不得。“五四文学”或者说“五四新文学”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它的一个主要的宗旨实际上就是吸收西方文化。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评价的态度问题。可中国人又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有着很悠久的文化传统的这样一个民族。这样的一个民族，它很难……不像比如说日本人，它可以所谓“脱亚入欧”，它可以完全否认他们曾经认同的文化价值，就是儒家文化价值。他们可以把这个儒家文化价值给抛下来，然后完全所谓“洗面革心”地去接受西方的文化；而中国这样的一个民族，它就很困难。它很难把自己的整个的文化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另一种文化的基础上。这个呢，就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经常发生争执的问题。比较极端的倾向于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人，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时候会采取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我们知道，五四前后，曾发生过“废除汉字”这样的运动，甚至“完全废除汉字”这样的议论。极端的保守派呢，又给我们一种很大的自信。他们认为西方的文化只是一种物质性的文化，精神文明呢，还是要靠东方的。将来解救这个世界呢，还是要靠中国文化，靠儒家文化。这个好像又是吹了一个很大的牛，这个牛悬在很遥远的地方，使得我们目前又可以暂时地心安起来。我们现在虽然不如人，将来我们总是会好的。我们祖先比人家好，我们将来也比人家好，就我们现在不好。
　　
　　这里面好像都包含着很多的问题。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恐怕是这样的，就是说，寻求中国文化传统当中真正是，本来是好的，有价值的，是优秀的东西，有生长力的东西，并且使得这种有价值，有生长力的东西，有活力的东西和我们接受西方文化价值的这样一种选择，把它结合起来，从我们的文化自身中寻找到它可以趋向于我们所希望的现代方向的这种因素，把对于传统的接受、认同——当然这种接受和认同也包括着淘汰和扬弃——和我们接受西方文化的一种价值观这样的一种选择结合在一起。这是不是一个可能的事情，是不是一个做得好的事情？我想，这恐怕是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工作的人所需要做的一个工作。实际上我说的中国文化的这个危机状态其实一直都没有结束，现在是不是更严重了，恐怕实际上是，是更严重了一些。
　　
　　比如拿最简单的一点来说，中文系学生的中文一年比一年差。我这个从来不怕得罪中文系的学生，确实是这样。我教过的学生我一年一年都知道，中文系学生的中文一年比一年差，英文一年比一年好。也许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现在你去找工作的话，你说，我不会中文，也许老总看看你，呵呵，好像说：“不至于吧？”你说你不会英文，他勃然大怒：“你不会英文来干什么？！”你看薪水的多少的话，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懂英文的或者英文很好的必然就拿比较好的工资，英文比较差的那肯定就工资拿得很少。包括我们古代文学招研究生也都是这样，有很多我们都非常看重的学生，觉得非常有前途的学生，因为英语不好，考不进来。这个门卡得死死的，你怎么也进不来。这些学生都有很好的素质，我们只好另外招一些学生。我再说这话要得罪那些在学的博士生了，我就不能再多说了。连和尚庙里好像懂英语的和尚也比不懂英语的和尚挣得多一些。我们现在都努力要使自己成为懂英语的和尚。
　　
　　我呢，是没有学过英文的。我学过一点日语，日语也学得不是很好，就能看，能翻译，说呢，也说不明白。所以有时候看到比如说香港的董桥先生写文章的时候，那里面老是夹着英语。我就觉得很来气，就像见到了那个号称会背三千首唐诗的学生一样的来气，你不是就懂几个洋文吗？拗来拗去的那些中文写得不三不四的，夹了几个洋文就会好起来吗？想了半天，我说我还懂点日语，我以后写文章的时候也夹洋文，我就夹很多日语。可是人家不接受，说：“不行！不能夹日语。”说了半天我明白了。哦，鬼子也有等级的。西洋鬼子是鬼子，东洋鬼子连鬼子都不算，只算半个鬼子。这好像也是有道理的，过去留洋的回来，留西洋的一般可以在学校里可以直接就做教授；留东洋的呢，一般不太行，要看情形，有时候能做上，有时候不能做上。
　　
　　这里面的问题就是说，回到我刚才的话题上去。现在看来，怎么样对待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的问题可能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现在说是与世界接轨，这话呢，是一个说得很堂皇的话。可是，所谓“与世界接轨”，世界在什么地方呢？世界在西方人手里，一大半在美国人手里。与世界接轨其实就是跟西方接轨，跟美国人接轨。这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你说，我与世界接轨，跟阿拉法特接轨，那不行是吧。他呆在那个小屋子里没水喝，没饭吃，我们接上去也没用，不管事。但是这恐怕并不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是没有价值的。中国的文化在几千年的积累当中，养育着我们，养育着我们的整个历史。那么，它当然是有它很珍贵的地方。那么，这些很珍贵的地方是需要我们去把它发掘出来的。我觉得有一点大概还是可以指望的，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如果我们正常的话，如果我们不发精神病——因为以前我跟朱东润先生读书的时候，朱东润先生常常有很多奇谈怪论，他的奇谈怪论之一就是说中国人有一种周期性的精神病。这话和毛主席说的文化大革命7、8年要来一次好像是同样的一个意思。他说中国人有一种周期性的精神病发作。如果我们这种周期性的精神病发作能够克服的话，那么也许我们能够看到，能够在我还活着的时候，能够看到中国的真正强大起来，而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以后，那么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态度和评价也许会有些不同。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说什么东西是中国文化当中有价值的东西？这个是需要仔细辨别的。上海的一个中学生的杂志，叫什么来着，叫《当代学生》还是什么，我不太记得住，就是说也还是背不出来。我做他们的顾问。他们每年搞一次古文大赛，我在那里给他们当顾问。那么做了人家的顾问，通常总要说几句捧场的话。捧场的话要说得人家也高兴，我呢，也觉得不是很违心。所以我这些话我还是觉得应该说或者愿意说的话。那么我就说：读古文呐，要努力发掘里面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有活力的东西。我再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说让我们开心的东西，而不是让我们不开心的东西。中国古代文化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让人不开心的，是让人憋屈，让人郁闷，让人变傻、变蠢那样的东西。我上课的时候讲到元代很流行的一种谚语，或者是民谣性的那种话，因为它也不是个法令，就是说“九儒十丐”。那么中国的文人在元代觉得很屈辱。“九儒十丐”，就好像只在乞丐之上。我在上课的时候经常跟他们强调一点，我说这上面还有一个呢，叫“八娼”，“八娼九儒十丐”。在儒之上有娼，儒之下有丐。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如果这个“儒”是指那些专门教人愚蠢、迂执、郁闷、活得没趣的那种人的话，就是说那些专门给大家做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这种政治思想教育而让人活得不耐烦的那种人的话，那么居于“娼”之下完全是合理的。因为古代的所谓 “娼”是一个很宽泛的观念，它除了指那种色情业的……这个……工作人员之外，还指那个歌舞演员。那么，歌舞演员是一种令人快乐的职业。而儒吧——很多儒，或者说大多数，我不是说全部哦，说全部就不好——儒吧，一大部分是令人不快活的。所以这个儒能居于娼之下，他们应该心甘情愿比较好。我说这话的意思还是围绕刚才的话题——对不起，我有时候……上过我的课的同学就知道，我这个人上课的时候漫无边际，说了一段以后，赶紧强调一下我的中心是什么——我就在那里跟他们说这个意思，就是说读古文是应该的。中国人嘛，对汉语的历史，对中国文学应该有一定的知识，否则的话，恐怕整个生活都是很粗糙，会处于一种很粗糙的状态。
