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人文政策：要有新加坡的语境

● 吴韦材

　　淡马锡初院唐佑彬老师在报上提出“文化教育”主张，促进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他同时也指出我国华文教育因过分重视语文层面而无形中累积了盲点。

　　对唐老师的主张，在上海复旦大学就读的陈炜雄也给于回应，并以钱钟书对人文学科的看法，最后标出“人的教育本来就应该追求整体性，即使我们在实践中难以顾及全局，至少应该在思考的层面，尽可能从整体把握问题”。

　　笔者绝对赞同并鼓励“文化教育”的有效推行。不过，假如我们新加坡当一谈到“文化教育”就自然而然地去到“华文文化教育”上去，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方向，还是有偏颇的。

原有人文价值摇摆不定

　　近半世纪来，西方文明价值观在东方社会造成的冲击确实显著。物质化、市场化、经济务实主义的大浪，把一些东方原有人文精神价值冲得摆荡不定，也引起许多东方社会学者对此文化冲击关注。

　　这种关注，往往也造成一些文化偏见，甚至有些学说判定西方现代文明是没前途的，甚至是反人伦的。

其实，社会上许多一边反西方价值的人正在一边享用着西方价值带来的好处。这种状态，很容易使人在鼓励文化教育或文化政策时会齐声同唱一个调子，但实际生活里身体力行的又是另个版本故事。

　　这样下去，再搞也不出自己文化来是一回事，还会越搞越表面化，越表面化自己的真正面目就更加模糊起来。

“搞”文化，我们“搞”很多年了，为何一个拥有快要两百年开埠历史的移民城市，还无法把自己的文化面目“搞”个清楚，这其实是很匪夷所思的事。

一个国家当然是需要有其文化政策的。一个受福柯（Michel Foucault）所影响而产生的思想流派，指出文化政策与文化研究是一个并行的混合物。

　　学派认为，无论在建设、定位、吸收或筛选上，文化政策与研究都有相因关系，不可分割。文化研究中的批判分析和国家政策定位之间，更应该为建立更密切关系而努力。

　　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最大考量的依据在于社会，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人们需要什么或人们心灵的本质是什么，在对一般流通的审美作出分析与判断之前，政治上的实践性，应该是首要的考虑。

　　而我们做了什么？

　　说句“想当年”的话，半个世纪前我们社会相对较为单纯，而这种单纯里其实有着一种身份的清醒意识。

　　即便我们早年中学里学过的马来班顿如今都忘得一干二净，但笔者心里从没忘记过那个多元民族个性时时能与环境呼应的年代。

须朝自己的整体性发展

　　曾几何时，西方文明大浪一波波冲来，我们就招架不住，先做了欧美文化外层糖衣的舔食者；现在中国经济好了，又觉得《论语》里每句话都头头是道了。

　　笔者不是故意挑毛病。但我们国家文化政策，近20年一直只是处在一种“机关制度的门槛政策”之下，是不争的事实。要鼓励你，就给一点资助你，由你去搞，搞坏了我就拿出一部禁令章程来禁止，这样不是文化部，这只是文化警察局。

　　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文化政策，而且是与社会民生积极对话及具有互动鼓励的。它必须具有能对社会人文作清醒研究的能力，那样它才能对自己社会的文化实质具有正确的分析能力。

同时，这也才可以综合、归纳、整理并同时扩大属于自己的文化项目：历史的、地理的、生活的、人民思想的。

　　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应该负起的引领责任。

　　当然，文化果实例子也是有的，如妆艺游行、国庆庆典、新加坡美食、中元节盛会、新加坡人办事风格，都是。也许在一些人眼里这些都比不上人家一套《托斯卡》或什么大唐辉煌歌舞，但，这就是我们。当我在国外人家问起时，这些都是我骄傲的项目。

　　然而，新加坡怎么老是处于这种落后的“东西文化对垒”语境里呢？一会儿模仿人家选摇滚偶像，一会儿举脚赞同去背经；一干人等天天撕心裂肺要喊华文文化救亡，一干人等又完全认为这些落后老土。

　　我们有我们的人文，但如何朝向属于自己的整体性发展，这才最重要。

　　从飞机上望下来，一个如此美丽如此现代化的岛屿城市，一个本身拥有不同种族精华的国家，为什么在文化政策上那么没有明确清醒的作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