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中的兴奋

上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把自己置于后现代的分析模式之中，试图从文字解构中寻求背后的“知识—权力”建构方式。突然间，觉得自己有些格格不入，仿佛我们上课这个行为本身，也是一场值得结构的discourse。身在其中，我也被located and made to behave in a way dictated by this domain through discursive practices……

讨论一份报告，其中将单身妈妈刻画为破坏社会秩序的败类，并且与社会下层相联系，甚至被政客以经济数据无理地藐视。背景是英国社会。当大家开始谈论性别歧视、左派右派、旧维多利亚思维与新现代社会转型，我猛然觉得，自己并非像许多人那样，“下意识”地看到“问题”所在。“Family stability comes best from children being born of a lov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一句，同学立刻指出loving的提法有问题，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带有歧视女性和同性恋的倾向。我却是思考两次后才捕捉到这个问题。Having to suspend all prior judgment and beliefs as a researcher, and simply looking at texts and how they construct and constitute reality, is just so tedious. 更可怕的是，它让我看到，当大家能够直接“code-switch”to a system of modern thoughts，我却无法像他们一样，在first instance就把一套套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想提出来。当然，这并不影响学术分析，因为只要有时间，我总能把一套套的社会理论与思想，运用到分析上。只不过，当我们在做这种活动时，我们必须切记，每个人能够提出的概念，本身就是shaped and constituted by previous discourses that we have been immersed in。The fundamental issue lie with a deeply-entrenched binary notion of “modernity” vs. “tradition”, and this seems to be something not many researchers themselves question.

不过，回过头来想，我会问自己，为什么我的思想就无法“现代化”？是否因为在新加坡，一个固守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地方，加上我在中国的四年，令我进入了一个hegemony的状态之中？我不问这是好事是坏事，我只要问，我何以成为今天的自己？我更要问，从一个社会的宏观角度来说，大家所受的discursive exposure之不同，造就了怎么样的power/knowledge structures？对新加坡的未来而言，这又会造成怎么样的分裂？

CDA固然有它的局限，但让我们看到自己为何及如何接受由语言塑造的某种现实，并“甘心”接受其背后的隐含权力的制衡。

后来，想想，原来自己一直担心又期盼着未来，正是因为我具有某种价值立场，并希望在现代西方思想充斥的局面下，镇守某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但是，是否会失守，是否能真正与其他价值/信仰立场进行对话，本身就是具挑战性，同时具有可能性的。

也是这样，对于未来，我既担忧，却又兴奋。

而对于过去，我也开始意识到，只要从语言层面和CDA入手，对历史现象的解读，就有可能深化，提供主流历史之外的其他解读的可能。事情发生了，我们不怀疑它的客观性。但是，通过对语言和文本的解读，各种“理解”是可能的。就像地震发生了，你能解释为“自然现象”，或解释为“上帝发怒”一样。重点是你站在什么立场，你所处的context，以及解释过程中各种层次的语言技巧的运用。

古希腊人学rhetoric，来进行政治演讲；先秦策士学游说之法，为了左右帝王的选择；今天，我们同样从语言出发，从反方向去凸现语言背后的各种power relations。History seems to have come one circle, and the cycle never seems to stop.

讲到历史，也许该提提自己近来观察到的“香港学”书籍。我从未真正地翻阅，但书架上林林总总的相关书籍，让我联想到，我们是否也是时候，探讨“新加坡学”或“新马学”的各种领域和可能性？

特别当我的国家就像进入青年发育期的“初级阶段”，对以往的总结，似乎必不可少。

方文山觉得新加坡人有素质，因为我们相对守法，而且我们的组屋总是整整齐齐。今天在电梯口看到，有征求大厦粉刷什么颜色的问卷调查。为了“民主”，港人连大厦的颜色，都必须“投票”。我们则总是HDB包办——有谁会去在乎官方在组屋外涂些什么？有了中央策划带来的所谓 “素质”，我们又是否慢慢遗失某种“个性”？反过来，当我们要引进西方那一套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一整套社会政治理念时，我们能否真的依然团结，并且以一个群体向前迈进？

Isn’t it all just so exci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