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文化传统为上古遗留给后世的“天理”，形成支配性的权威力量 — 北宋从古籍中寻古人之“道” — 南宋重构宇宙观，以柏拉图式的理学建构个人内心之天理，不承认传统与心灵之理的关系 — 南宋理学的内在矛盾，导致明、清间出现历史的回环
唐、宋间文学的形而上学理论中的道家支流：在这个过程中，从文学的形而上学理论中，晚唐出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北宋出现苏轼，皆以“自然之道”的反动力量来[对抗]“宇宙之理”
北宋政治哲学与文学的关系：北宋周敦颐认为文学写作阻碍道德成长，试图建构世界秩序的王安石、司马光则将文学置于次要地位。虽然这类观点难免极端，却引出了下面的问题：
当我试图让学生，通过感性的波动去认识自己的心，并以理性方式遏制感性的过度并将感性诉诸文字表达出来时，利用的是文学本体的理论结合亚历士多德《诗学》理论。
个体能够正视自己的情感，能够以理性或多或少“操控”灵魂时，华人社会当中属于群体的伦理观念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去加以推展？“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是否依然为理想主义，还是我们已经到达了它实现的历史阶段？也许，朱子理学（不牵涉明代，因为那时回环的开始）是可行的。但是，“天理自在人心”也许容易落入西方尼采“强力意志”的困境之中？伦理学是否有必要排除过度的怀疑论？
接着，还有“文”与“质”的重新估价，因为“文”（形式、仪式、礼节）的消解，容易导致“质”的难以辨别和继承。就如当我们失去了韩国文化中那种严格的“长幼有序”之后，虽然化解了“才”、“德”间的矛盾，却必须依靠本性去维持这种关系。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我们将上下关系转化为平行（平等）关系，于是伦理关系出现移位；对于有血缘关系的，则需要出于真心和真性的爱作为基础。但是，尽管说“血浓于水”，理性支配着本性，于是有拒绝关系的选择余地，而这是“文”存在时鲜少发生的。况且，在“教化”的层面，当伦理关系成为本性的问题时，个体之外的任何人，就无法对其具有任何的支配力。
因此，我们被带入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伦理学（ethics）面前，人权等和morality有关的范式，是否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靠边站，或至少不能占支配性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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