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8日星期一
Quote of the day
2009年12月26日星期六
Ten lessons learnt after 16 months in Hong Kong
2. Education is never far from politics and economics. So just as they say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everyone in society has a right to be engaged in education issues. But that doesn't mean we don't need schools and teachers, for they shield children from premature exposure to darkness lurking in all corners of Life.
3. Everyone is born equal but different. Inequality is simply an exacerbation of pronounced differences.
4. Some say freedom is the will to be responsible. Others say freedom is a game of choice. I don't know what freedom is, but I know I've lost my freedom when I cannot conceive for myself what is righteous, and what is not.
5. All agendas, in their own right, deserve basic respect. But some agendas always prevail over others. Sometimes, this is due to Reason; more often, it is due to Power.
6. Strip me of my national identity, and life becomes much less interesting - at the very least, there'll be nothing much left to lament over coffee.
7. Capitalism and goodwill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entities. Cold appearances can belie warm hearts - for in societies like ours, community is an unity of universal solitude.
8. History is like volcanic lava. We usually just leave it boiling in the abyss, and build our houses upon it. When the volcano does erupt, it may quash existing institutions. But as the lava cools, our land will emerge more fertile than ever before.
9. Loneliness is the consciousness of Solitude. It deserves to be embraced and celebrated.
10. By nature of human's forgetfulness, there is no eternally good or evil person. What prevails is the eternity of goodness and evilness.
2009年12月23日星期三
Quote of the day
2009年12月5日星期六
2009年12月3日星期四
2009年11月30日星期一
我
朋友对我的陌生和“畏惧”，其实是有理的。只不过是因为我自己很有意识地活在，所以我对自己的奇怪，已经习以为常，而觉得自己很简单罢了。
我是不是很烦？也想，真的是。我想，在不断品尝孤独、思考人生价值，以及定位人生意义的坐标的过程中，我真的已经变得有些不同于寻常人。我开始把自己塑造成那尝试海纳百川的大海。不论小船、大船、渔船、货船、游艇、邮轮，我都只允许自己滑出漂亮的波纹。风，会掀起浪；但阳光洒在波浪上时，映照出的是犹如金粉的闪烁。我真的在包装自己。即便我如何自我解构，我其实终究在寻求建立一个“深藏不露”的自己。
也因为这样，我其实很容易以自己的难以理解，自己的桀骜不驯，自己的曲高和寡，把所有人都排除在外。然后，我在不知不觉中，就伤害了人——就算只是间接地让他们在缺乏自信中感到挫败。让人觉得有距离感，却同时希望能够亲近人，是我的矛盾，也是一种辩证性的存在。
对于爱，我发觉，我喜欢当一个港口，给那些感到孤独无助，需要歇息的船只靠岸。太大的船，进不来。但小的船，我也会呵护。不过，我只是一个需要时可以供给人歇息的港口。我没有办法与船发生过度的、持久性的依赖关系，因为，船就是应该出海闯荡的，找到能够与他们为伴的其他船。感觉上，我好像很伟大；但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固定体。渴望常常有船来访，但我不会刻意留下他们，我不会把自己交付给他们，因为，在港口停留太久，船就会生锈，受到（难以弥补的）伤害。
对于真正信任的知交，做一个在某些方面能够心照不宣，能够对其说“我懂你”的人；一辈子可以赋予他们暂时性停靠，却不会是终点。我就希望做这样一个情感与精神的支柱。这，也许就是我所谓的platonic love。
2009年11月29日星期日
沉寂
其实，我也累了。满腹的期望、理想、意志，反而让我想卸下心头的沉重。
纯爱，也许是永远都到达不了的理想状态，除了跟自己交接，给自己疼爱。
也许，我该下定决心，不再给谁交付灵魂，
也就不再让谁在遐想和盼望中折腾，最后依然幻灭……
“年少时的我，很早就听见了和别人不同的鼓声，却不敢迈开自己的步伐。我躲在人群里，尽量保持安静，表现和别人同样的举止，害怕别人看到我与众不同的地方。
直到我还是力不从心地落伍脱队，把自己推向更深的孤独里，在黑暗中看清楚一切。… 长夜白昼，其实没有分别。
懂得停止心中的爱恨喧哗，在寂静中拥抱孤独的自己。
孤独有很多种，其一是：因为需要有一段时间来安静自处，让自己孤独，以便于把自己看得更清楚，同时也把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澈。
随着因缘的路途前行，自己就是最好的知音。”
一个人，首尔
11月2日
首尔。一个lv人的世界。（奇怪，我怎么会忘了“旅”字怎么写……）
早上11点的阳光，不知为何，总像已经到夕阳落下的时分。
在填不满的的列车里，从江南到新村，18个站，一个人。看着城市，写着日记，生活就像是这样：划动，暂停，再划动；上车，下车，一个个俊男美女，娇滴粉黛，帅朗潇洒，在我眼里却只是为我做伴的无声者。只有列车，与我一体——我随着它的步伐前进。
韩国不比新加坡——在这里，我感觉自己的世界，是一个封闭的完整体；在家，我固然完整，却必须让自己的完整性，在义务中不断延伸，不断扩张。
一个老妇上车了。挂着一个扩音机，提着一个小篮子，唱着歌。我想起了《孽子》的主题曲，想起了香港的房东阿婆，想起了自己……但在掏出一千韩币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太多。钱放进篮子里，继续埋头看书。
11月5日：
一个下午，在市区慢慢走，来到了明洞。本来应该去看传统韩屋的，却决定转到去看明洞教堂。那是天主教在韩国的发源地，七十年代民主革命的历史坐标。饶了几圈，找不到。走得累了，脚板有些痛，提着泡菜的手也酸了，本来快放弃，眼前却出现了教堂的尖顶。
太阳从右边照下来，眼前是哥特式的教堂，有种神秘的感觉。来到前广场，先不进去，而在耶稣雕塑前的板凳坐下，喝着清凉的水，慢慢抬头看教堂的一砖一瓦。不远处，两点钟方向，是南山塔。
宗教的mysticism，总是在人感到疲惫时，格外彰显。决定走进教堂，但塑料袋的声响，沙沙沙，在寂静的大堂里，格外刺耳。于是，不敢大步走动，只是站在后面往前看。没有开灯的堂内，彩绘玻璃窗透进光，加上高高的屋檐，真的感觉，人仿佛真都有原罪，处在深渊之中。我终于第一次明白，Gothic建筑如何给人“通往天堂”的幻觉。
不行，那压抑让我喘不过气，于是出来。正门上，刻着穿着朝鲜服饰、头饰的传教士。那种文化的引入、本土化，以及它们如何融合成为韩国人的集体思维，很有意思？取诸他者，化为自用，这就是所谓的cultural openness？
回到先前的板凳上坐下，拿出纸笔，写着这则日记。
此刻，太阳已经从天际降到了高楼背后，天空是泛点淡红的肉黄色，与我拿笔的手，好像是一个颜色。风停了。想象自己有一双在天上的眼睛，或是那只在不远处歌唱的小鸟，看见一个黑衣、黑裤、黑背包的年轻人，在教堂前写着日记。
我很想画下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但此刻，天空的黄加深了，一下子的“闪”了一下。而我亦是在一阵一阵地微微颤抖，希望找到合适的文字来驾驭着凉风中的美好感受。但如同活着一样，回忆总是慢一拍，而旅者的文字，也没有必要去“驾驭”他自己，因为写作的时刻，他就活在他的文字里。
时：4.44 pm
我终究是个弱者，却在自己面前试图坚强。
文字，无力表达感受；但感受，却真实不虚。
时：6.22 pm
我终于剩下最后一道的台阶，就到达南山塔。望着一对情侣往山下离去的背影，走入黑暗，我一个人，孤坐在一盏白灯下，不远处传来韩语，以及时不时的“叮”声。我的身后，是南山缆车的线轨。一辆缆车刚划过去。
这一路，1160米，别人大多是成双成对，结伴而行的。而陪伴着我的，则是在宁静中沙沙沙的一袋泡菜。每一个台阶，我都单脚抬起，先是轻轻落下，再大力往下按，像是在每个台阶上印下自己的足迹。只有一个台阶，印了两个脚印；还有一个，差点被绊倒。一路上来，休息的地方只有一处，但我都不好意思坐下，因为到处都是情侣。到了另一处，一个没有树木遮挡的伸展台，也都是结群的朋友、紧紧拥抱的情人，在拍摄夜景。我的那袋泡菜，却不甘寂寞，不肯停止吵闹，我也便不好久留。
原本是希望在南山上看夕阳落下的，但秋天的太阳特别懒，彩霞映照的时分早已过去。不过，比起南山，先前在明洞教堂看的夕阳，反而多了一份神秘和神圣。坚持用双腿登上南山的我，从明洞一路沿上坡路走着，经过了缆车站，再找到了一个连接交通灯的入口，开始了1200米的跋涉。到40米处，见到一个没水的圆形喷水池，以为这就是拍《贝多芬病毒》的南山图书馆，但又好像不是，便多走了几步。来到一个长长的台阶，心，悸动了一下。啊哈！莫非这就是我寻觅已久的那道台阶？从上往下走，在台阶中间插着一个牌子，更是期待。一看，spot on！“《金三顺》最后场景拍摄点”！从楼梯往下看，眼前是较早穿行于其间的明洞区。于是，走到了台阶的底层，回头往上看了看，再往上爬一次。底层到插牌子的位置，60个台阶；从那里到最上面，52个台阶。这是综艺节目《我们结婚了》中，Alshin couple再度相逢碰面的地方！做韩流迷真不错，至少每个地方都有意义，也因为有回忆。
一只小猫沿着楼梯旁的沟渠爬了上来。我与他对视。喵。只有猫，来喔接我望着夜景的心情吧？
6.46 pm。到达了！啊～最后的50米，怎么这么累？！到了山顶，真的，感觉自己就像爬上来的路途中，挡在路中央的那棵树一样突兀。周围有太多的情人、朋友、孩子。一个爸爸牵着孩子，一边下台阶，一边学数一二三；另一个爸爸背着孩子，妈妈替他们在南山塔前拍照。除了这两对人，其他的，我都不敢也不想正眼看。
是树挡住了我前行的路，还是本来那就是它的底盘？
坐在Alex 和Shinae曾经被鸽子吓着的石阶上，我在幽暗的角落，写了这则日记。
是该去看夜景了。那是只有眼睛才能真正捕捉的完美。
2009年11月28日星期六
2009年11月26日星期四
2009年11月24日星期二
History - an epiphany
But history never shows us the way to go.
It just screams in silence, 'look, you'd better be careful,
Friends today may tomorrow be foes.'