　　
　　可是有一位记者同志参加了那一次采访，后来我看他发表出来的文章，我大吃一惊。他说：“骆玉明教授说：‘现在的学生英文很好，英文能看西方经典。’”——我又没说现在的学生英文能好到就能看西方经典？这吹牛了吧？没那么好吧？——“可是却不知道唐宋八大家。”我想他小脑瓜里大概就知道一个唐宋八大家。我呢，就特讨厌唐宋八大家。这唐宋八大家分开来，一个个、单个地说，我觉得里面个把人还是比较可爱的。比如苏东坡挺可爱，是吧？这家伙挺有趣的。其他的大多没趣。但是“唐宋八大家”这个概念放在一起说的时候，就是我所说的儒的那种让人无趣和郁闷的儒。因为“唐宋八大家”这整个这个概念是一个古文传统概念，而古文传统概念就是所谓“文以载道”的概念，而“文以载道”的概念就是宣扬统治意识的概念，就这么一个概念。我就是特别地，从来也不捧唐宋八大家的场。那么顺带说，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也从来不捧唐宋八大家的场，都特别讨厌这个唐宋八大家。鲁迅的这种话说得不太多，可能要仔细翻全集才能翻到。你读周作人的散文你就知道周作人对唐宋八大家之不感冒是到了极端的，看到这个韩愈是十分的厌恶。所以，我也只能对这样的公开发表出来的 “骆玉明教授”——他们没有加那个“资深”——就觉得也毫无办法，就只好将来有一天把这些东西全部搜集起来，然后重新发表一篇文章，叫《这不是骆玉明说的话》。
　　
　　这证明我说的一点是很重要的。他在采访我，记录我说的话的时候，仍然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中国文化里面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东西是值得尊重的，值得发扬的，值得清理的；有什么东西是不值得的，是应该成为过去的。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想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态度呢，有些大家是很清楚，很明白的。鲁迅有过一个很有名的举动，就是说，一个杂志吧，让他开一个必读书目。他结果一本书也没开，在上面写了一段话。我把这一段文字带来了，这段话我特意带来了，不知道能不能立马翻出来。这不能背书是很不好的。虽然带出来了可是……我看看啊……《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在《青年必读书》这样一个栏目下面，正文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附注倒是很长的一段，他说：“我以为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这个“沉静”的意思就是不想做事，“与实人生离开”，与现实的世界，现实的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但也都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然后下面有一句很惊世骇众的话，就是，“我以为要少，或者尽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是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是鲁迅早期的，20年代的这样一段话。这段话在中国文化史上也算是很有名的了，研究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或者中国思想的人也必然会提起这段话，同时这也是非常多地引起争议的一段话。我想有一点大家如果能够明白鲁迅的话，可能读鲁迅的东西会更清楚一些，就是，读鲁迅的东西你要注意：鲁迅是一个感情很强烈的人，鲁迅并不是一个十分冷静的人。鲁迅的话里面最重要的是他的指向，就是说他指向什么方向。鲁迅这句话的意思我想是说中国的书也不一定不可以读或者说读了就一定不行。而是他要指向的是中国的文化中包含着那些让人无所作为，让人沉闷的东西。现在中国人最要紧的事情是积极地行动，是他说的敢打、敢怒、敢说、敢笑、敢骂，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确实，我们注意到，如果说外国书和中国书有不同，把它具体化我们就可以知道在鲁迅那个时代，外国书所指的主要是西方17、18世纪以来的著作，并不是《圣经》这类著作，至少主要不是这些著作。而西方17、18世纪以来的著作里面所包含的人的精神，那确实是比中国古书中所包含的要强烈的多。中国书所指的主要是中国古代的著作。相比较之下我们能够看出来鲁迅的话的指向。而实际上我们当然知道，鲁迅是一位中国古典修养非常深厚的学者，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专家。大家知道当时有一个刊物叫《学衡》，《学衡》的一个重要人物之一就是这几年吹捧得很厉害的吴宓先生。我看吴宓先生的东西我感觉吴宓先生的长处是很爱护女学生，其他的长处我不是很明白。我觉得一个老师，爱护学生总是好的，如果不是爱护全体学生而只是爱护一部分学生，那么他的一部分是好的。我说这话的态度也只能从情绪上说，我的指向不是对吴宓先生的全面评价，而是对现在吹捧的这些人的不满吧。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是《估<学衡>》，可以说写得很毒辣。鲁迅的文章常常是很毒辣的。《估<学衡>》随手在《学衡》里挑了些例子，然后把那些“国粹派”评得一钱不值。鲁迅的古代文化的功底是相当漂亮的。韵文、骈文写得是相当好。我们也知道他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专家。他的两部古小说方面的著作：一部是《古小说钩沉》。《古小说钩沉》至今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常用的一部工具书。所以我家里虽然有《鲁迅全集》，但是我还是买了一本《古小说钩沉》，因为干活的时候经常要用到它。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现在也没有完全被取代。鲁迅的诗，大家也知道写得非常漂亮。字，也写得很好看。是一个旧学修养非常好的人。也有人常常拿此来攻击鲁迅，就是说你自己读了那么多的中国的古书，却反对中国人读古书，你是什么意思嘛？我知道施蛰存先生就曾经这样做过。施先生的事，待会有时间我们再说一点。关于鲁迅跟人吵架的事情我都特别感兴趣，所以研究过一阵。我想说的是鲁迅并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其实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他很喜欢的东西。鲁迅曾经非常有感情地说：“遥想汉人是何等的闳放……唐人也不算弱。”，“外来的动植物皆毫不拘忌，便充作装饰的花纹。”他写这篇文章是看他自己买的一个铜镜，铜镜上面是海葡萄——海葡萄纹，就是葡萄纹。汉代把外面进来的东西，前面都加一个“海”字，就象我们现在说“洋”一样。海葡萄啊，海石榴啊，海葡萄这个词现在是不用了，海石榴这个词好像现在还能看到用吧，很古老的词。他对汉唐时代的那种宏大、开放，那种随意接纳外来事物的那种态度，是非常喜欢的。
　　
　　鲁迅是很喜欢汉唐文化的东西。大家知道，鲁迅在“五四运动”爆发……呃，“五四新文化”，我现在在说“五四”的时候常常要加一句说明。现在我们是常常把那个政治上的“五四运动”跟“五四运动”以前已经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混在一起说。它们其实是两个概念。新文化运动，我们不说“五四”的话就说“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写小说以前，他就在家钞古碑，那么主要是钞汉碑。鲁迅在那篇文章里面还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到了宋代的文艺，现代式的国粹式的气味就熏人。”就是说特别的国粹，所谓的国粹就是特别的固执地抱守着自己的一点点东西，以为只有自己的这一点点东西是了不起的。鲁迅下面说：“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这消息很耐寻味。”他的意思是说，当中国人很固执地抱守着自己的国粹的时候，他们就变得很无力了，很没有用，然后就是说，什么人都可以打进来。
