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化教育中的现象与问题

这篇文章刊登在今天的《联合早报·言论》上，但因为篇幅过长遭到编辑的“节选”，无法完全传达我所要表明的立场和问题。因此，这里刊登全篇原文，供有兴趣的朋友阅读。我期盼得到你们的回应，一同交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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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马锡初院唐佑彬老师近来提出“文化教育”的主张，以中学课本为媒介，促进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并适当地将这些知识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切实地指出了我国华文教育因过分重视语文层面而无形中累积的盲点。

然而，本人在涉猎中国古代儿童启蒙读物与现当代儿童（与青年）文学的当儿，注意到了一些现象与问题，希望提出来与我国的华文教育工作者分享，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文化教育”一词，本身涵盖的意义范围非常广，因此在过程中难免牵涉到许多不同的学科的问题。这现象也不足为怪，如钱锺书曾说的，“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是客观上不得已的事。人的教育本来就应该追求整体性，即使我们在实践中难以顾及全局，至少应该在思考的层面，尽可能从整体把握问题。

多元文化与伦理学问题

首先，文化教育本来就不应该只是一种纯粹“知识论”意义上的实践。它首先必须解决的，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问题，以及这个社会共同体中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学问题。

在我国，当下的华族文化教育如果只停留在单纯的儒家思想教育上，绝对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特殊的历史背景，使新加坡人客观上处于多元文化的土壤中。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像本人这一代的青年，就切身地感受到各种强势文化的冲击，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确实已经成为“中西交融”的个体，虽然这当中还分“中多西少”、“西多中少”和少数的“不中不西”者。

因此，在华文教学中谈文化教育，在本人看来至少包括了以下两个目的：

一、从中华文化出发，探索中国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人本观念的异同，然后通过文学与文化教育来试着消解、融合或让两者成为能够并行而不构成尖锐矛盾。例如，中国的儒家思想难免将个人完善的这个层面作为社会伦理的基石，因此在推行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使“个人”的层面被淡化，逐渐给人的误解是，中国思想重群体而忽视个人。这是必须消解的偏见。当然，对于政策制定者乃至每一位教师，这难免为一个非常高难度以至于略显苛刻的要求。

二、必须兼顾到本地独特的多元民族与宗教的形势，因为它对中华文化的全面性构成一定的难度。例如，神仙鬼神等志怪故事，本是中国文学中非常精彩的一个支脉，有力地展现中国人讲故事的想象力。然而，因为它们在当下和道教和“迷信”挂钩，于是因触犯多元性而成了华文教育中一个“禁区”。有趣的是，西方文学中的天使、恐龙、恶魔，却一般被视为具有“普世性”的虚构文学形象。

在教学安排和教材的编写中，有一个层面也是我们时常不太重视的，或者说是没有彻底贯彻的。这便是一个“伦理阶梯”的问题。哪种社会伦理关系先学，哪种关系后学，固然在课程标准中有一定的说明。然而，我们往往忽略的是，先前学的伦理关系，有没有必要以及如何在日后巩固和重新审视；后来学的伦理关系，是否能以及如何在之前打基础。本人听到一些中学教师说“道德教育是小学老师的事”时，相当惊讶。中学生就不用学人生道理了？中学生道德就完善了？或许，这也是我们的教育学院的老师们必须注意的问题。

关于孩子心智水平和审美能力问题

鲁迅曾说，中国的“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汗牛充栋……”。于今之世，“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各有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先说“言情”。说实在的，面对现代社会的科学至上、理性思维独霸一方的局面，我们有些时候难免要考虑的问题是，世界在孩子的心里，是活是死？理性思考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压抑了孩子的感性，并是否已经让我们的孩子置身于一个麻木、哑巴的世界中？如果是这样，孩子永远无法进入文学，因为对话的条件无法成立。他将只有自我的声音，却没有办法得到外界的回应，以至于他也逐渐变得麻木不仁。

然后，中国人的“言情”中，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实际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千家诗》便是按四季来编排诗歌的。在四季如夏的新加坡，地理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局限，为孩子感受中国诗人“惜春”、“悲秋”等情怀难免构成一种障碍。但是，还有许多的自然现象是孩子看得到的，如日出日落。关键的是，教师必须引导学生去感受自己的环境，去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心情，并学会如何真实地表现他们的所思所想。

教会孩子如何审美，是当务之急。当然，除了和大自然的对话，这其实也可以从其他诸如音乐、艺术领域入手。丰富的流行歌曲的资源，等待老师们去利用。本人就曾经在中学教学实习中，播放韩语歌曲让学生听。一则迎合“哈韩风”，二则学生听不懂歌词，但音乐的旋律和节奏确实符合他们当下的审美情趣与能力的。因此，要求学生静下心来，从音符的跌宕起伏中感受心灵的波动，促进想象，事后把歌曲引发的感觉和想象，构思为一篇作文。有些学生写了小说，有些写了抒情散文，但都是真心所思所想。这种做法，有些同僚不赞同，但在本人看来，不失为一种另类的“命题作文”。