2009年11月11日星期三
2009年10月26日星期一
2009年10月16日星期五
荒谬，我和你
你能不能告诉我，凌晨三点，我不睡觉，在做什么……我在等待天亮吗？还是，耳机里的乐符在跟我诉说着什么？
夜深了。幽灵，你是否愿意出来？
我问你哦，当我把“公务员”的外衣剥离后，还知不知道自己是谁？此刻的我，是否能彻底抛开心中的那份义务，那份入世，学会不顾一切地在文字的真实中徜徉？
我问你哦，我今晚会梦见什么？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那感受到的现实，是肌肤上的一层薄棉，还是一幅把我画在角落的油画？
我问你哦，这一生，有没有感受到天真？还是，天真原是一个他人对自己的价值判断，自己其实一直都天真着，只是没有察觉而已？
我问你哦，你有梦吗，做过梦吗？你的梦，是风中悠悠晃动的竹子？还是只在细雨绵绵中才会从池里探出头来的小鱼？
平时见阳光的时候，你都把自己埋在了什么地方？埋得多深？
你的躲避，是因为畏惧阿波罗赐予我的光芒？那你的神呢？听说，他的父亲，也有把可怖的闪电吗？还是，你与我不同，害怕打扰自己的神？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活在世人的赞誉之中，活在自我的严厉监控里，关在一个巨大无边而充满各种玩物的牢笼里？
我知道，你从来不会耻笑我。只会以一对充满宽容、慈悲、同情与期待的眼神，微笑地凝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今天，我也闻到了空气中你的喜悦。三只滑翔着的老鹰，把金粉撒在了绿园上。微风溜过的肌肤，像淡灰白色丝绸那样柔顺。我好想喝冰冰的香草鲜奶。你呢？
啊，我忘了，你喜欢喝墨汁。最新出品的“坚硬如水”牌，是否合你的味口？不喜欢的话，我可以找新的供应商。大陆的喝惯了，不如试试台湾的？
你知道吗，我很高兴，此刻你还在。对此我很有自信，因为我还能感受到你冰凉的触感下，缓缓流动的血液。但是，你的微微颤抖，让我有些胆怯。我害怕，我会慢慢失去你。
我知道，你在搜集我留下的碎片，在帮助我挽留走过的痕迹。在黑暗里，我找你找得好辛苦，你知道吗？到底，你要带我到什么地方去？点一根蜡烛，不行吗？
睡吗？那么早，才清晨四点耶。不能多聊一会儿吗？拜托……
……
好吧，我不惹你。别不理我。
晚安啦，孩子。
2009年10月15日星期四
2009年10月12日星期一
读《出师表》而思吾辈华教之传承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 费依、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 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 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 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出师表》数百字，撼我心者竟为“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天下三分，众人心向后主，非禅之贤能，而为其先考之恩德无量。联想到华文教育界，最推崇尊师重道、谦卑恭敬，最忌讳自恃过人、桀骜不驯。然吾国华人圈，实已非昔日之社群。新一代之所思，非前人所训导。
秉持前人的信念，了解新人类所向往的个性，将两者加以衔接；继承前人的育人理想，预见新时代所需之特质，将两者加以柔和。此诚乃吾辈华教工作者困顿之所由。是以中青年少，似迷途小鹿者，多矣。然有能耐细心聆听前人之心声，又具资本塑造空间培育后人者，除我辈无他人也。
此危急存亡之秋，吾辈坚守忠志贞操，可兴西渐世代之东风乎？
2009年10月2日星期五
You deserve...
Like angels deserve white, though
they are often covered in dust.
But that is all I can say, and a silent prayer
that rustling winds bring to the depths of the clouds -
I wish you well, my friend,
May true love liberate us all.
2009年9月27日星期日
令我担忧的华教界
但是，我很多时候很担忧，真的。
身边许多的teaching scholars，或是在受训的，或是在执教的，很多都是想在完成了bond之后就离开。对于他们的选择，我是尊重的。而且，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渴望回避不必要的行政工作，以及以“功利”的金钱考量来看待教育，我更认为是人之常情。说真的，那些把教育当成一辈子calling的人——像我，其实是极其少数的怪胎。
但是，我至少知道，许多的这些scholars，都是有料的，特别在外国修读了文学语言专业回来的，更是如此；我也知道，这些朋友、同僚们，在自己的几年教育生涯中，会在教学上尽心尽力，因为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本心是在孩子身上的。
正也是这样，因此，面对这份希望在完成bond之后就想离开的坚定，我总觉得很惋惜。华教界留不住人，是这个圈子的损失。
而在众多来自不同背景的新进教师们，听说也是千奇百怪。新旧更替之间，我很庆幸，还有一批有十几年、二十几年教龄的中年老师们，在引导我们这些后进之辈。但是，我同时也觉得，也许，两代人之间，在许多问题上，是需要多沟通并相互学习的。
长辈们历经教改的风雨，目睹了一代代学生在思想、道德、情感、作风、态度等方面的转变，也许能提醒我们这代人，特别是新进的老师们，究竟我们在这历史的推移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是怎么样的一代人。而年轻的老师们，站在过去与未来的交替之间，其实主导着华文及其更大的华人，会在未来的几十年呈现什么面貌。
上一代人，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局限与矛盾。我们这代人，必须去克服自己的局限，并在理解矛盾之后，进行抉择，上自语文政策规划，下至课堂教学细节。而下一代人，是承受我们这代的抉择，并在世界大势中不断被冲刷的一群。
我经常想，教学说到底其实也只是一份工作。所以，我们并没有必要去把教师“神圣化”，更没有必要成为道貌岸然的”完人”或楷模。但是，深一层想，因为教师也都是人，也都极有可能成为家长，也有可能在新加坡成家立业，于是，就不得不为下一代着想。而恰恰也正因为我们的工作本身就是在塑造下一代，从逻辑上来说，我们就更有义务去比其他的家长想得更深、想得更多、想得更远。
我一直觉得，我这代新加坡华人，如同中国这一代的青年们，其实都不断在矛盾的边缘徘徊。隐隐约约，我们能感受到某种引力，让我们能扎根，但同时，有太多的“新”思想在充斥着我们自以为理性的大脑。哲学上的“正、反、合”，我们似乎处于一个将“反题”合理化的过程，有悟性的就会去想，究竟我们一贯信奉的“正题”是否成立，是否还合乎时宜。但是，我们有能力把矛盾调和，并最终形成“合题”吗？好像有，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并没有。
打个简单的比方，华文教育在“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工具论”与狭隘的“文化论”（aka道德论）之间，不断被辩论。但是，又有多少人会站得更高去看问题？
“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讨论，归根结底是对教学法背后的认识论的阐释——即，许多人总半带调侃地戏称为think about thinking。第一语言的教学，根源在行为主义（behaviourism）；第二语言的教学，根源在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要了解这些很chim的名词，其实，我们并不需要有太深厚的哲学底子。只需要知道，关键的区别在于，前者教给学生的是语文的原材料，并假设学生能在环境与其他日常的行为途径中，掌握组织原材料的方法与系统；后者要教会学生的，除了原材料之外，更重要的是把重心放在帮助他们组织材料，帮助他们建构语言认真的系统性。我们的教改，真正要改变的，是教学法背后的认识论。这一点，并不能与语文政策混为一谈。
谈语文政策，比较适用的辩题是“工具论”与“文化论”，但其实，这也是个伪命题。两者并非是彼此排斥的。就连外语教学，重点是教会沟通性的技能，但背后也必然会牵涉文化方面的教育。那么，华文在本地，就更应该是如此——在重视技能的实用性时，也不放开对文化认知（cultural literacy）的坚持。我们之所以会有种想对“文化”避而不谈的集体倾向，是因为我们觉得，那样可以使华文教学摆脱浓浓的“道学气”，促进学生的兴趣，并使语言教学回归其“语言学”的本位。但语言教育，其实是几个同心圆所构成的，从最内在的语言学，到外在的文化知识。我们不能因为华文原本的“道学气”而决定去割舍文化。因为，总有一天，人是会就其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有所质疑的。特别是全球化时代，随着人们的身份愈加多面化的时候，危机意识会更加地强。教育如果是塑人，那么，我认为，文化教育比起语文教育来得更加重要，从长远来说。
我们反而应该利用这次教改的契机，去更深入地思考，究竟我们在华文教学中，要教给孩子什么样的文化？如何让“文化”变得比单纯的“道德价值观”更加广阔，同时又具有某种思辨的深度？
回到前面，“工具论”与“文化论”的辩争，就好比说，文化教育不是语言教学的职责。也许，文化教育应该是整个教育经验共同完成的一项任务。但是，既然语言教育是教育经验的一环，那么，就必须负起相对的责任。而且，因为语言比起其他科目，与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其文化教育的责任就更大。
统合前面说的，“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完成的都是同一件事，就是让学生掌握好语言，能使用语言，只是重心有所不同。
而“工具论”、“文化论”的统合方式是：当我们更加注重以科学化的方式教授语言时，我们更加需要把语文教学纳入社会学的范畴来进行考虑，重视文化层面的教育，包括先前一些道德价值观，以及其他跨学科、跨语境、跨文明的文化认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要关注两个关键词：一个，是literacy（我不知道应该翻译成什么，也许谁能给我建议），这是从个人来讲的；另一个，是 language ecosystem（语言生态），这是从政策规划来讲的。
这是教改五年来，一个最大也最致命的舆论盲点。希望我们都不会忘记，在语言的教学中，技能/形态（skills/ form）和实质（substance），两者缺一不可。
真正令我担忧的，是某些放逐边疆的藩王，继续以自己的势力在推动某些一意孤行的政策主张；政客以华文水平继续下降为名，要求再次检讨华文教学，而不去深化目前的改变，使改革最终偏离正轨，造成未来二、三十年的恶果；还有，在文礼的那巨大象牙塔，那个在幼苗阶段就将人玷污、或是以不痛不痒的课程来占据每一位学员宝贵人生的机构，比起教育部，还更加迫切需要改革与重组，需要重新检讨课程与教学，并不断审查教员的素质……当一个机构变得有点类似中国政协，成为让那些在政治漩涡中被搅出来却仍有那么点威望的年长者，得以躲避风雨而继续逍遥的温床时，也许，你不能怪本地的新进教师能力不够，你也不能怪我们的学术科研成果如此的凤毛麟角。
2009年9月26日星期六
2009年9月17日星期四
少私寡欲
没有责任，没有委屈，没有埋怨，没有低潮的一天。
也许，我没有资格哭天喊地。毕竟，还有亿万人没有饭吃，在以体力换取微薄的米粮。
我知道我是幸运的。但有时，心里不平衡，就想宣泄。
为什么，明明用脑力，挣了那样一笔钱，却要为了去不去旅行而犹豫不决？
为什么，本来怀着理想进行的神圣写作，会成为挣钱的工具？
为什么，家人之间的关系，必须为了钱而变成相互取悦？
有支配权，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或也许，我在乎的根本不是钱，
我只是单纯地厌恶责任，想逃避责任——
以血缘或姻缘而缔结的、难以分割的责任。
15年，20年，已经够了。太早衰老，老人想做老顽童了。
也许，这篇文章，会让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大跌，毕竟，scholar并不是自由身，
但我希望，思想和感情可以是自由的。
责任，换个角度，就是有人爱自己，
但是，我情愿拥抱大海，甘心在竹林的怀抱中，静观阳光的丝丝投射，
老来坐在沙滩上，捧着一束玫瑰，与它一起在夕阳中凋零。
云南的孩子，印度的孩子，还有，到索玛利亚打海盗，
有时都是一场梦。我至少，有过选择。
人最怕的，原来是生命的不可抗力。
不照顾身体而得绝症，这是我的选择；
自暴自弃而气爆血管，这也是我的选择。
而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不再想要有任何强加于我的选择——
直到我有能力，坦然地选择失去一切的选择权。
那，也许是我选择停止呼吸的瞬间。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多好的一句话，却又多么讽刺，对我这个多面的扭曲灵魂来说。
2009年9月9日星期三
我回来了
一个多月，在现实世界里好像是一转眼，在这内心的世界里，却好像很久很久。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能够感觉到，原来，我已经慢慢地不去在乎“小我”的感情波动。小小的快乐、小小的感伤、小小的懊恼、小小的兴奋，这些，都已经不愿意花时间去写下来，去记录。只因为，人长得越大，就越觉得时间不够用。
又或者，其实，越觉得“天下”有许多事要做，要做就必须去好好地学。于是，就慢慢去忽略自己心灵的纤细，甚至，有点压抑它的感觉，尽管不会痛苦。
但我却回来了。这磁场的魔力，也许就在于，你越“铁石心肠”，你越逃脱不了其引力，终而只有臣服。
好几件事，成为了我回来的契机：
1）最近与十三年不见的小学老师见面，不再像师生，而像相见恨晚的朋友。原来，我们是如此的像。她送了我龙应台的最新力作《大江大海1949》。本来，不以为意，却被作家把家史置于广阔历史背景下开展的写作方法深深吸引。千岛湖的形成，原来就是五十年后的三峡大坝。50年前，本事一片青山绿水，有着一千多年的庄稼。共产党建个水坝，放水一冲，千山只剩下光秃的顶端，于是，成了千岛湖。慢慢发觉，虽然明白“返者道之动”，但是，心里一直希望能信仰的，还是历史进步论。只因为，眼前看到的海平线，处处是危机，处处是人性力量的后退，或是在有点长进后的快速腐蚀。
2）我又找到了一个可以托付心灵的好朋友。以我的真心，换一份情意。这让我很快乐。但是，夜间与弟弟闲聊，听着他分析我的性格，才知道，原来我一直没有真正认清别人眼中所看到的我。弟弟说，我呈现出的复杂面，说到底就是“王子病”加上“真情压抑”。真不愧是知我者莫若弟也。可十八年来，我又懂得他多少？我不知道。
站在窗边，凉风一阵阵地吹来，天空布满暗红色的云朵，像干涸了的河那样的土色，像鲜血曝露在空气中久后凝固的那朱色。我有一点的挫败感，但我不允许它让我煽情、让我颓废。是压抑吗？也许。但我在想，其实这世界真的没有对与错。一切看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就像弟弟把刘备的五虎将看作是“可以甘心为你挡箭而毫无怨言”的人，而我却觉得，五虎将是“可以将你的人格视为他们甘心盲目信任的理由”的人。孰是孰非，自我定夺。
3）“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大一就学会了。而如今，我却不断地在扩大知识的版图，就像把汪洋中的小岛屿，一块块地征服，慢慢地组装成起来，划定一个个虚拟的界限，插上小熊旗帜；而在做人方面，有真正地解脱吗？也许，并没有，只是我相信如此。或者，也许我的头已经解脱了，而我的心还深深扎根在一片混沌之中。灵魂，好像有点慢慢变得干枯的感觉，因为有时，对亲人最简单的彼此尊重，我好像都会忘记。这世界没有完人，但我们有时在其他方面走得太快，就会发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者是孔子的“吾十有五而治于学”论，其实并不能这样一环扣一环地发展。
难怪，龙应台会说，25岁后还能持续写作，就是件认真的事了。自己的文笔的僵硬和干涩，总是可以提醒我，是时候回到自己的心了。所以，心，我回来了。
但停驻了一会儿后，我又得离开，继续漂泊在我的大海中。不过，也许我已经比许多现代人都幸运，因为他们虽然累，自己的停泊站却永远遥不可及……
2009年8月12日星期三
【联合早报】中国如何应对消除贫富差距的呼声？
中国在经历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之后，出现了相当显著的贫富差距。于是，民间产生了要求解决贫富不均问题的颇为强烈的呼声。怀念毛泽东时代的许多人盼望能够回到平均主义的过去，反执政党的社会势力则竭力让公众相信：只要推翻现在的执政党，清除贪官污吏，贫富不均的问题便可以立即蒸发。这个状况所导生的社会张力仅次于官员的贪污腐败。
中国未来能够消除贫富差距吗？什么样的办法才是应对贫富差距问题的最好办法？为了得出合理的答案，我们需要冷静地观察一下中国和国外的一部分相关现实。
贫富差距的世界分布模式
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通常采用基尼系数。目前贫富差距最小的是北欧国家，如挪威、瑞典、丹麦，它们的基尼系数最低。美国和西欧的贫富差距大于北欧。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高于美国，接近于拉丁美洲和非洲。总体来说，贫富差距是一个普遍现象，没有任何国家例外；但是程度有别。一般来说，工业化越发达的国家，国内的贫富差距越小；工业化程度越低的国家，贫富差距越大。
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虽然低于中国，低于拉丁美洲和非洲，但是这些国家依然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以美国为例，2006年在美国总人口之中最富有的10％，拥有美国70％的财富，财富集中的程度大于中国（中国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全国财富的40％，中国基尼系数较大的原因之一是城乡差距很大）。
在世界范围内的财富分配更加不均等。同样以2006年为例，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85％的世界财富，收入最低、占世界总人口一半的人，只拥有1％的世界财富。这些最富有的人绝大多数来自于经济发达国家，比如，其中37％住在美国，27％住在日本。
为何贫富不均遍布全世界、无一例外？最基本的原因有五：（1）每一个国家都允许个人通过兴办企业的方式赚取利润和实行私人资本扩张；（2）允许买卖股票和房地产，通过非产出性劳动的方式赚取财富；（3）实行按贡献分配收入（以及分配权力和声誉地位）的分配原则；（4）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实行人员、资金、产品、服务和原材料的流通制度，即市场流通制度；（5）国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竞争和弱肉强食的关系。