　　
　　我们也知道鲁迅的一个计划：鲁迅曾经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或者是戏剧。这个记载的情况不一样。据郁达夫的回忆，鲁迅想写的一个《杨贵妃》。鲁迅曾经非常认真地计划过写一部《杨贵妃》。为了写这部《杨贵妃》，他考察了许多唐代的史料，乃至于唐代的衣食器物，衣食起居的东西，他都专门做过考察。但是他要写的《杨贵妃》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从各人的回忆录的情况不一样。郁达夫的回忆录是说他想写的是一部长篇小说。孙伏园，就是鲁迅最喜欢的那个学生，就是《阿Q正传》在他手里发表的那位，孙伏园记忆的是一个戏剧。可能孙伏园的记忆更准确一点，因为孙伏园跟鲁迅的日常接触更多一些。但也可能鲁迅自己还没决定，想写长篇，也想写戏剧。后来没有写成功，没有写成功是因为他到陕西去，他要实地考察地去一趟长安，感受一下唐代的这种氛围，遥想一下唐代的生活氛围。但是，西安之行让他感到非常的沮丧。一路上，整个农村都很破败，城市也很陈旧，整个文化显得非常的荒蛮。尤其让鲁迅不能忍受的是，他是被当时的陕西省省长刘镇华请去的。这位省长是一个军阀。这个军阀创办了西北大学，那么请一些名人去做一些讲演，把鲁迅也请去。但是他请去做讲演是给他去捧场，他希望鲁迅去给他捧场，而鲁迅讲的话题是《中国小说研究》，那么一点也没有对他起到捧场的作用。我们现在谁也不记得一个陕西的军阀，我们可能大概还记得吴佩孚啊，冯玉祥啊什么之类的，不大能够记得1924年陕西的一个军阀。可是在当时，这个军阀觉得读书人应该听从他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鲁迅的一路就很沮丧。不过我想鲁迅的这个《杨贵妃》呢，恐怕是根本写不出来的。因为杨贵妃是一个浪漫的文学。杨贵妃这个素材是一个浪漫的素材，是一种很华丽的素材。杨贵妃这个故事里面包含着：美女、宫廷、恋爱、政变、死亡这些戏剧当中最华丽的因素。这个很华丽的东西在那个很衰败的时代，在鲁迅的这个冷峻的——我们知道鲁迅是越来越冷峻的——在这个衰败的国势当中，在鲁迅冷峻的眼光和性格当中，恐怕很难成活。杨贵妃不能在鲁迅的手上再活起来。但是这个计划——鲁迅这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计划——这个计划让我们看到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中某些东西的一种热情。那么我今天选的这个题目，要讲的这个魏晋呢，鲁迅的这个思想、性格、情感、趣味，鲁迅如果对汉唐文化特别喜欢，特别有兴趣的话，那么我们想，从他的性格、趣味、爱好来说呢，他跟魏晋的东西关系更密切一些。如果说汉唐的东西在鲁迅的心目当中有一种遥想的依恋，一种梦思的情绪的话，那么在他的性格可能和魏晋的东西更接近一些。我所以讲这个东西呢，我想我们在从鲁迅的喜好来谈魏晋文化，看看魏晋文化中那些是鲁迅特别喜爱或者特别容易接受的。由此我们也接触了我刚才说的指向的问题，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的问题。我们怎么样从中国文化当中寻求、发掘、发扬那些好的东西，或者我喜欢说的那些让人活起来的东西，让人有精神的东西，而不是鲁迅说的读中国书就让人沉闷的东西。说到这一点，我就想说，也是一个有趣的事：周家兄弟俩——我们知道周家兄弟俩是了不起的事，周家本来共有四兄弟，老四是早死的，老三呢，官做得最大，但是最笨，就是我们周建人副委员长，这个老大和老二呢，实在是一对天才。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说就是：“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儿！”——哪里出来的老太太，竟然生出这样的儿子！我们因为解放以后很多年来很少再提起周作人在历史上的贡献——我在这里说的话完全不涉及他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行为，完全只是指他这一件：在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影响至少是跟鲁迅一样大，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鲁迅。到了30年代以后，鲁迅到了上海，周作人在北方。当时中国文坛最热闹，最有力量的两派，一个是京派，京派就是以周作人为核心的；另外就是上海的左翼文艺，左翼文艺是以鲁迅为旗帜的。这兄弟俩遥居南北，各树一面大旗，占领了30年代中国文坛的全部风光。这个真是不得了的事。他们周家的祖坟是和别人有点不一样的。而且这两个人都极其的聪明。有时候看到别人聪明心里是很难过的，我怎么就那么傻？有时候很悲伤。
　　
　　说到这个是因为说到他们两个人不一样。其实这两个人爱好、趣味是很不一样的，后来他们的人生道路也很不相同。我们讲魏晋，稍微往后面一点，他们大概比较共同的东西，他们对于所谓国粹的东西，所谓唐宋古文，所谓唐宋八大家都很讨厌，都不喜欢。他们都喜欢中国文化中另外的一些东西。但是这里面还是有区别，比如说周作人对一本《颜氏家训》很看好。《颜氏家训》这部书你们有人读过吗？是南北朝末期的。这部书周作人认为是很好的一部书。那么为什么周作人认为它很好呢？它反映了一种，在一种混乱的世道当中，一种温和的、文雅的和机智的一种生活态度，具有一种洞察力，但是又并不与周围的环境发生激烈的冲突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鲁迅对《颜氏家训》的态度怎么样呢？他说的很少，但是我知道他是讨厌《颜氏家训》的。有一个证据，是鲁迅和施蛰存发生争论的时候。这个争议，哎呀，我没时间讲，这真是一个很好玩的争议，也是跟读古书有关的。那个时候是《大晚报》让施蛰存先生开一个青年人必读书的书单，那么施蛰存先生就开了《庄子》和《文选》。鲁迅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用“丰之余”为笔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就捎带着就带了一下。当时施蛰存先生年纪很轻吧，二十多岁吧，我想一想啊，大概是二十多岁吧。就带了他一下。我不知道施先生当时是怎么想的，反正他就起来反击。反击嘛，那么鲁迅就很讨厌地又骂了他一通，然后他又继续地挖苦鲁迅。我觉得施先生当时也是年少气盛，另外也是能够跟鲁迅打仗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是吧？所以他又继续地挖苦鲁迅，然后鲁迅就更加凶狠地教训了他，那篇文章最后给他留下一个恶名，叫“洋场恶少”。关于这个人吵架的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很想再解说一点，哎呀，其实这事情本身来说呢，没什么大不了。而且当时事情其实是施蛰存惹起来的，鲁迅带了他一下，也没有专门指他，鲁迅大概也不知道施蛰存是谁，他就挖苦鲁迅说这个好像就是说——他知道这个“丰之余”就是鲁迅，他知道，所以……因为鲁迅当时署的文章是“丰之余”，所以他觉得自己很机智，就可以尽情地把“鲁迅”拿出来调戏，拿“鲁迅”这个名字来调戏丰之余，然后又说，我如果知道丰之余先生有什么大作的话呢，我一定就多介绍几部。这个鲁迅就非常地气愤，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没有介绍我的书，我才这样对待你，你这个撒娇、撒泼、撒赖，现在已经不是个“遗少”，而是个“洋场恶少”了。这件事情么，施蛰存也没什么大的不对，他是不对，可是不是什么大的不对，年轻人嘛，跟一个名人吵架也很好玩。但是谁也不知道鲁迅以后就成了神，是吧？那跟鲁迅吵过架就倒了霉。当时施蛰存的一篇文章里说了这句话：“我也许为此而终身遗憾。”这是他当时写的，但他并不知道这句话对他来说是什么意思。后来解放以后为这句话就倒了几十年的霉，就是因为他被鲁迅骂过这个“洋场恶少”。鲁迅其实也不知道自己骂过的人会那么倒霉。这都是有很多意外。这个世界有很多意外的东西。
　　