再来，历史掌故本是我们的华文教育中应该重视的另一模块。司马温公敲水缸、岳母刻字等家喻户晓的故事，早已成为小学课本中必不可少的篇目。然而，似乎到了中学以上的程度，我们的教育就不太重视掌故了。记忆中只有高中语文特选课程中《世说新语》三则“志人”短文是比较有趣，其他的如果不是没有，就是教师上课过程中毫无情趣，尔沦为知识论或成为儒家思想的死板“载体”。实际上，中国启蒙读物中有唐代李瀚的一篇《蒙求》，其中有大量的唐以前著名人物的事迹，就连本人这个大学生读来都津津有味。此外，还有先前提到的《世说新语》，也是文化教育中人格塑造的有效读物。重点是，教师们是否有能力把这些掌故，叙述得生动有趣，而且点出在“忠孝仁爱”之外的多方位的人性特征。

“志怪”者，参杂古人信仰，被指为宣教或迷信思想，上文已提到，这里不加赘述。最后是一个“刺时”问题。当然，这应做到何等程度，如何在给孩子揭露世界真面目时留下一片干净单纯的田地，是值得思考的。在孩子那里容易显得深奥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在华文教育中也是需要重新审视的。相信华文教师们都知道，华文试卷一中“报章报道”的议论文题目，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苦涩或无味的“操练”。先提对现象感到“亢奋”、“悲哀”，然后从学校、家长、社会三方面分析问题的成因，最后提出一些无关痛痒的“解决方法”，已经成为回答这个问题的固定模式。学生分析问题的时候，也都是“一本正经”，即使另有想法，也因为担心“离经叛道”而不敢冒险。这种变异的“道学家”教育，不知已有多少届的学生经历过。是时候对此进行检讨了。

信与美、有趣与有益之间的差别，在孩子那里如何统一？科学知识瓦解幼儿的初级虚构后，何以让孩子保持“赤子之心”，促进审美情感，生发高级虚构？这些都是我们的人文教育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华文教育绝不能因为要“教好语言”而逃避责任。

关于文学作品和阅读赏析

本人发现，新加坡的学子，似乎往往不知道什么才是适合于他们的文学。问孩子们喜欢什么小说，除了少数几个说出了金庸的几部武侠小说外，其他都是英美法的作品，特别是哈利波特，也偶有一些日本作品。这不禁让人担忧，是华文教育界没能为孩子们（特别是中学生）制定一系列可以让他们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自己理解、观赏乃至对话的文学作品，还是白话文作品一百年，除了少数，都不适合我们的孩子和青少年，显得不是太沉重，就是太轻浮？似乎中国的现当代作品中，就连本人非常喜爱的冰心的《寄小读者》，对孩子们也无法产生吸引力。至于一些本地华文文学作品，虽然有些确实有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否能切合学生的口味和审美情趣，还是另一回事。也许，我们无法干预作家创作的自由，但本人认为，我国确实需要多些从创作动机上就是针对中学生和高中生的文学作品。

而且，我们也必须考虑，，华文文学如果在写作方式和主题思想上和西方文学完全一致，那么，假如孩子的英语比汉语好，他们凭什么要去阅读华文书籍？现代汉语本身的美，以及只有华人社会才可能有的视角和思考，落脚点在哪里？

同时，本人知道本地目前有一些老师们从事儿童文学的阅读赏析的教学工作，我国也邀请台湾专家来给老师和家长们上课，学习如何以比较系统的方式引导小学生去赏析文学作品。在本人看来，我们也需要把这方面的知识运用到中学生的教育中。虽然不是每个学生都修读中华文学，但这种阅读赏析的能力，应该是每一个华文老师在课文的教授中，有意识地融入于教学中的。

最后，还有一个“古文”的问题。目前，本地似乎没有太多人重视古文“翻译”成白话文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无法传播开来的一大因素。当然，这工作应该如何开展，要如何在保留文化本质的同时，也让学生能够稍稍窥探到古人的“文字美”，还有待学者们去研究和实践。当下，老师们也许只能以他们的能力所及，对古代文学进行他们自己的“现代阐释”。

结语

华文教育中的文化知识传播，任重道远。除了有些必学的文化知识外，华文教育工作者应该重视的，还有社会伦理的总体性目标，培养学生审美的能力，以及引导他们全身心地进入古今的汉语文学作品中，从中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说到底，华文教学绝对不只是教导孩子怎么用语言，其中的文化教育也不单纯是知识的传授。重要的，是要明白我们教导的是个“人”，从中国文化中找寻“人学”的因子，让学生内化并一辈子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