前三个原因必然导致财富、收入的不均等分配，导致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后两个原因导致国力强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在世界财富的分配体系中占有优势，而且使任何国家都不能游离在现实的世界体系之外，采用与前三种方式完全不同的方式。
中国不可能选择均富
为何世界各国都要采用前面所说的前三项经济运作方式？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三项做法可以大体上保证有强烈财富欲望的人能够获得积累巨富的合法性与运作空间，可以促使无意走企业主道路的各阶层职业人士尽其所能地努力工作，以便获得比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三项做法直接启动的都是以谋取个人利益为基本考量的行为，但是这些行为所衍生的整体社会效果却是国家整体生产力的较快发展、国家整体经济财富的较快积累、民众整体生活的逐步改善，最贫困者可以得到救助。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比此种方式更有效的经济发展运作模式。
中国、前苏联等国家实验过集体经济制度和接近于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结果是，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是活力不足，国家整体生产力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苏联落后于美国，东德比不过西德，朝鲜逊色于韩国，中国大陆差于台湾。笔者在苏北的农村生活过，直到1980年试行包产到户制度之前，村子里的乡亲们常常食不果腹（包产到户之后当年即告改观）。经济改革之前的城市生产活力也相当有限，比如解放牌汽车的模式居然数十年不变。由于整体生产力有限，中国在经济改革之前的城市基本面貌，民众的基本生活，只能以极慢的速度获得改善。
以上海为例，外滩的建筑从1949年到1980年代中期几乎没有变化，上海市民中有极大比例的人一家两代或三代挤住在一间半或两间小房子里。相反，在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虽然贫富不均加剧，但是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标准却得到了逐步和明显的提高。也就是说，基于良好愿望的均富分配制度，从整体来看，在改善低收入民众的生活水平方面却不敌容忍贫富不均的制度和国家。这是一个残酷的讽刺，遗憾的是，这是一个需要正视的现实。
这个事实意味着，即使仅仅考量如何更有效地帮助低收入的民众，即使愿意舍弃国家整体经济的较快发展速度，置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于不顾，中国也不能回到经济改革之前，采用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
以上事实的进一步含义是，不管什么党在中国执政，都不可能拒绝采用前面说过的那些经济运作方式；然而，只要采用这样的方式，就必然会出现显著的贫富差距，财富就必然会向少数人手中集中。
贪官污吏应该毫不留情地予以清除，但是清除他们只能解决积累财富的机会公平问题，使贪官污吏及其亲友无法获取巨额财富，不过巨额财富会流到使用公平原则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另外一部分人手中，因而就全国而言，依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显著的贫富差距。
消除城乡差距的根本之道
不能避免显著的贫富差距不等于不能缩小贫富差距，更不意味着中国的城乡差距必然会永远持续下去，或者城市弱势群体的地位将永远没有改善空间。
我们可以首先检视一下城乡差距的问题，为此，可以先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发达国家由于较早实现了工业化，由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逐渐进入城市，在全国人口中，农民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都在5％以下，美国是2.4％，加拿大2.8％，法国.2％，英国1.9％，德国为2.8％，日本4.5％。农民除了打工的以外，都是拥有很多土地的农场主，农业作业是机械化制度，管理是企业式的管理，他们的收入不低于城市人。
中国目前有60％的人住在农村，但耕地少人多，每户1－10亩地左右，即使每亩土地可收500公斤稻米或400公斤小麦，每年的可得收入也是微乎其微。换言之，这个状态如果不予以彻底改变，农民将会永远生活在贫困之中，成为收入极低的一群。
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中国如果要消除城乡差距、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最根本的道路只能是国家工业化，通过工业化把绝大部分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如果把农业人口降到10％以下，把土地经营集中在其中10％以下的农业企业家手中，中国绝大部分农民的问题就解决了，城乡差距的问题也会随之消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村的土地使用权集中必须伴随工业化自然进行，不可先于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扩张需求，否则便会加剧农村弱势农民的贫困。
如何帮助城市弱势民众改善收入与地位？主要可行的途径有三：
一、持续发展经济，提升国家整体生产力的层级，包括提升生产力的技术水平，扩大附加值较大的产业、尤其是世界一流产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非农业的产业规模越大，经济与技术的水平越高，整个国家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需求量就会越大，而在全国的劳动力之中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所占的比重越大，中产阶级的规模就越大，原本属于低收入阶层的人士及其子女就越有机会进入中产阶级，结果，城市低收入阶层在全国总人口之中所占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小。中产阶级的规模只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然扩大，不能离开经济发展的需要去人为地催生、膨胀。
二、向城市弱势群体成员提供良好教育，使他们能够获取参与职场公平竞争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借助于教育去分享中产阶级扩大规模而提供的升迁机会。
三、实行公平、透明的市场经济制度、人才使用制度、流动升迁制度，取缔权、钱勾结垄断发展机会的社会现像，以公平竞争的方式，把流动、升迁的大门向肯于努力和有才智潜能的低收入家庭子女敞开（也向农民子女敞开）。
许多人希望在中国增加所得税、企业税，用第二轮分配的方式把富人的财富分给低收入人士。有的人主张提高城市工人的最低工资底线。实际上这些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帮助城市的低收入人士解困，而且风险极大。
提高税率和规定工资底线，会减少企业主的利润率，减低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为了保持利润率和市场竞争力，少数企业主会试图通过研发技术和改善管理予以应对，更多的人会试图把资金转向税收较低、没有工资底线的国家；能力强、收入高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也会流向国外。这样会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实力。发展中的国家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关于这一点，可以分析和记取广东的教训。
作者是台湾辅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09年8月11日星期二
【联合早报】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及其在中国的前途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自由主义怎么了？从一个层次来看，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活着。在行动方面，一些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还不时地会有些动作；在理论话语方面，自由知识分子还不时地向中国的现存制度及其官方的制度论述提出质疑或者挑战，张扬宪政、民主与人权。至少，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给外界的印象。但是从中国的现实及其自由主义的回应来说，中国的自由主义似乎已经死了。除了一些毫无结果的挑战官方的行动之外，自由主义的诸多论述与中国社会的现实越走越远，也越来越不相关。
改革开放为自由主义的发展提供条件
这实在是一大遗憾。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各方面的实践包括经济和社会，甚至政治都为自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着很多条件。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开放型的，社会发展也是开放型的。尽管政治方面的变化比较慢一些，但较之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今天的政治也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首先在西方出现，在西方得到发展。但自由主义并非西方的专有物。任何一个国家，当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总会产生很多自由主义的因素来。尽管西方自由主义有其悠久的思想传统，但近代自由主义及其在政治制度上的表达则完全是工业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从这一逻辑来看，中国也不会例外，必然会产生自由主义。今天中国的诸多实践例如开放、利益多元、利益竞争和整合、公民政治参与、社会组织等等都是所有种类自由主义的一般性材料。
客观地说，中国各方面的进步和发展也需要自由主义的实践。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很多“主义”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是革命的思想体系，而各种自由主义则更多的是国家建设的思想体系。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哪种思想体系发生更大的作用取决于该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近代以来，一些国家采用了自由主义的改革路线，而另外一些国家则采用了其他的革命路线。这一点其实马克思早就有论述。
今天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实践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因素，改革也在呼唤自由主义的产生。自由主义提倡理性、和平、利益表达和妥协、基本社会正义，这些都是目前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那么，为什么在实践需要自由主义的时候，自由主义反而变得不相关了呢？
自由主义站在权威对立面
很多人经常把从近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归之于官方的控制。这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问题是，官方控制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由主义总是站在官方的对立面。当自由主义和官方政策处于直接对立面的时候，冲突不可避免。在这样的直接冲突中，失败的总是自由主义者。西方的自由主义很好地处理了与现实权威的关系，但中国的自由主义总是站在权威的对立面。
从反思的角度，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更多地是来自自由主义者本身所做的选择。人们不用去谈论久远的过去，就拿改革开放以来的自由主义来说吧。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主流理论，而且更是主流政策话语。公平地说，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经济自由主义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但不幸的是，后来新自由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演变成具有原教旨主义特点的理论和政策话语，赤裸裸地为各种利益说话，而把基本的社会正义排挤出自由主义体系。
政治自由主义的情况甚至更坏。如果说经济自由主义对中国的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并没有发生在政治自由主义那里。客观地说，政治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西方教科书的水平，西方话语如“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核心关键词。不仅现存体制拒绝这些话语，社会也已经不再对此感到多大的兴趣了。
自由主义拒绝中国化
但是，自由主义在中国不能生根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由主义一直拒绝中国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自由主义从西方输入。中国人尽管已经高调谈论自由主义一个多世纪了，但根本就没有产生过中国本身的自由主义。“五四运动”期间流入中国的诸多主义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得到生存和发展。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主义符合时代的需要，也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人物对这些主义加以中国化的努力。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很长历史时期里，自由主义只是作为一种纯思想意识而存在。中国社会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缺失中产阶级，就是说，自由主义没有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但如上所说，现在的情况则不一样了，存在着很多有利于自由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因素。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由主义再拒绝中国化几乎就是选择自我毁灭。
很多人盲目崇拜自由主义是因为的确不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本质，自由主义的教科书仍然对他们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而另外一些人不愿意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则是有其他的原因。他们把西方的自由主义赋予高度的道德色彩，他们似乎要坚守这个道德高地。
拒绝中国化就产生了诸多自由主义难以消化的消极后果。首先是和中国本身的传统意识发生冲突。除了全盘否认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外，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和传统联系起来。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革命者并没有任何分别。其次是和官方的话语发生冲突。但最重要的是，因为不能中国化，自由主义就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实，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方面。这些因素使得自由主义对社会没有任何吸引力。自由主义者没有能力证明自由主义所提供的建国蓝图要比其他的主义会更好。这样，边缘化就不可避免。
在西方，自由主义本来就是一种开放的知识和思想体系，与其它体系相比较，自由主义的包容性最强。但到了中国自由主义者那里，自由主义就变成了最僵硬的教条。
自由主义如果要在中国生存和发展，没有他途，只有中国化。中国革命成功靠的是毛泽东一代革命家花了极大的精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一代又一代政治人物开始寻找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孙中山先生先是想用西方自由主义来救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和多党政治，但以失败告终。直到孙中山转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所进行的国民革命才出现了希望。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较之国民革命更为彻底，这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不开。这一过程是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化了数十年的努力才完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影响了建国后的政治经济进程。尽管中国也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但并没有完全照抄，这把中国和前苏联模式区分开来。当然，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结局也不一样。