　　鲁迅也骂过我们中文系的两位很有名的教授，一个是骂刘大杰先生。刘先生当时标点的一部书，有的地方点得一塌糊涂，被鲁迅专门举出来做例子。我见过刘大杰先生，不过我没直接问他，其他的老师问过他，他说这部书不是他标点的。这也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最后因为人都死光了，都没法证实了。刘先生很冤枉，有人借了他的名。说是阿英啊，就是钱杏春，阿英当时搞党的活动，然后就是说没有钱，没有钱呢想挣点钱，但是说呢，又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就用刘大杰的名字标点了一些古书来卖钱。那么阿英呢，是党的文艺方面的重要的领导人，所以刘大杰呢，解放以后都不敢说，就背着这个标点——这个是很屈辱的，被鲁迅骂本来就很糟糕，这个古文标点得一塌糊涂对大学教授来说是更糟糕的一件事情。可是刘先生就只好背着这个名字，他又不能说，这其实不是我标点的，是阿英标的，阿英这家伙蠢得很。他不敢说。另外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的赵景深先生的翻译。
　　
　　鲁迅骂人，有时候呢，是有点不太好，但是我们要知道，鲁迅也就是一个平常的人，一个读书人，一个作家。那么对方也是一个读书人，一个作家，大家气火起来……你去看那个鲁迅和施蛰存的争议你就知道了，就是说第一次呢，根本就是无意的。第二次鲁迅就说：你硬要说我带到你，那你是在里面的。你既然推荐了《文选》和《庄子》，那么“遗老”呢，一字一句包含你是不错的。鲁迅这话就是有点生气了，就是你没事你找我什么麻烦？然后施蛰存就继续挖苦他，就说是不是我没有介绍你丰之余的作品，没吹捧鲁迅，啊，你就生气了。然后鲁迅就说，你这不是撒赖撒泼吗？你这不是“洋场恶少”吗？这个过程是一个意气的过程。
　　
　　赶紧，赶紧回过头来。我说到鲁迅不喜欢《颜氏家训》是在这个争议里面，我都忘了是为什么说起来的。这个争议里面，鲁迅有一段话是说到《颜氏家训》，我还是带着我的书比较好。这个，这个很好玩的一个例子，在这个里面也可以看出鲁迅的一些性格。因为当时被推荐的书当中还有《颜氏家训》，那么他就提到这个《颜氏家训》，就说“这《家训》的作者生当乱世，由齐入隋，一直是胡势大张的时候”，就是那个异族、胡人的势力大张的时候，“他在那书里也谈古典，论文章，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而对于子弟，则愿他们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侍贵人、胡人。”他说，“这也是庚子义和拳败后的达官、富翁、巨商的思想，自己得念佛，子弟却学习洋务，使将来可以侍人。便是现在，抱这样思想的人，恐怕还不少。”就是说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儒士，然后叫自己的儿子去学一些时髦的东西，可以服侍那些异族的权势者。可是这事情出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
　　
　　《颜氏家训》里确实有这样的话，可是这个话是作者颜之推表示反对的：“吾所不取也。”他说，齐人有这样的，这是我不取的！这个例子证明在鲁迅的心目和印象当中啊，《颜氏家训》是讨厌的一部书。不过这个故事还是有有趣的地方，我就把它说完吧。鲁迅写了这篇文章，发表了出去以后，然后回去一查书，就是觉得：我是不是记错了，就再把它翻一翻。一查，就确实错了。然后就赶紧登更正。他拿这个话去骂施蛰存，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其实就这种腔调。他登更正，他说，我呢，当时书不在手边，所以就记错了。颜之推的原话呢，是他反对这样做，而不是鼓励这样做，但是我这样说你们却一点也没错，你们还是这样的。这个老头有时候挺可恶的。这个糟糕就糟糕在：我想施蛰存先生当时一定很懊悔，就是如果我先发现了，立马一篇文章泼过去，那他不就无话可说了吗？弄到最后还是他自己发现的。施先生那个文章就写得很不好看，就是我也觉得他是记错的，当时就没有去查。感觉很无聊。我们就是把争吵放在活的场景中去看一个人的性格，觉得是很好玩的。鲁迅跟很多很多人吵过架。吵架的具体的原因都很不一样，有的是意气用事，有的呢，是对某人有些不满，就讽刺一下。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鲁迅和魏晋……哦，我都说了一小时了，还没说到主题呢……但是中心思想我已经说了，是吧？在魏晋文化里面，鲁迅所喜欢的东西是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方面来说。我们知道鲁迅是一个性格非常强烈的人。他喜欢那种激烈的、壮烈的。所以说鲁迅有一篇很有名的讲演，大家都知道的，就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题目很长，有一点诙谐的味道。鲁迅有时候说话很有趣的。鲁迅的文章有时候写得也很有趣的。你们看鲁迅写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一些很滑稽的话，他忍不住要写进去。比如说他写那个……看鲁迅写的那个……《奔月》，《奔月》，《奔月》，就嫦娥奔月。这小说写得很漂亮的，但是写到一半的时候就加了这句话，就是嫦娥在那里嘀嘀咕咕：“又是乌鸦的炸酱面，又是乌鸦的炸酱面。你看谁家里天天吃乌鸦的炸酱面？”读到这段的时候觉得特别好玩，这个是不是他们家太太在家里抱怨啊？现在我在家里的时候，我老婆有时候不满意的时候，就在那里嘀咕：“又是乌鸦的炸酱面。”很诙谐的。鲁迅的内心有很多很多很诙谐的地方。你看他的那小说，常常冒出一些纯粹是好玩的东西。我觉得很活泼，很好玩。可惜这老先生不在，这老先生在的话，我们真的应该把他请来，让他来胡扯，不要我再胡扯。
　　
　　鲁迅关于这个《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面讲到魏晋时候文章的这种特点的时候，他用了三个形容词：“通脱、壮大、华丽”。我们就用他对魏晋文学所使用的这些形容词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向慕的那些东西，就是说，那些富于机智的，富于生命力的，和美丽的。鲁迅是喜欢华丽的，大家能感觉到吗？鲁迅是非常华丽的。鲁迅的语言也非常华丽，只不过他的那种华丽不是我们的那种华丽，那种红啊绿啊，那种形容词很多的那种华丽，而是用那种语言的激情和力量，很强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很愿意想象鲁迅写出来的《杨贵妃》是什么样的，因为杨贵妃是一个很华丽的故事。
　　
　　我想把这个话题分成几个点来说的话，一个就是说鲁迅对于魏晋文化当中那种壮丽的、激烈的，就是那种有强度的那种东西的喜爱或者说是共通。我举几个东西来说，一个是，鲁迅写过一篇小说，原名叫《眉间尺》，后来收入小说集的时候叫《铸剑》。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故事。这故事来源于干宝的《搜神记》，这故事的情节原来是非常的简单，就是剑师干将、莫邪之子为父报仇，那小说情节非常简单，但是有几段那真是惊心动魄。就是那个赤比，就是那个干将、莫邪的儿子，为父报仇，于山东遇一客，那客说我可以给你报仇，但是要拿你的脑袋去。然后他就拿剑割下自己的头来，拿双手把头捧给他。鲁迅很喜欢这样的场面，那种非常刺激性的，非常惊心动魄的场面。然后那个客就跟他说，我必不负你——我不会辜负你。然后那个尸体才倒下去。把自己的头割下来，用双手捧出去。我们不要觉得这只是荒诞，这种荒诞里面表现着人的一种情感和人对生活的一种想象。一种力量感在这里迸发出来。这些东西都是鲁迅特别喜欢的。然后那个客带了那个头去见那个王，然后头放在锅里煮，怎么也煮不烂，那个报仇者，就是那个客，我们就叫他侠客吧，那个侠客就请王去看，到这个锅边上去看，然后一刀把他头也割进去。头掉下去以后，那个锅里的头嗔目大怒，就一口就咬上来。就两个头在水里面就斗起来。然后相持不下。客又把自己的头给割下去，三个头在锅里咬。这是一种非常荒诞，荒诞中表现出生命中非常强烈的一种力度的东西。鲁迅是非常喜欢的。所以鲁迅拿它来写一部小说。鲁迅写的这部小说，甚至于比原来的细节更丰富一些，头在锅里面滚动的时候还唱着歌。这种东西实际上是魏晋文化里面突出得很强烈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对复仇的歌颂。
　　
　　鲁迅有一篇散文，题目就叫《复仇》，我把这个散文的头读一遍，看大家能不能感觉到鲁迅的性格里面的我说血腥气的那种东西。所谓血腥气的东西不是残忍而是……我就把前面的这一小段读一下：
　　
　　“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于是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拼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