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
现在时代不同了，是和平建设年代，中国迫切需要一种建设的思想体系。对中国来说，如何把专注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一种建设的思想体系仍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具有非常生命力的思想体系，但正如欧洲的发展经验所表明的，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和自由主义相结合，那么很难找到一条有效的出路。社会民主主义就是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因素的欧盟模式。
另一方面，如果自由主义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批判过程所提出的议题，也会走向深刻的危机。这次席卷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对中国的自由主义来说，如果要产生、生存和发展，要影响中国的政治进程，第一要务就是要中国化。中国的发展需要自由主义，但无论是西方教科式的自由主义还是经济新自由主义，都只能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有效武器，那么可以说一种中国化了的自由主义或者中国自由主义才会成为建设国家的有效武器。自由主义要作此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Straits Times] Life in S'pore: Not so black and white
Life in S'pore: Not so black and white
By Philip Merry , FOR THE STRAITS TIMES
I AM British. I have lived in Singapore for 20 years and I think Singapore is one of the best places on earth to live.
Yet, when in conversation with Singaporean friends about what can be improved here, I am often told: 'Well, if you don't like it you can leave!'
I usually retort: 'I love Singapore. I have lived longer here than I have lived anywhere in my 59 years. But that doesn't mean I have to forget my critical faculty.'
This is similar to the reaction of Singaporeans to the recent praise from Canadian Eric Brooks, telling him : 'Well, if you like it so much why don't you become a citizen.'
What is it about Singaporeans that causes such black and white thinking? To me the sign of a great nation - and a great citizen - is pride in the country coupled with the ability to recognise what needs to be improved.
I am proud to be a British citizen but that does not blind me to my country's many faults. Both go hand in hand - it's not an 'either/or' matter.
Too often the debate in Singapore forces people into 'hate it' or 'love it' camps. That gets us nowhere. In fact, I would argue that my love of Singapore (or Britain) requires that I be critical of aspects of the country that I find difficult.
Having spent the last 20 years here teaching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to Singaporeans as they strive to work with other cultures, I feel I have a certain licence to speak - as a permanent resident and a friend, if not as a citizen.
My key message to Singaporeans is this: Look at what you love about Singapore and more often than not you will find that there is a shadow side to each one of its strengths. Above is my list of Singapore's pros and cons. What is yours?
Is Singapore a wonderful place to live? Yes, no doubt. Has it one of the best phys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in the world? Yes, certainly.
But please Singaporeans, for the sake of the future of your great nation, don't lose the critical factor.
It is never 'either/or'.
The writer is CEO of the Global Leadership Academy.
2009年8月6日星期四
*【联合早报】省政与中国的政治改革
● 郑永年
至少从中央地方的关系而言，中国还没有从制度层面完全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中央能够控制省主要是因为执政党所具备的强制力，而非基本制度。一旦当中央被这样那样的因素所弱化的时候，就会很快造成强省、弱中央的局面。
中国的省都那么大，一旦民主化，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从世界各国民主化的经验来看，不能排除在规模很大的省或者其他地方政权一些出于私利的政治人物利用民主化来追求地方主义，甚至是闹独立。直辖市和县（市）都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单元，它们都没有任何独立的可能性。
本栏在前几周讨论了为什么中国要进行县政改革，并且提出了中国中央地方关系改革的方向当是虚省实县。因为已经论述了县政改革，这里专门讨论中国的省政改革和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关系。
对省政改革的呼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自晚清以降，已经经历了很多波的讨论。不同时代的人就如何改革省政提出过不同的概念和方法。在不同时代，政府也会对省政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在漫长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中央和地方关系都是围绕着省政的作用来展开的。尤其是清朝解体之后，更是围绕着国家的统一问题来讨论省制改革。人们所提出的各种方案包括虚省、缩省、废省、兴省等等的中心，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及其省在中国政治的作用问题。
今天再次提出省制改革具有更丰富的意义。仍然可以把省制改革放在国家统一和国家建设的内容中来加以讨论。尽管经过近百年的革命，中国已经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统一不会再出现任何问题了。至少从中央地方的关系而言，中国还没有从制度层面完全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中央能够控制省主要是因为执政党所具备的强制力，而非基本制度。一旦当中央被这样那样的因素所弱化的时候，就会很快造成强省、弱中央的局面。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了。如何弱化诸侯的力量是历朝历代所要关注的事情。
但是今天讨论省制改革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如何强化中央的权威或者地方政府的权力把改革推向深入。中央地方关系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制度性制约。中国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强人政治时代，中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没有什么大的困难。毛泽东时代对中央地方关系作了几次调整。邓小平时代，省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改革角色。无论是集权还是分权，中央政府都是占主导地位的。分权就是中央政府授权在各省从事改革事业，例如八十年代的广东。尽管中央里面有不同的声音，但中央还是能够保护地方的改革的。另一方面，一旦中央权威被弱化，中央领导层还是能够把权力收回来。这尤其表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选择性经济集权。
中央和地方“互为否决”
但在强人政治之后，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和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进入了一个“互为否决”的状况。中央的政策，地方可以不执行，或者执行不力，取决于一个特定的政策对地方有无利益。另一方面，地方要对一些改革进行创新，但往往得不到中央的有力支持，很多时候，因为中央官僚层面的多种不同意见而否决地方的改革动议。也应当看到，很多年里，在很多政策领域呈现集权的趋势。一旦地方有问题，权力就往上收。不过，集权并不意味着中央官僚机构能够推动和深化改革。财权集中在中央官僚机构，但并没有把责任也相应地集中起来，这就造成了中央官僚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深刻矛盾。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这样的改革就很难推行下去。无论是中央官僚机构的动议，还是地方的动议，所有的改革动力都是在两者的恶性互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如何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是进一步集权还是重新分权？中央官僚机构对进一步集权有很大的动力，但从这些年的经验看，集权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在加深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的地方差异巨大，中央政府无论怎样强大和具有权威，其一刀切的政策大多都会失败。有效的集权必须是有选择性的，就是选择一些对国家统一和社会整合至为关键的领域进行集权。因为集权在少量领域，中央政府就可能有能力不计代价地把这些领域的权力巩固好，并把政策执行下去。
这也表明中央政府最终还是需要把大量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从以往的经验看，这里又出现一个困局，那就是，如果省政府获取了大量的权力，那么诸侯政治、地方主义会变得不可避免，地方的崛起将会是对中央权威的一大威胁。这就是八十年代人们所说的“一集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集”的集权—分权怪圈。尽管这个怪圈很长时间不谈了，但是现在实际的情况要比八十年代严重得多。
虚省是重要的分权方法
如果大规模的分权变得不可避免，那么就要考虑如何分权。这种分权必须在扩展地方权力的同时有利于中央权威的提升，也就是分权必须是中央和地方互强的双赢游戏。多给县政权力，是其中一个方法。提倡虚省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分权方法。
有关省制改革，从前很多讨论或者政策建议为什么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设想或者计划过于理想化，没有政治的现实性。任何组织成立容易，要取消就非常困难。任何组织一旦产生就很快会演变成既得利益，就会用各种方法来抵制改革的。例如作为中国最基层的乡镇政权，大多在财政上已经处于破产状态。这些年来一些省份的撤乡并镇的实践也表明，取消乡镇一级政权也不会对基层治理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真的要撤掉这一级，也是非常困难，无论是基层还是高层官僚机构都可以成为阻力。取消乡镇这一级政府都很困难，更不用说要对权力巨大无边的省一级政府进行激进改革了。这里更多的不是因为机构设置的合理性，而是人们对自己利益的本能的保护。所有的改革最终都要涉及到人，是对人的改革，而人必然会抵制对自己不利的改革，这最也自然不过了。
在有关省制改革的各种设想中，虚省最具现实性。中国的省份已经过大，扩省和兴省行不通，因为这样做只会导致中央权力的进一步弱化，最终导致国家的分裂。分省、缩省非常困难。因为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现存省份的形成有其合理的方面。无论是分省和缩省会遇到想不到的阻力，即使可以做成，也不见得很科学。省制的改革在考量国家的统一和长久治安问题的同时必须符合中国发展的大趋势的，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多设直辖市现实可行
虚省不是要把省废掉或者缩小，而是要转变省的功能。如何做？多设直辖市就会是个现实可行的方法。例如，如果广东的广州、东莞和深圳都成为了直辖市，那么广东的地方主义就很难成大气候。中国目前的所有计划单列市都可以成为直辖市。理想地说，中国可以成立60至70个直辖市单位。根据以往的经验，设直辖市没有多大的政治阻力。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容易把省政府官员转变成为直辖市的官员。和县政府一样，直辖市政府也和中央政府建立直接的联系。如果县（市）政府主要的治理重点在农村，那么直辖市的重点应当在城市和城市化。
那么，省政如何改革呢？诸多直辖市设立之后，自然可以虚省。但虚省并不是说不要省，而是需要转变省级政权的功能。省级政府可以成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在中国历史上的很长时间里，省本来就是中央政府的一部分，后来为了广袤国土治理的需要，才转变成为地方政权的。但要意识到，那是农业社会的治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市政变得重要起来。如果省变成中央政权的一部分，那么就意味着省级财政直接由中央政府负责。省变成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省和省内的政府，无论是直辖市还是县（市），可以实行地方联邦制的制度，就是说省代表中央政府负责一些涉及到全省的事宜，而直辖市和县（市）负责区域内的地方事务，省和其他政府形成有效的分工。这实际上有点类似联邦制的运作。省代表中央权力管理地方，而通过中央权力和直辖市、县（市）的直接关联可以加强中央和地方社会的关系。
不至于影响行政效率
有人会说，这样做会影响行政效率。现在是一对三十几（中央政府对三十几个省级单位）。省制改变后就会变成一对六、七十了（中央政府对六、七十个直辖市单位）。从现代信息社会的观点看，数量的增多，中央管理直辖市的效率不见得会受多大影响。再说，行政也不仅仅是个效率的问题，而是国家政治长治久安的问题。现在的三十几个省级单位每个都具有很大的能量和中央较量，但六、七十个直辖市就很难单独和中央较量。城市可以自治，但城市不会独立。这就是说，这样做必然会巩固中央的权力，因为中央不会面临来自地方的具有实质性的挑战。
如果省级成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乡镇变成县（市）的派出机构（如果乡镇不能被取消的话），那么中国的行政层级必然大大减少，行政效率会大大提高。同时，这样做也能够为未来以民主化为主体的政治改革打下一个行政结构基础。中国的省都那么大，一旦民主化，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从世界各国民主化的经验来看，不能排除在规模很大的省或者其他地方政权一些出于私利的政治人物利用民主化来追求地方主义，甚至是闹独立。直辖市和县（市）都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单元，它们都没有任何独立的可能性。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2009年8月1日星期六
飞蛾扑火
《如果我变成回忆》
Tank
累了照惯例努力清醒着
也照惯例想你了
好怕一放心睡了