　　
　　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这种对于杀戮，对于死亡，对于那种激情之下的死亡的一种歌咏和赞美。在别人的笔下是极少看到的。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不要把它放到一个道德价值上来评判，纯粹放在情感和诗意的角度上来评判，那就是对于那种强有力的，壮丽的生命的一种赞美和渴望。在魏晋时代，还是一个赞美复仇的时代。像志怪小说里面象《眉间尺》的故事就是对于复仇精神的一种赞美。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些诗歌里面也还保存着这样的一种精神，比如说傅玄的《秦女休行》，这是记载当时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是说“庞氏有一妇，义声驰雍凉”。就是说冀北一带有一个烈女，她的父亲被别人杀了，家里的哥哥、弟弟，男孩都不行，都软弱，都没有这个复仇的勇气，于是她自己，就是“白日入都市……匿剑藏白刃”，大白天跑到城市里面去，身上带着一把刀，然后看到了仇人，一刀就把那个仇人的头给割下来。世上的人都为之惊讶，为之哭泣，然后，为之慷慨。按律呢，这个是要处死刑的，因为大家都非常钦佩她这位女英雄，最后在临施行死刑之前，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宽谅，被宽赦。这是对于复仇精神的一种赞美。
　　
　　我在这里讲的东西，不是表明一个比如说法律上的是非或者伦理价值上的一个是非。很多艺术性的东西，你不能从法律上的是非或者伦理上的是非来衡量。像复仇这个东西，在中国后来——因为私人复仇啊，个人复仇啊，这个东西对于整个社会秩序来说呢，它是危险的——所以它慢慢慢慢受到禁止，到唐以后就完全是禁止的，不准的。在魏晋时代，复仇呢，还是，虽然法律不允许，但实际上是受到赞美的。而在复仇的精神里面，它表达出来的是说个人的意志力，这样一种强烈的精神。这个东西，我相信是鲁迅很喜欢的。《铸剑》这个小说的素材，原来在《搜神记》里面并不是一个写得非常好的故事，写得非常简单，情节非常简单，很短。但是鲁迅能够看中它，是有他自己性格上的原因。
　　
　　我们另外知道的就是说鲁迅在魏晋人物当中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就是嵇康。鲁迅校过《嵇康集》，鲁迅只校过一个古人的文集，就是《嵇康集》。在嵇康的身上，在嵇康的性格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鲁迅和嵇康共通的东西。整个这个魏晋时代，如果我们要花时间说一下它的背景的话，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我没有时间多说了。我就说一点，就是说，整个魏晋时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动乱的时代，是在很长久很长久的年代当中统治着中国的思想的儒家学说逐渐走向崩溃的时代，也是人们从这一种思想的拘禁中解放出来，自由奔放的时代，是一个企图尊重个性和热爱个性，企图从艺术当中获得自我表达，非常热烈地希望在艺术当中获得自我表达的时代，这是一个富于创造的时代。而思想活跃的时代往往就是艺术活跃的时代。思想不活跃，艺术是不活跃的。看起来这是两个东西，其实总是连在一起的。我有时候说很简单的话，你看一个国家的文化状况究竟如何，最直接，最简单的就是看艺术。如果这个时代没有艺术，那么你就知道目前这个民族是没有生气的。你现在看中国，房子造得很多，是吧？汽车造得很多，高架路造得很多，但是没有艺术。确实是没有艺术。法国人在上海设计了个大剧院，在北京又设计了一个大剧院。那是法国人设计的。将来呢？他们会请法国人来演出，或者请美国人来演出。没有什么剧团值得在那么大的剧院里演出。没有。那宋祖英同志歌虽然唱得很好，我想大概没有必要到那么大的剧院去唱那些歌。这是一个文化衰落的时代。
　　
　　我回到魏晋，我说从中国历史上来说，这个思想活跃和艺术活跃的时代是人们非常富于热情地在艺术当中创造自己的时代。我们如果再看鲁迅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不仅是一个思想家，鲁迅是一个诗人，是一个艺术家，鲁迅有非常强烈的艺术气味和艺术爱好。嗯，当然长得太矮了一点。说到嵇康，我们再说到嵇康，鲁迅在这个《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当中，他用非常喜爱的口吻说到嵇康和阮籍。他说：“嵇、阮两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始终都是极坏的。”鲁迅说嵇康，说这两人脾气都极大的时候，这是一种很喜爱的口吻在说，但是他说阮籍老时改得很好，这带一点嘲弄。嵇康始终都是极坏的脾气，我觉得他这里面多少在说自己一样。至于阮籍是不是老年才改得很好，这个在学术上有讨论的余地。其实阮籍并不是在老年才改得很好。阮籍从来就是那种在可以坏的时候很坏，在不可以坏的时候很好。他属于那种人。就是在无碍于大势，没有危险的状态下，他的脾气是很坏的，非常任性。这种脾气很坏，非常任性是鲁迅很喜欢的。
　　
　　你看，一般来说，鲁迅是一个很任性的人。鲁迅非常任性。喜欢鲁迅的人也常常承认，真正喜欢的人，常常也是任性的。就是说不能约束自己，不能过分地约束自己，总是要找机会释放一下，干些不讲理的事情。所以读鲁迅的文章，你真正明白的话，你真正能读懂的话，就是他不高兴，他就要讲，说不讲理的话。他不高兴他就要干不讲理的事。你不能去要求他说总是很讲道理。没有的，没有的。他从来没打算过总是很讲道理。所以他说嵇康的脾气始终都是很坏的，这是对嵇康的一个极大的赞美。嵇康说到自己的性格的时候，说自己是“促中小心”，这个“促中小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多人在那里骂鲁迅的话，说这个“心胸狭窄”。你说鲁迅心胸狭窄也可以，鲁迅在某些情况下确实表现出心胸狭窄。但这个“心胸狭窄”和他的气度……“心胸狭窄”在这里我们可以给他做两种解释。因为“心胸狭窄”毕竟是个形容词。你要做仔细的分析的话它可以指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说，气度狭小，心胸狭窄，容不得东西，那么这是一种“心胸狭窄”；另外一种“心胸狭窄”就是嵇康说的“促中小心”，就是对自己不能忍受的东西绝不忍受，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嵇康的一种性格，叫“峻洁”，就是一种带洁癖性质的一种性格。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实际上在嵇康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种宽阔大量，对很多事情都是无可无不可的一种随便、松散，和在很多情况下都很能够宽容，但是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就绝不能忍受，绝不能接受，就是死了也不干。所以嵇康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
　　
　　说到底，我们如果看关于嵇康的历史材料的话，我们感觉到嵇康简直就是个“美人”。我说这个“美人”的意思，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意思。我们看《世说新语》中对嵇康的记载，说他身高八尺。嵇康大概是长得比较高的。我没有用当时的尺度跟现在的尺度仔细地换算一下，但是从一般的描述来说，他比常人明显要显得要高。《世说新语》里面说嵇康的风度，“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就像松树里面穿过的风一样——这都是诗的语言，不是化学或者物理学的语言——说像松林里面吹过的风一样，慢慢地向天空飘过去；说他喝醉酒倒下来的时候，“如玉山之将崩”，像一座玉的大山要倒下来一样。这都是当时人非常钦慕的语言。嵇康自己写自己的样子呢，是一种非常懒散的样子，说自己不喜欢洗脸，喜欢睡懒觉，头面经常十天半个月都不洗，身上呢，有虱子，老是要捉虱子。所以不好当官。最有趣，最生动的是他说自己赖床，不愿意起来，撒尿不愿意起来撒尿，要憋得尿泡这个忍不住了才起来撒尿。这个我们男生在不上课的那一天或者上课又逃课的那一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这种……乐趣。
　　
　　但是嵇康对于他自己不能够忍受的东西他是绝不接受。当他最好的朋友——嵇康最好的朋友实际上是山涛，还不是阮籍——当山涛劝他出来做官的时候。当时司马昭他们已经掌握了整个国家的大权。那么嵇康老是不出来合作，他又很有名，在京城里面又很有声望，在太学生中威望又很高，所以他不愿意出来做官，山涛就觉得很危险，就劝他出来做官，就推荐他做那个吏部郎。吏部郎就相当于中央组织部的官员吧。嵇康就写信给山涛，拒绝。这封信是中国古代散文上的名篇。那种嘲讽和挖苦真是非常的尖锐，我因为找不到这篇文章，只好把徐公持先生送给我的这个《魏晋文学史》找出来，他引了一段，我一下子找不到，我要是把（ ）的原文带来，那就太重。他说我不能够做官。他说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就是说有七个不能忍受的，有两个是一定不能忍受的。说到自己喜欢晚起床，值班人员老是要叫我，这个是我无法忍受的。他说：我喜欢随随便便地抱着个琴，到处弹弹唱唱，当了官以后，手下人就整天要跟着我，不能随便动，这也是我无法忍受的。他说我呢，不能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坐得太久了，坐得太久了我就浑身发痒。身上虱子又很多，我要捉虱子。我这也是不能忍受的。他说我这个写字写得不好，又不喜欢给人写信，那么做了官以后，一天到晚要给人家写东西，这个呢，我也是不能够忍受的。他说我不喜欢吊丧，就是人家死了人我要上门去吊丧——这就是重要的礼仪性活动了——他说“人间以此为重”，我如果不去的话，人家就要怨恨我，所以呢，这个也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不喜欢看到熟人，一看到熟人，跟熟人在一起，这个填耳的废话塞了一大片在耳朵里难过，他说这个很多人在一起，一股臭气，哎呀，这个装腔作势的这个眼神，这个变来变去的，这个东西也是我无法忍受的……就这样一路说下来，说到后面就厉害了，说这个“非汤武而薄周孔”，对于那些圣人，我都很讨厌。所以如果我在人间做官，一天到晚——如果我对汤武，周孔这些圣人很讨厌——那么迟早会闯祸。他说这个“刚肠疾恶，轻辞直言，遇事便发”，这也是大患。整个在这个《与山巨源绝交书》里面他实际在表达他自己的那种自由的性格、愿望的同时，对官场当中的那种丑恶、虚伪和肮脏的这些东西，无法忍受的这种性情非常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而在做这种表达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挖苦自己的朋友。虽然他后来被杀，被杀以后他把自己的儿子托给山涛，他没有人可托嘛，山涛是唯一最可信的人嘛。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嵇康和山涛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可是骂的时候他照骂，骂得恶毒得不得了。你就可以看到鲁迅有的时候骂林语堂，鲁迅嘲弄刘半农——鲁迅和刘半农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嘲弄刘半农的那种恶毒。刘半农骂大学生嘛，说大学生不识字嘛，把那个“昌明”写成“倡明”，刘半农就很得意地写了一首诗来骂，他说这个古代这个“倡”啊，是通这个“娼”的，所以现在大学生把“昌明”写成“倡明”。诗的意思是说有了娼才明是吧？有了娼妓文化才发达，也有道理。就觉得自己很有学问。这鲁迅就看不下去了，鲁迅就也写了很有学问的文章，把刘半农狠狠地嘲弄了一番。就是说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厌恶的东西，那就是不能忍受，不能够克制自己，哪怕为这个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嵇康也就是为了他的这种态度——实际上跟他这封信也有关——讨厌汤武周公这句话的意思实际是讨厌司马一家他们正在做的这种事情，就是禅让，他们打算禅让嘛，准备夺取曹家政权。讨厌这种“圣人”。其实我们很难有根据去确实地知道，就是嵇康在政治上积极地反对司马家族，或者说他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反对司马家。我恐怕真的是看不出来。而且嵇康是一个服药的人，嵇康是一个重养生的人，嵇康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是《养生论》，他实际上是有一种高蹈于世外的一种愿望，但是对于自己不能忍受的事情，他是无法接受的。
　　
　　这些性格特点我们在鲁迅身上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想鲁迅在校这个《嵇康集》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很会心。所以他对嵇康有一种很喜爱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说魏晋文化的某些特点的时候，有些东西也不止是魏晋才有，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它原本有那些就是说壮丽的、强大的、激情的、高亢的那种东西。这种东西是鲁迅非常喜爱的。那么我觉得也是中国文化当中非常好的那种东西。我当然不是说复仇是好的。我没有说让你们去杀人。我是说这个文化气质，在这种文化气质当中他所追求的那种生命强度。所以你看鲁迅对于那种虚假的——鲁迅说的那种“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的人，切莫跟他接触”；鲁迅写的那些关于复仇的文章，那个《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些东西，都是对于一种虚伪的和没有生气的文化特点的厌恶。我们注意到的是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同时觉得在魏晋文化里面另外一个很突出的东西就是一种敏感，对于人的生存环境的一种敏感。鲁迅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魏晋文学，魏晋的士大夫是非常敏感的。他们对人的生存困境是非常敏感的。这个特点，你如果读鲁迅的东西的话，你会为他的敏感感到惊撼。鲁迅的一篇文章里说到严复，鲁迅对严复吧，对严又陵是一种什么态度啊——严复跟我们的校史有关——不大热情赞美，也不大说他坏话。是这样。但是有一篇文章的开头有一句非常夸奖他的话，说严复在一篇文章里面说到见到那些街上的穷孩子，就过着那种肮脏的贫乏的生活，心里很忧虑，不知道他们将来会怎么样。鲁迅就赞美说严又陵终究是翻译过《进化论》的，他是19世纪中国最敏感的人。你明白吗？当严复对穷人的生活表现一种敏感的时候，鲁迅非常感佩他，觉得这个人是值得赞美的——至少这个时候他是值得赞美的。我们也许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吧，走在街上看到那些穷孩子，不知道他们将来会长成什么样子。在鲁迅的这个小说里面，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些敏感性的东西。比如说鲁迅……鲁迅所写的许多故事在一般人看来它几乎不成为故事。所以有人把鲁迅的小说读给他老妈听，他老妈就觉得，这有什么？这有什么事情啊？这种事情我们都见多了。看来他老妈没有很强烈的感受在里面。但是你读鲁迅的小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真的很震撼，读一遍就觉得心里面有一种不知道怎么样的感觉。你读祥林嫂，祥林嫂的这种不幸，她纯粹的不幸也还罢了，我是说比起她跟人之间，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冷漠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就是说她不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甚至她不能够死。死的安慰都不存在。对穷人来说，一个很重大的安慰就是死。死了，一切都好了。死了如果有来世，那么来世是一个希望，来世是一个期待，来世是一种鸦片的话，鸦片至少让人不痛苦。但是连这个都没有，死都不能，人不能活也不能死。这个也罢了。你读到祥林嫂说到她的阿毛的时候，阿毛是她在这个世界上获得的唯一的属于她的东西。当她说她的阿毛的时候，一开始大家都还听着，后来大家就觉得，哎呀，听都听厌了，她再要说的时候，人家就扭过头去不愿意听她的。那时候你就觉得人世间的这种冷淡是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种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并不是因为它稀罕，一点都不稀罕。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有了悲哀的事情，你不必跟别人说。因为人就是如此。这也是鲁迅看人和人的生活，有时间我们还会说到一个话题，鲁迅的心是晦暗的。因为这种敏感，他的心是晦暗的。他看不出人和人之间有什么希望。他看不出人和人之间有什么极致的大欢喜可以发生。他看不出这些东西。