心跳在梦中不听话的
就停止了
听着 呼吸像浪潮拍动着
越美丽越让我忐忑
我还能珍惜什么
如果我连自己的脉搏
都难掌握
如果我变成回忆
退出了这场生命
留下你错愕哭泣
我冰冷身体 拥抱不了你
想到我让深爱的你人海孤独旅行
我会恨自己 如此狠心
如果我变成回忆
终于没那么幸运
没机会白着头发
蹒跚牵着你看晚霞落尽
漫长时光总有一天你会伤心痊愈
若有人可以 让他陪你
我不怪你
快乐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哪一刻是最后一刻
想把你紧紧抱着
可知你是我生命中的
最舍不得
如果我变成回忆
最怕我太不争气
顽固地赖在空气
霸占你心里每一寸缝隙
连累依然爱我的你痛苦承受失去
这样不公平
请你尽力
把我忘记
2009年7月30日星期四
2009年7月28日星期二
转载：Education for all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国情与政策制定也一样。喜欢中国，喜欢印度，就因为这些地方对一颗容易变得官僚化的心，起着时刻呼唤的作用。人生，必须在知足和进取之间求取平衡；其实，所有事仿佛都是如此。但愿年轻一代不会成为既不知幸福又自恃过人的 spoilt brats...
Education for all cont...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debate on education that brought Hillary Clinton and actor Amir Khan on a platform a young volunteer stated that she had been trying to teach five children under a tree, but that the kids' parents would rather they begged or sold trinkets on trains. This was a touching and yet very real question.Some time back I had asked my staff to ensure that all pwhy children of school going age should be enrolled in school. Parents had to be convinced and in case they did not agree, the child was not to be accepted in our programme. I was soon to learn that it was yet another silly diktat issued without truly assessing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There is a bunch of girls well in their pre teens who attend our classes and yet do not go to school. The reason is that their mothers work in the morning and need these girls to man the home and tend to their younger siblings. In the afternoon the moms are back at home and the children can come an attend classes at pwhy and thus educate themselves. Needless to say I immediately reversed the diktat and told the teachers not only to accept them in class but to give them special attention. Some of these girls are exceptionally bright and it occurred to me that if they could not been mainstreamed they could perhaps do their schooling through the open school. Something we need to look at.
There are many instances when children are kept away from school not to be put to work and earn money but to enable mothers to work and this is a reality that all law makers and educationists should keep in mind. And if we were to go a step further, parents wh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beg or sell trinkets as was the case with the young volunteer, here too it is a matter of survival. The few rupees brought by the child go a long way in keeping the fires burning. In a country as large as ours and where millions live in poverty any law has to be sensitive to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In pwhy classes we allow girls to bring their baby siblings to class as if we did not, the child would not be allowed to come. The situation is critical in urban slums where often both parents need to work and the only way they can do so is if the elder child is left at home to tend to the smaller ones. And in our society it is the girl child who is sacrificed.
2009年7月17日星期五
I dreamt a dream..
In that wonderland of fantasy, my best buddy from secondary school and I were roped in by MOE to share our experiences on an issue that they were eager to resolve. I 'recycled' my old powerpoint, and gave a casual presentation on the things I saw, thought and felt. Silence prevailed throughout, even as I came to my last slide.
So I went out. Cheers erupted from within the room, after my buddy gave his take on the issue.
Puzzled, I asked my buddy what he had presented to the panel. He handed me a brochure, full of colors but which most striking was the unabashed use of various shades of orange. It was a comic stripe, with cute characters and balloon captions with scribbling that was unmistakably my buddy's hand-writing. Four big words jumped out at me: MANNING, TURN, STEERING and U-TURN.
Tell this to any 'dream interpreter', and chances are they'll say that I am suffering from a dose of apprehension over some driving test.
But no, I have no driving exams scheduled. I have not even taken driving lessons yet. As I snuggled out of my blanket, my half-open eyes taking in the brilliance of the orange-red sunrise, deep down I knew what the dream was all about.
I was actually developing my own metaphor for a theory of teacher change.
Stage 1 - MANNING: To activate any change, you first need to man the system, providing a lot of guidance and hand-holding, so that teachers don't reject new initiatives right at the onset;
Stage 2 - TURN: Gradually, teachers start to diverge from their projected route of habitual movement, and turn in the direction that you wish for them to move in;
Stage 3 - STEERING: Yet having just turn isn't enough. You need to steer teachers in the appropriate manner, so that they don't skid off the road as they switch direction from what they have been used to;
Stage 4 - U-TURN: And finally, as teachers gain enough confidence, they made the attempt to U-turn, unlearning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 the past, and relearning what is needed in an eccentric, post-modern world with developments that one can easily fail to grasp without sufficient brain power to construct their own epistem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phenomena.
For far too long, Singapore's education landscape has been dominated by policy and systemic changes. Teachers, the key movers of all plans - fantastical or otherwise, often end up neglected by the system. Working like gears, all they need is to ensure that their teeth are aligned well with those of their adjacent gears so that the whole machinery continues operating. After a while, gears learn that their destinies are but to spin non-stop on the spot. That is when you have disillusionment with a career that is supposed to be as sacred as picking up stranded starfishes on the beaches and throwing them back into the seas where they belong.
So now, with a doctor helming MOE, we are finally seeing changes in MOE's approach towards teacher education. Yes, teachers remain part of a big family, but they now need to begin seeing themselves like doctors. Every doctor matters, just as every patient does. Every teacher needs to make his or her own diagnosis, and make sure that not a single one of his or her fourty students end up breathing their last breath due to the teacher's misjudgment or faulty prescription.
So much so for being a workaholic, but who cares. I dreamt a dream, and that keeps me fired with spurs of passion - just like the shades of bright orange that shroud fantasy and reality.
| By Cheong Suk-Wai, Senior Writer |
IT IS hard being a child in Malaysia these days. Take 12-year-old Hazwan Arif, who was among the first students to learn maths and science in English. That was in 2004, after then premier Mahathir Mohamad ordered the switch 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from the Malay language.
This September, Hazwan will take the Primary School Evaluation Test's (UPSR) maths and science papers in English. By 2014, however, he will have to take the school-leaving examinations in Malay. He will also have to cope with more English classes as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improve the people's fluency in it.
That is the quandary Malaysia's five million schoolchildren find themselves in, after the government reversed last week the six-year-old teaching policy which had cost RM40 million (S$16.2 million) a year to run.
Deputy Premier Muhyiddin Yassin, who is also Education Minister, said the switch was necessary now that the latest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report showed that between 2003 and 2007, Malaysia's proficiency in maths plunged from 10th to 26th place. Among the 59 countries studied, its science placing slid from 20th to 28th. Singapore was No. 3 in maths and No. 1 in science.
Dr Mahathir has since responded to the government's volte face by polling Malaysians on whether they agreed with the change. So far, 86 per cent of the 86,000 or so who voted were against the switch.
But language hindering classroom learning is not really the crux of the issue. Many Malaysians, even those in kampungs, have ampl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and satellite TV channels with English-language programming, science shows included.
It is not even about playing politics in the schoolyard by debating whether Malay or English is more effective in uniting Malaysia. Its education system is already fragmented into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public schools: national (Malay), Chinese, Tamil and religious.