　　
　　这种敏感，比如说我们看那个闰土的故事《故乡》。《故乡》里面写闰土的故事，看到鲁迅——鲁迅经常会有诗意之笔啊——大家如果离高中时间不远的话，应该还记得那个课文里面说那个黄澄澄的大月亮下面，沙滩上一个少年戴着一个银项圈，那个银项圈真是一个很漂亮的装饰，手里拿着一把钢叉的那个姿态，那非常非常诗意。这个闰土到了中年的时候，腰也弯了，眉头也皱了，更重要的是说，他变成了一个卑屈的人。我其实读过鲁迅的东西，是读过好几遍的。我一直不是特别明白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让我感动，但我一直不特别明白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它的真正的东西是什么。等有一天，突然明白了，人生下来都是有希望的，长大了都没有希望。每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给他起名字。我们给他一个愿望，而这个愿望就慢慢慢慢地枯萎，这个生命就慢慢枯萎掉。这个生命最后是变成一个琐碎的、无聊的、卑屈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对人的生存困境的一种敏感。当然，他写的是一个穷孩子，但是鲁迅的这种悲哀我想是有很大的泛义性吧。否则我们在笼统的故事里面真的看不出东西来。闰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穷？天下穷人真多啊。什么时候没有穷人？闰土家里也没什么，你说闹了点水灾，他也没倾家荡产是不是？他老婆也没给什么衙内抢去。我们经常在戏剧里面看到那个衙内把劳动人民的老婆抢去了。这种事情也发生得很少。衙内一般不抢劳动人民的妻子，衙内要抢的是另外一些人。生命几乎是无事的，几乎是没有事情的，但是几乎是无事的生命它有最大的悲哀。生命不是在生长，不是一天比一天生长得好，生命是一天比一天萎缩下去。这种东西，都是这个鲁迅的小说里面或者说鲁迅的文学作品里面非常强烈的东西，就是一种对于人的生存困境的敏感性。这个东西，我不能说，我在说鲁迅与魏晋的时候，我不是说鲁迅的这些东西都来自魏晋，而是说，鲁迅的这些气质，跟魏晋文化，它有的地方是有渊源关系的。有的地方它只是一种相似。或者说在魏晋文化里面有很多这种很有生气的东西——我把敏感称之为一种有生气的东西。因为人有活力的时候，都是敏感的。人越是有活力，越是敏感。人只是无法活下去的时候，人才会变得麻木。我在这边可能插一句话，就是跟这个完全无关的事，这几天看到那个马加爵的故事，我不知道能不能跟大家说一句话。如果你是从农村来的，如果你受过很多苦，我告诉你，一个男人在世界上受苦不算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受苦，所以我们有力量。我从来都是对农村的学生这样说。我也从小就很穷，什么事都经历过，我从来不在乎，吃过的那些苦，从来不在乎。有一点就是，等你娶了老婆，不要让你的老婆受苦。
　　
　　赶紧回来，赶紧回来，我就说到这一点，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的生命在压抑当中，他无法应对周围，或者说他没有力量，没有精神力量应对周围的时候，他会变得麻木。我有的时候常常记得生活里面的一些琐事，只是一些琐事。比如说有一次，我走过那个淮海路边上的一个小街，路上不小心跟一个女的撞了一下。肩膀撞了一下，也没有撞得很厉害。那么然后回过头去，我去看她，那眼睛全然是麻木的。她是背着一个大篓子拣垃圾的。一个女人，她应该不到四十岁，可能三十五、六岁到四十岁，因为那些很穷的妇女可能老得比较快。我不知道她多大岁数。她的眼睛是完全没有光芒的。她没有注意到她跟我撞了，她也根本听不见我跟她说对不起，她的眼睛里完全没有光芒。整个世界都是空茫的。我想这个世界在她眼里大概只有两种东西，一种是有用的东西，一种是没用的东西。有用的东西就是垃圾，可以拣来卖钱所以是有用的。剩下的那些房子，那些男男女女，那些华丽的都是废物，没有用的。世界就分成这两种。她不能够用一种活的感情来对待现实。生命被压迫到这一步的时候，会麻木。我有时候读巴金老先生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想他在“文革”当中的那种处境，就是说，人到了那步的时候，人就变得麻木了。什么都不能分辨了。除了诅咒自己，因为只有诅咒自己才能躲过危机，因为只有诅咒自己才能给出这个世界的解释。诅咒成为了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不断重复的唯一的动作。我想那个时候巴金老先生也跟那个拣垃圾的妇女在精神上相去不远了。而一个好的文化状态，它实际上是一个敏感的状态。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它总是敏感的。
　　
　　我们看魏晋文学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感觉到这一点。就是说，在这里面阮籍的特点。阮籍的诗歌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诗歌。阮籍的诗歌接触了中国诗歌原来没有的东西。就是说，生命所面对的困境和自由的这种不可能性，乃至于一种无聊。无聊，孤单和无聊。我读阮籍的诗，是读那个《咏怀诗》十七首，非常震撼的是我读到他那个最后两句。他说那个“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我又背不下去了，我这人……我只能叙述了，只能叙述了，就是说：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没有人可以跟他说话，出门来到大路上，这个大路上不看到人来人往，然后跑到高山上去望世界——大家知道这个写都是象征的——整个世界就是一片荒蛮。这个世界是没有人的。只有那些惊惶的野兽和飞鸟在田野上奔跑，在天空中飞翔。最后写得非常奇特的——如果前面的象征都是证明这个世界是没有人的，那么最后两句怎么来呢？——“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泻）。”有时候你发现古人接触到很深很深的东西。这个诗，你如果说它是写实的话，那么最后两句是不成立的。如果整个世界都没有人的话，那么第一句就不存在了，就是：“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那就不存在了。如果是象征的话，这诗也不存在。如果说人在世界上是绝对孤单的，是无法与人沟通的，这个诗好像也不存在。但是你真读下去你就明白了：即使这个世界是空茫的，即使人跟人之间是无法沟通的，但人还要在一起说话，人还得滔滔不绝。因为连孤单也是我们承担不了的东西。我们只能无聊，只能无聊。因为你无法孤单，你无法总在孤单中度过。所以你最后你选择无聊。所以有这样的话：“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泻）。”到了天黑的时候，你还是希望身边有朋友，你跟他去说话，说话的最后的意义和目的，只是拉肚子，只是发泄。只是发泄。就是说，人都不能选择孤单，人只能选择无聊。
　　