The real issue is the poor quality of its teachers. But this is a politically prickly poser since the 300,000 or so teachers who make up the bulk of its civil service are mostly ethnic Malays.
Madam Cheong Chin Yoke, 62, who trained maths and science teachers to teach in English in anticipation of the 2003 change, said the training programme consisted of intensive cramming of all that the teachers had to learn into all of three weeks.
Madam Cheong, who taught in a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between 1983 and 2003, added: 'Teaching involves impromptu interaction. So it is very taxing on teachers who are weak in English because they are not sure if they are getting their message across with the words they may be using. They've to search for the right words in English all the time.'
Dr Hannah Pillay, a Malaysian educationist, once pointed out that teachers learnt best from fellow teachers. For many Malaysians, however, having to ask for help is seen as humiliating, and being made to feel small is anathema.
'It's a vicious circle,' Madam Cheong agreed.
Teaching used to be a well-respected profession in a country where teachers shaped political thought and political parties. But in the boom years between 1990 and 1997, the country's brightest graduates eschewed teaching for banking and law.
To stem the exodus, the government lowered the bar for entry into teaching to the lowest credit one can get in school-leaving exams. Then came the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hich left more than 600,000 graduates jobless, most of them of Malay ethnicity. The government then aggressively recruited them for teaching.
Today, the profession has become a job of last resort. Teachers are still poorly paid and often given short shrift by parents of the children they teach when things do not go well. On their part, some teachers have been known to not be above hurling racist slurs at students.
Things got to such a head that, late last month, the ministry finally made a move to tighten the screws on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It will soon issue a blueprint for professionalism called, well, Malaysian Teacher Standards.
To be sure, attitude is not a blueprint or budget consideration, especially not when the government already spends 25 per cent of its yearly budget (up from 6.6 per cent in 1999) on education now, to little effect.
As Madam Cheong pointed out, non-Malay teachers like her who were made to teach in Malay from 1970 just dove into the deep end as it was a matter of putting food on the table. She mused: 'Maybe teachers today are just not trying hard enough.'
They will need to try harder.
As Dr Pillay once noted, it is pointless to talk about the Malay language as a means of uniting the various racial groups when they are already riven apart anyway by unequal career opportunities - simply because some were taught well and most were not.
2009年7月15日星期三
2009年7月13日星期一
Quote of the day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defending what you have done so far and being defensive."
—— Paul Krugman
2009年7月4日星期六
2009年7月1日星期三
七一：捍卫《基本法》精神
2009这特殊的一年，中国经过了藏独运动5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六四运动20周年后，在“热烈庆祝”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前，还有今天这一个坎要过。
继2003年数十万群众在“七一”上街抗议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今天，又会有多少港人上街游行，继续呼吁捍卫《基本法》精神，争取2012年获得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值得拭目以待。
这里转载香港友人的邮件，一窥港人为何一提起“一国两制”，就犹如惊弓之鸟：
当「五十年不变」,变成「十五年开始变」。
当「特别行政区」,变成「特别方法管治区」。
当「一国两制」变成「一区两管(治队伍)」。
当「特区政府」变成「特区影子政府」、「特区傀儡政府」(满州国？)AND「遥控 管治政府」。
97以来，向来港人对特区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分数，都较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分数为低。
港人对北京政府的态度，由82年的猜疑、89年的恐惧怕害，惊弓之鸟、92-97年的 担心和困惑，直至后来金融风暴、SARS、自由行、CEPA、奥运马术、每年七一北大 人都会来港……令港人满以为自己是"the only one and the special one"，「谁人 能代替你地位」（张国荣歌），小小风雨就有北大人撑腰。港人以为香港，在北京 政府心目中，地位超然，高于上海、台湾……。而北京的领导人，又得到港人的尊重 敬畏，时而严肃、时而亲切，似父母照顾子女，恩威并施。
当大家以为中共的管治思维已经渐渐地改变，变得开明、体察民意时，原来……南轲 一梦，七百万港人发了一场十多年的大梦……？！
北京政府用了十多年，两代领导人（江朱、胡温）苦苦经营的形像（起码对港人而 言），难道就毁于区区一篇党干部Journal Article？（如果这篇是大学Journal Article，并不代表党立场，那大家就不会有如此巨大迴响）
似乎港人、中共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个名词及背后意义，都各有表述。对基本 法精神，更是面一套，底一套，嘿嘿，「释法」的手段，变得「意义深远」了。
【联合早报】中国的政策执行力为什么被弱化？
为什么在没有任何有效的外部制约的情况下，中国的政策执行力如此低下呢？这就表明体制内部本身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巨大的权力内消耗。
面对政策执行力快速衰落，要巩固和强化执行力，已经不是政府部门本身所能做得到的事情了。这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从制度技术的层面看，这些改革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从国家制度建设来说，这些技术制度上的改革要比高调而理想的选举和民主都要有效得多。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政策执行力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无论是经济改革、机构改革还是社会改革都似乎已经走到了顶点。尽管中国高层面对无穷的 社会经济问题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和政策，但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老问题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出现，没有能力来解决新老问题，只好一直往后推，问题积 累得越来越多，解决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势必酿成重大的改革危机。
从理论上说，一党执政体制或者行政主导的体制的最优越之处，就是其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马克思和列宁当初反对西方民主的三权分立，提倡议行合一，他们的出发点就是要强化政府的行政能力。在西方，各国为了避免专制的出现，实行三权分立，而宁可牺牲政府的行政执行力。
体制内部出现大问题
中国承继列宁主义传统，实行一党执政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很难说外部社会力量有制度化的机制来制约执政党的内部运作。那么，为什么在没有任何有效的外部制约的情况下，中国的政策执行力如此低下呢？这就表明体制内部本身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巨大的权力内消耗。
提高行政效率一直是中国机构改革甚至政治改革的最主要的目标。很多人拒绝民主改革其中一个担忧就是民主会损害行政效率。中国的改革重点一直放在机构改 革，或者说是国务院系统或者政府系统的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大社会、小政府”。经过了赵紫阳、李鹏、朱镕基和温家宝各届政府的努力，政府机构改革的空 间已经不多，很难再在这方面做文章，进行继续的改革。较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国的行政系统已经比较小规模了。
实际上，中国面临很大的 压力促使政府行政部门的扩张。第一，政府部门还没有能够从经济领域退出来。第二，政府转型成为服务型政府成为必然，大部分公共服务需要政府来提供。和其他 国家一样，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扩张的主要一个根源。第三，近年来所追求的建立规制型政府需要政治的改革，不是国务院系统所能决定和实施的。大部制改革已经 有了一个形式，但还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总之，这么多年来，中国的机构改革改来改去，改革的只是行政执行部门，也就是一般称之为“干活的人”的领域。经过了那么多次的机构调整和改革，从广义上来 说，中国的政府还是很大，甚至变得更大了。实际的情况是，当官的人越来越多，而干活的人越来越少。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当官的人”经常去折腾“干活的人 ”。这其中所造成的内耗是超出人们的想象的。
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六套班子，上下一般粗。这些机构的并存使得政府又粗又大，并且经常互相制约，在 党政之间的制约尤其严重。因为都是党的干部的统治，这些机构间形式繁多的制约，并且经常没有制度性的规定，相互间的责权不清不楚。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制约 往往比西方的有制度性规定的制约大得多、厉害得多。可惜的是，尽管制约很多，但并不能阻止党政官员和机构的权力滥用。因此，尽管反腐败的机构不断增多，并 且年年都有反腐败的运动，但腐败照样盛行。
需设计有效的政治改革
如何减少或者遏制腐败？因为不能实行类似西方的外部分权 和制约，只好从内部找方法。这些年很多人都在提倡政府执行部门的内部分权，就是行政权力内部的三权分立。这个思路似乎已经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并将在一些 地方试点。可惜的是，如果不能解决好行政系统和其他系统的关系，这个思路一旦成为现实，无疑会继续导致行政执行力的进一步衰落，有可能促使政府处于残废状 态。
不管有多么好的改革设想，行政改革本身已经面临困境：没有促使改革深入的动力；但即使可以改革，光依靠行政改革实际上也解决不了任 何问题。搞不好，反而会导致更多的问题的出现。所以，就需要设计有效的政治改革。什么是政治改革？这里的共识似乎更少。一谈到政治改革，很多人就会想到民 主，想到选举，想到多党制。这些可以谈，但似乎远离中国的现实。除成功的西方民主外，在西方之外，选举民主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较之选举民主，中国更需要 广义上的政治机构改革，就是包括党政六套班子在内的机构理性化和合理化。制度机构是国家的基本制度，基本制度没有建立好之前，选举民主必然导致乱象。
广义的政治改革就要求超越行政系统改革。这方面，改革就有很多的空间。比如说六套班子问题。中国的宪法规定的是四级政府（中央、省（直辖市）、县（市） 和乡（镇）。如果宪法规定的各级政府需要六套班子，那么宪法没有规定的政府层级并不见得需要。实际上，这六套班子如果说在中央和省一级表现为必要，那么在 县乡两级，除了解决官员职位问题职位，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深圳市开始是党政两套班子，运作良好，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又要发展成为六套班子。
须解决党政关系问题
除了六套班子要做机构调整之外，政策执行力更需要解决党政关系问题，这是关键。这两者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影响整个政权系统的运作，而同时矛盾也大多出于 这两者。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时期曾经讨论过党政分开还是党政分工的问题。实践证明，党政分开不可能，分工则有可能。党政分工在中央层面做得最好，但到了 地方党政矛盾越来越严重。党政关系从中央到地方一定要一刀切吗？其实不然。越到基层，就越应该实行党政合一的制度。例如在村一级（尽管已经不是基层政 权），为什么还要搞党支部和选举出来的村民委员会呢？党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再参加选举就可以了。当然，也要容许其他团体推出来的候选人。在党的干部之间、党 的干部和非党人才之间形成竞争是好事。只有面临一定的压力，党才能去任用真正的能人和人才。在乡镇级、县（市）级，党政合一的制度也是可以的。越到下面， 处理的事情就越具体，没有多大的政治性，因此也没有必要搞党政分家或者分工。否则，反而制造矛盾。越到高层，党政关系就越好处理。因为国家大，党要把握国 家的发展方向，而政府则集中于执行。
省县一级的党政关系也可以通过人大系统而得到合理化和理性化。党可以通过人大而执政，就是说产生政 府和监督政府。现在大多数省份都是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这已经有了一个可利用的机制了。在各级人大，大多数都是党政干部和党员积极分子，党通过人大就足可 以产生政府和监督政府。如果这样做，中国就会变成类似于其他一些国家的行政主导体制。同时，如果党能够通过人大而执政，党本身的机构就可以得到大调整和精 简。
取消不必要的假民主
取消不必要的假民主也可以是政治改革的内容。历史是开放的，民主化并不见得就是唯一的发展方向。很多年来，为了给人们一个民主的印象，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做 了不少假民主。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民主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度的，基本上限于政治官员的产生。很多地方不仅不需要民主的，引入民主反而有害。例如，司法、 军队和学术研究单位等等，专业和职业精神而非民主选举应当是占主导地位的。就是说，这些组织应当是用绩效来选拔人才的。中国很多这样的组织引入了民主，大 大损害了专业精神的提高。专业、职业精神低下是中国行政效率低下的又一个重要根源。
在政府部门也有假民主的出现。例如选举副市长过程中，搞不懂 为什么一定要弄一个陪选的。党一边把他弄为候选人，另一边又做工作要人家不要选他。大家都是党自己选拔出来的候选人，为什么不让他们进行一些自由选举呢？ 如果他不合格，那么就不要提名他。提名他之后，就要给予平等的选举权力。实际上，在很多场合，这个被做工作而落选的人肯定是记恨一辈子，更加剧了党政矛 盾。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不管怎样，这些例子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政策执行力低下已经成为中国各方面进步最大的阻碍了。社会经 济的发展正在产生着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这表明执政党及其政府要担负更大的责任，通过有效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来应付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面对政策执 行力快速衰落，要巩固和强化执行力，已经不是政府部门本身所能做得到的事情了。这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从制度技术的层面看，这些改革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从 国家制度建设来说，这些技术制度上的改革要比高调而理想的选举和民主都要有效得多。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Quote of the day
—— Samuel Johnson
2009年6月29日星期一
【联合早报】日本主流传媒怎样看待《南京！南京！》？
● 孙晓萌
日本主流传媒的报道焦点集中在赞许某些中国人以新思维的历史观去解读战争——即日本兵也有人性，他们是军国主义的牺牲者，战争双方都是受害者。换句话说，它们十分欣赏《南京！南京！》 “新的历史评价”之征兆。
4 月22日公映的《南京！南京！》一片，还未公映之前就已敲锣打鼓，观众也对此片期待颇高。导演陆川一再强调此片的主题是“中国人的抵抗”。千呼万唤始出来 的《南京！南京！》在票房上可以说是旗开得胜，但评价却是毁誉参半，引发了不小的争论。争论焦点之一是此片的主角：角川--一个有良知的日本士兵。陆川导 演的解释是：“在过去的教育中间，在过去的很多比较民族主义的渲染中间，把他们渲染成魔鬼。我要表现出的，他们就是正常人。”在接受凤凰台的《名人面对 面》访谈时，陆导演还进一步强调道：“让这部电影去影响到日本人对这段历史的一个接受。”
可以让陆导演欣慰的是，此片在日本媒体确实受到了很高的关注。《产经新闻》《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都先后对其进行了报道。日媒为何对此片情有独钟？他们对《南京！南京！》是怎样看待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关于此片报道的几个关键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喜闻“反日”色彩削弱
第一个关键词是“反日”。
4月22日公映后，隔日《产经新闻》就对此片进行了报道：“此片主要刻画了一位年轻的日本士兵--‘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被迫服从上级命令而进行屠杀。这一情节的安排一反‘反日’一边倒的叙事结构。在影片的结尾，这个日本士兵放走了中国人然后自尽。”
4月26日《读卖新闻》以“描写南京事件的电影在中国公映 ‘日本兵的苦恼’褒贬不一”为题对此片进行了报道。报道称：“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中国电影，一直以来都强调日本军的残暴。虽说此片也有很多残暴的场景，但 在影片结尾却描写了一个日本兵释放了中国俘虏，然后自杀身亡。”
5月15日的《朝日新闻》也以“摆脱‘反日’南京屠杀电影”的醒目标题来报道此片。报道称：“与以往中日战争的电影中清一色的反日倾向不同，此片着墨于日本兵的人性描写。”
6月10日的《读卖新闻》上刊登了标题为“日中双方的视点 肯定评价——促进相互理解的契机”的文章。此文对这部电影给予了“高度评价”：“1949年建国以来，共产党一直宣传‘战胜外来侵略’，所以可以强调旧日 军的残暴。……电影《南京！南京！》作为超越固有的战争观，透视日本兵内心的电影，成为打破旧有的划一的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契机。”
可见日本主流媒体对《南京！南京！》摆脱“反日”的基调十分赞赏。正如《产经新闻》北京支局局长伊藤正所言，过去的战争电影，将“很多日本人都描绘成穷凶 极恶、惨无人道的侵略者形象，这种不符史实与夸张的描写手法屡见不鲜。”（《产经新闻》5月2日）故而，角川这一“有良知的为战争而苦恼的日本兵的形象” 被认为是中国电影中对于日本兵描写的一个新的突破。
不过，以往中国电影的所谓“反日”所指的是“日”，是“日本帝国主义”还是日本的普通老百 姓？“反日”一词背后有怎样一段侵略的历史？本片刻意塑造的“有良知的为战争而苦恼的日本兵”在当时的日本，特别是被派往亚洲各地战场的日本兵当中究竟占 有几成？是20%、10%或近乎于零？没有一家媒体对这些问题做出明确的解答。
关键词之二是“新的历史评价”。
具体来说日媒更关注的是中国年轻一代历史认知的转变。同时，日媒也一再渲染陆川导演的“良苦用心”及各界的支持声音。日本传媒喜闻乐见的是不少中国年轻人对该片的反响：
“看了这部影片的白领陈维蔚（29岁）一边哭一边说：‘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日本人也有人性的一面。’”（《产经新闻》4月23日）
“在上海市电影院刚刚看完此片的大四学生袁雷波（22岁）等5人一致认为‘我们可以理解作为普通人的日本士兵的苦恼。虽然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但是这和我 们今天对日本人的感情没有任何关系。’”（《读卖新闻》4月26日）《读卖新闻》还引用了陆川导演的观点：“日本人不是恶魔，是人。他对于战争的反省，代 表了我们人类对于战争的反省。”
该报还引述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的观点：“中国一直都从被害者的角度来强调日本人的残暴行为。我希望此片可以作为一个契机，就是从固有的思维方式中跳出来，从加害者和被害者的角度一同来思考战争。”
北京重评历史征兆？
5月2日的《产经新闻》更以“重新评价南京事件的征兆？”为题再次对此片进行报道。文章中写到：“陆川导演认为，我们应该憎恨的是军国主义，士兵也是军 国主义的牺牲者。”这家一向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保守派报章在结论中还写道：“中国的媒体几乎一致给予很高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宣传部还将此片列为建国六十年纪 念电影的第一推荐影片。虽然其意图还不甚明确，但是可以看出对于南京事件的评价开始有所变化的征兆。”
《朝日新闻》（5月15日）辟一 专栏着重报道了陆川导演的观点 ：“我认为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战争，以及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战争，这两个角度都很必要。70年前日本军队的内部一定有人在反省战争，一定有人热爱和平。……非 常希望日本人也看这部影片。这与以往的中国的电影不同，我想描写的是普通的日本人。”
另一方面，文章还引用了中国一位官员的观点：“除了玩弄战争以外，没有什么禁区。描写什么、怎样描写要尊重作者的意思。思想解放已经30年了，《南京！南 京！》是一部有着公正世界观的电影。”同时，一位日本通也对此表示赞同：“战争已成为遥远的历史，在年轻人领导电影界的今天，用新的视点来描写真实的时代 到来了。”
《读卖新闻》还将此片解读为“民意的多样化，超越被害者视角的战争观诞生了。”（6月10日《读卖新闻》）
尽管日媒对于中国媒体中批判的声音也有所反映，但仅仅只是以“美化日本人”、“美化日本”、“亲日”等词一笔带过。或者稍作解读：“不满主要来源于在电影中善与恶，战争的胜利者与失败者并不明确。”与支持声音的报道力度相比有关批判的声音的介绍显得十分微弱。
从以上的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主流传媒的报道焦点集中在赞许某些中国人以新思维的历史观去解读战争——即日本兵也有人性，他们是军国主义的牺牲者，战争双方都是受害者。换句话说，它们十分欣赏《南京！南京！》 “新的历史评价”之征兆。
间接否定“大屠杀”
第三个关键词是“南京事件”。
在提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时，日本主流媒体采用的概念是“南京事件”，或“所谓的‘南京屠杀事件’”，而不是“南京大屠杀”。
《产经新闻》在前述“重新评价南京事件的征兆？”一文中就清楚指出：“南京事件是1937年12月，日本攻占当时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时，杀害众多军民，并疯狂强奸、掠夺的事件。中国叫做‘南京大屠杀’，认为死者在30万以上。中日之间对此存有争议。”
同样的，《朝日新闻》也强调两国之间存有的争议，它写道“1937年12月，日本军攻占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俘虏中国人，屠杀许多市民的暴行。战后，远 东国际军事裁判（东京审判）以及BC级战犯法庭对责任者进行了审判。中国政府称死者达30万人。但对于死亡人数及被害情况，历史学者间仍存有争议。这也是 2006年中日共同研究的焦点之一。”
第四个关键词是“促进相互理解”。
5月15日的《朝日新闻》借一位“日本通”之口说：“通过争论而看清历史，这部电影或许可以成为中日相互理解迈出新的一步的契机。”叙述更为直白的是前述 《读卖新闻》题为“日中双方的视点／肯定评价——促进相互理解的契机”的报道：“由于长期的教育和信息统治，导致（中国人）对日本存在着很多歪曲的认识。 作为一部电影，我们不能期待它可以立即消除相互理解的障碍，但至少为双方面对面交谈提供了一张谈判桌。”至于 “相互理解”的障碍物是什么，如何看待日本教科书事件，靖国神社问题对“相互理解”所造成的障碍，日本传媒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从日本主流媒体 对这四个关键词的报道中，不难看出他们喜闻中国年轻一代的导演对于“南京事件”有新的历史认知，并期待中国人的史观有进一步的变化。尽管如此，日本国内也 有一些媒体对此片仍感到“美中不足”，理由是片中仍不乏屠杀场面和残酷的镜头。6月18日的《周刊新潮》和6月21日的《产经新闻》甚至有文章将此片定位 为“反日电影”乃至“有史以来最恶劣的反日电影”。其弦外之音是，只是一改过去的基本原则但仍保留部分残暴镜头的“苦心”策划，未必就能轻易赢得日本的票 房。
总体来讲，日本主流媒体的基调还是给予此片以热烈的掌声和支持。一句话，不谈侵略战争的本质，不谈日本兵在战场中怎样从“人”变成“鬼”，而是塑造与突显侵华战争中个别日本兵的“人性”与“被害”，也许正是某些日本媒体高度关注此片及存有好感之原因所在。
作者为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研究院研究生
雄批：感觉上，此文相当恰当地反映出了日本主流社会对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的看法。我的日本朋友，就一直强调两个重要的区分：一、帝国主义（军事主义）与老百姓之间的区分；二、上一代日本人与当下日本年轻人的区分。由此，友人所试图做的，是在与历史划清界限，同时却也隐约承认日本侵华的“历史错误”。此外，靖国神社里的“游说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最后一个展厅里，一排排由战亡军人的头像拼凑而成的屏风，以及供游客翻阅的军人家书与日记。凸显“加害者也是军事主义的被害者”，似乎是当代日本人对待历史的视角。这种视角，让他们能够对先辈的付出有某种心理交待的同时，也间接承认历史的错误。但这种视角，同时也就使公开道歉成为了“不合理”的姿态。既然在日本人心中，已将自己和那个时代的那个军事政府划清界限，那么，当下活着的人便是与历史有所“脱节”的——而对于不属于我们自身的问题、“错误”，理论上，我们的道歉就是“没有必要”的。中日人民之间的纠结，其基点也许便在于此。
2009年6月28日星期日
Of religion and secularism - Reply to a friend's email (II)
If you re-read the previous mail, you will realize that I agree that we can have faith without having to subscribe to a religion. But to really achieve that state, and really possess a faith of one's own that can last him through all of life's difficulties to the very end, requires a high level of intellectual competence and what the Buddhists call "the seed of wisdom". The paradox is that not many people can really achieve this state of 大智大慧, that's why religions with personalized gods become a convenient medium; yet at the same time, we want to have the freedom to choose a religion, or to choose to develop our own faith based on self-contemplation of life's experiences and "ideals" like you said; but what this possibly results in is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consensus on our individual faiths, and people who choose not to have a religion but have no ability to develop their own faiths end up not subscribing to any ethical systems. And for this last group of people, if you imagine them gaining political dominance, they may end up oppressing those with religions and faiths - what is now termed as "secular fundamentalism".