　　在这个阮籍的诗歌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对生存状态的敏感性是相当惊人的。很多很多诗，很多很多诗。所以阮籍的诗有时候是非常阴暗的。我偶然地曾经发现过一次，他的一首诗，用白话翻译过来，他跟叔本华的一段话几乎就不用改动几个字，就是那么一段话。就是说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叔本华的原文就是说，生命就是一个在礁石丛生的大海上航行的一片孤舟，你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地绕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礁石，那么最后指向的就是死亡。这个意思，在《咏怀诗》里面，完全用相似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不是说好像阮籍的思想真的伟大得很了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能凭一段话相似就说他的思想水准如何如何。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首诗的敏感性，魏晋诗歌所包含的这种敏感性是非常惊人的。而这种敏感性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人的自爱和坚强。只有坚强的人，才能够活生生地生活在黑暗当中。他不麻木，他看。他能够忍受自己的敏感，他能够接受自己的敏感，他不麻木。当人无法忍受的时候，人才会麻木。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读魏晋文学，我们喜欢的一个东西。因为这种敏感，这种痛苦，它表现出一种生命的活力。
　　
　　然后我想说的就是说鲁迅身上和魏晋文学非常相通的一个地方。就是：虚无。
　　
　　鲁迅是很虚无的。我说的这个“虚无”是说，并不是他的生活态度，他的行为是虚无的。鲁迅生活的态度是积极有为的。他是非常强烈地说要做事的。而且他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也是努力的。包括他投入到左翼文化运动，投入到当时的……，他在某一种程度上已经接触到当时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都是投入的，但是鲁迅的内心仍然是空虚的。在最后和最根本的地方，他看不到价值所在，他看不到生命最后可以寄托的东西是什么。他不能够把一个群体的——如果鲁迅知道群体的、社会的事业是值得去从事的事业，但他也不能把自己融化在这个事业当中。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他可以投入到自己认可的事业当中，他可以在这里面形成他的伦理判断、价值判断，可以形成他的是非，但是他并不能使这个个体融化到当中去。因为生命仍然是一个个体的存在。一个社会的事业和群体的事业，它不能取消一个个人的价值，个人的痛苦，个人的情感，那么这个带给鲁迅一种生命的虚无感是很强烈的。我们在鲁迅的文章里永远地，不断地会读到这种东西。比如说我们读那个很晚很晚的鲁迅的这个《集外集》的序还有《坟》的题记，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对于生命的那种感受。我读一段《坟》的题记：
　　
　　“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
　　
　　他对自己的文章的收集起来，他的感受就是，虽然是些糟粕，但我也做一个坟把他埋起来，我做一个坟把他埋起来，这是我心里的纪念。将来这个坟总要被人踏平，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眼前我先给自己做一个坟。他的心里是很晦暗的。这种很晦暗也许我们只有在西方现代派的哲学和现代派的文学家身上，比如说，我们在加缪啊，在这些人身上能够看到这种类似的晦暗。就是说：人无法自己给出自己的定义来。这是不是人的根本上的困境，人的最后的困境是不是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那些伟人，那些智者，他们最终都将面临这个问题。就是：生命不能给出它最后的定义来。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世界当中存在，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世界当中行动，并不妨碍我们在世界当中判断。
　　
　　鲁迅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个人主义”这个词已经被我们解释得，或者说被50年代以来的官方意识形态解释得非常荒谬。所以我们恐怕……我们讲到个人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应该对“个人主义”这个概念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才能说这个词。否则的话，你认为“个人主义”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只想到自己，不想到别人，就是害别人，来填饱自己的肚皮，那……那没办法。这也许是50年代以来的官方意识形态宣传当中有意义的一种行为，它使得“个人主义”这个概念完全失去它本来的意义。如果我们在本来的意义上来说的话，鲁迅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个人主义者。而强烈的个人主义者他有一种，只能站在自己独一的立场上来看生命，而不能站在其他的立场上来看待生命现象这样的一种气质。这样的一种气质导致人的对世界的荒茫感和虚无感。而这种虚无感也正是魏晋时代文人所曾经经历过的。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根底上是有相通的地方的。当一个个体只能以一个纯粹的个人来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发现自己无从安顿。但是鲁迅的精神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即使世界是虚无的，这也并不妨碍我们在现实当中我们价值的判断，我们行为的选择和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姿态。他仍然是强有力的。
　　
　　也因为他是一个强烈的个人主义者。所以他对周扬，就是那些党内，他称之为“奴隶总管”、“工头”——他虽然那个时候参加那个左翼文化运动并且正成为左翼文学的一面旗帜的时候，他跟共产党的关系是很亲近的。但他对于共产党内的一小部分人，当然我说的一小部分人就是他接触的那些人，其他的是什么样的他并不知道，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讨论的——非常厌恶。他觉得象周扬那样的人纯粹象一个工头，象一个奴隶总管那样，他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他是完全无法理睬他的。
　　
　　有一个前一段时期流传得很广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罗稷南先生直接问毛泽东，就是如果现在鲁迅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他说：“他要么识大体，不说话；要么已经在牢里面了。”这个话，有人表示怀疑。但是黄宗英出来证实，她说她就在边上听见了。这个事情基本上可以被认定为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要轻易地就从字面上去听毛泽东的这句话。这句话里面还包含着这样一个意思，你知道吗，就是毛泽东这句话的里面还包含着对罗稷南提出这个问题的厌恶。懂不懂？我说语言它有它的指向，语言不仅仅是字面的东西，它指向很重要。这很显然地就说：你问这个干吗？这话的意思多少带着：要么你不说话，要么你坐牢，你有本事你就坐牢去吧！毛泽东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当然他也是一个智力非常发达的人。我们不说其他问题，只说这个。但是这话仍然，仍然仍然包含着一种东西，就是说：鲁迅如果活着，会怎么样？鲁迅如果活着的话，他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困境。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但是他一定面对一个巨大的困境，他将更深切地感觉到人生的晦暗和彻底的虚无。
　　
　　但是我相信有一点就是：我所赞美的，我所强调的，或者说我今天要说的话题当中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喜欢中国文化中那些有生气的，有生命力的，敏感的和有力量的东西，喜欢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在中国文化当中值得清理、值得纪念和值得发扬并且希望把它和我们接受其他文化的这种选择结合起来的东西。
　　
　　好，我所有的东西就说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