To give u an idea of local developments, in Singapore, what we have tried to do is to gel neo-Confucianism with politics. In trying to imitate traditional China society, political leaders hoped to hold on to Chinese values through fostering a bridge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politics. But in the 1980s, when they tried pushing this out through the subject called "religious studies" in secondary schools, they made a fatal mistake of classifying Confucianism as one of the choices, in line with Buddhism, Christianity, Islam etc. The whole subject thus "failed“ as only a small portion of the Chinese chose Confucianism. Then PAP decided to turn Confucianist thinking into our five "national shared values", but because Confucianism has its root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t has not been well-accepted by our minorities. Thus, though Parliament passed the White Paper for the shared values, it's just laid on the table and seldom mentioned thereafter. What follows is that the shared values become the basis of "cultur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subject, but while "indoctrination-styled learning" of such moral values is feasible at primary school level, at the secondary level and beyond, there has been a lack of effort to encourage sufficient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these issues, not least because the Chinese language subject has its primary role of language education to fulfill, and our teachers may not have sufficient knowledge of Chinese philosophy to conduct 深入浅出的思辨. Thus, coupled with the rise of English usage in Singapore, and more importantly, superficial and often misinterpreted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concepts like rights, freedom and choice, secular neo-Confucianism has not seemed to be able to resist movements towards individualism, personal choice, desires for staunch freedom, etc. And in the school system, due to the need to respect multi-religion, the line has to be drawn when it possibly involves faith and belief, whose distinction is always blur when compared with philosophy. As more Chinese begin rejecting folk practices, some switch to Buddhism, while many turn to Christianity - it's eventually about wanting to have some roots to fall back on in facing life's obstacles. But religion leads to personal values, which pervade and eventually forms social values. It's a complicated world...
Fundamentally speaking, I still think Singapore's "religious tolerance" still works well. What needs strengthening is how to form greater resistance against any "take-over" by a particular religion, and foster greater religious harmony - hopefully with each group deepening their own knowledge of their own faith. What I do know is that there is an increasing disdain for the ways some Christians evangelize, esp among non-Christian Chinese. In addition, our differences tend to be on particular controversial issues, such as homosexuality. Though this can exacerbate into greater strife among groups, I think generally people don't arm themselves against entire faiths - at least not yet.
As for secular morals and ethics,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calls to return to Confucianism shows, ironically, that it is not forging sufficiently well with evolving social values. But I still do believe that neo-Confucianism has room for adaptability. That's why I'm trying to learn more about it myself. In due time, I think I'll be writing an article for Zaobao on the dilemma of Confucianism within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post-21st century.
Of religion and secularism - Reply to a friend's email
I agree with what you mentioned about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learning from Confucianist thoughts, but I hope you also do not overlook the impact of religion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mperial politics. In my opinion, the reason why we can say China's never had its own religion is because we seldom adopt a logical approach towards traditional folk beliefs. The entrance of Buddhism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at, spurring the Taoist to also start coming up with lots of writings to support their own faith. And it was after this tultumous period of 教义书写 in the 魏晋南北朝 that religion began to influence politics, eventually tipping over the balancing point resulting in the Tang empire having to rein them in. 葛兆光教授 from Fudan has written extensively about this process of dis-empowering the religions. I read some of his essays while I was preparing for my graduation thesis in 2008. So my point here is, even in a place like China, we did have a historical period that Buddhism helped cement political legitimacy - even though 不语怪力乱神的Confucianism acted as the base of imperial rule.
But even then, within later strands of Confucianism, particularly in the school of 心学, there also appeared "mysticism" in the appreciation of Confucian teachings. I was just reading an academic essay on this 2 days ago. Of course, the 理学 school didn't agree with what the former advocated. But therein lies the paradox of something we term as "belief". Even if it is what was initially thought as "secular", as one gradually loses sight of an external force that we the Chinese term as 道, and try to look inward, in trying to make sense of our own reflections of the meaning of life, it doesn't just involve logic and the mind. It also involves emotions and other psychological feelings that give us a feeling of what is metaphorically called the "soul". （有时我也在想，究竟在”道“这个形而上体，在中国人那里是否随着封建主义的结束而陨落，以及如果是的话，其后果是什么；如果不是，那么在当代，我们应该如何再去重构或是重新阐释这个概念。毕竟，所谓的“道德”与“伦理”，本是不一样的概念，在中国亦不该混为一谈）
The way I see it, to make sense of one's own life and the meaning of my own existence, that is not difficult. The real difficulty and challenge come when we want to 悟人, and establish a set of rules that others can follow. Yet the latter is what "spiritual leaders" have to try and provide for their people. That is why I gradually became a "believer" of Buddhism (here I mean Buddha's teachings in the Sanskrit version) - and how "karma", "emptiness", and belief in nothing as a "soul" leads to an ethical world. That is also why I see Buddhism as a philosophy, not a religion. It is defined as a religion only because of the way it has been spread and utilized by politics after Buddha's demise.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提出过，人有一种自然倾向，
最近我博客上的"Humanitarianism"一文，恰好与今天《联合早报》上黄浩威的《世俗人道主义更行得通》异曲同工，不妨一读。
留学中国的乐趣
让年轻人的声音喧哗就是一种姿态
@ 陈炜雄
留学中国的几年间，常受到学校和政府机构之托，向新加坡的青年“推荐”中国的大学。希望初院生能在考完A水准后，考虑到大陆的顶尖学府念本科；希望已是大学 生的奖学金得主能到中国去念硕士。虽然说，面对不同的受众，我“卖膏药”的方式会略有不同；但每次宣讲会结束，听众所提的问题，总是以“担忧”为基调—— 担心语言障碍、担心课程要求、担心社会治安、担心持中国的文凭对日后找工作的影响，等等。
也许，对于中国，没去过的国人会有太多负面的刻板印象，去旅游过的则可能有不好的第一印象。这些，我都能理解，因此也不惜在“扫除误解”上付出许多必要的精力与时间。然而，我总希望大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留学能够为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带来什么。
《联合早报》不久前刊登关于新加坡学生如何在复旦中文系当“状元”的报道。事后，许多朋友发来邮件向我表示祝贺；与此同时，也有学弟妹半调侃地说我们这 些学长“破坏行情”，导致他们必须承受压力。对于这些反应，一笑置之似乎是最佳的回应方式。曾有位老师将我这种政府奖学金得主，比喻为背着纳税人的米粮“ 上京赴考”的穷书生。而我想，考取功名本应是每个书生的责任与目标。至于最后是否能成为状元，总是七分靠努力，三分靠天命。
复旦的四 年，“拼成绩”似乎是期末考试到来时才会考虑的问题。每学期的前十四周，我最向往的，也是今天回过头来最怀念的，是窝在书堆中，就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尽情阅 读；或是有事没事约三两个朋友，喝着咖啡，聊着文学、社会、政治、人生等“虚无缥缈”的话题。思维的自我挑战与成长、通过讨论不断进行的视角重整，以及对 知识最纯粹的追求——这些，才是学习之所以给人带来愉悦感的原因。
也经常有人问我，在本地与大陆的大学念中文系，有何不同。我总回答 说，自己从未在本地大学的中文系就读，不敢多加评论其利弊。但是，到了复旦，我才知道，原来社会上有一群人，叫“知识分子”；而他们之所以让人钦佩，就在 于有着一种难得的情操，一般称之为“人文关怀”、“独立精神”。我所记得的文学史课，古代文学史谈的大多是“士人”；现代文学史突出的是“五四精神”；毛 泽东时代的文学，学的则是我们的系主任所研究的“潜在写作”，即文人如何在政治抗压和保持精神自由方面做努力。
四年下来，耳濡目染，即 便成不了“知识分子”，也或多或少对自己的社会责任有所意识，同时也学会去寻觅与坚持属于自己的理想与独立人格。当然，真正踏出社会后，了解各方面的复杂 性，才明白当初所学还需结合实际经验与历练。但是，就算无法“出淤泥而不染”，四年的教育最起码提供了一个很扎实的人生起点，让人自知何谓精神自由，何为 性灵纯净。
当然，留学中国也绝非全是如此“沉重”。读万卷书的同时，行万里路也是不可少的。这一点，相信大部分的留学生都会赞同。大家选择的路线或许有所不同，我自 己就四年从未出过亚洲。而且，说实在的，中国还有许多地方是我未曾涉足的。然而，通过回潮州去“寻根”、到云南去扶贫、与不同省份的好友们一同“返乡”、 以及对上海的农民画与石库门进行民俗调查，我对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城市与乡村、官场与民间，生发了无比的兴趣。同时，能够以中国为比较的基点，去认识韩 国、日本、台湾、香港和印度的文化，以及，反诸自我地审视新加坡，这些都是我在2004年之前做梦都想不到的。
选择是否踏出那第一步，总是艰难 的。然而，一切的担忧，最终都是可以克服的。留学中国，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也找到心灵相通的好友知己。同时，当我和这个国家与她的子民搭起沟通的桥梁， 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们之间有着许多的盲点、误解与潜能，等待着彼此去发掘、澄清与互补。
（作者是香港大学硕士研究生）
电邮vocalxiong@gmail.com
2009年6月26日星期五
名人名语
—— 美国摄影家史提夫·麦凯瑞（Steve McCurry)
“Kalau tidak pandai menari jangan salahkan pentas tinggi rendah”
（If you can't dance, do not blame the stage for not being even.
自己不会跳舞，不要埋怨舞台凹凸不平。）
—— 马来谚语
“国际货币组织的目标不是拯救而是避免拯救。世界银行的目标同样是如此。亚洲国家若能自救，减少对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组织的需要是再好不过了。我们能够把更多资源转移更有需要的地区。”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2009年6月25日星期四
2009年6月21日星期日
伦理
《沉重的肉身》，说实在我还没读过。看你从中节录的文字，感觉这本书不错。
说实在的，读着读着，我反而有种想逃避这些文字的冲动，甚至，
所以，我想，又是时候反诸自我，但这次要比过去几年，
也可能是这样，我才有点想逃避，因为这本书对现在的自己，
这就是我目前想捕捉、并希望能一辈子坚守的“苍凉”——
也许，这便是你文稿中最后一句所点中的吧：“只是设想个人的道德
话·梦
一个人的世界，思绪像贫民窟里的小巷交错。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一小片能晒到阳光的空地。驻足，却是很难的，因为许多的黑色身影，不断从身边走过，前推后挤。霎时的晕眩后，记得的，只是黄、绿、红的艳丽，还有他们衣衫上散发的香料味，撮合了一身的汗。
鼠标，停在空白的屏幕上端，闪着，闪着。手指，只是轻轻地歇着，在灰色的键盘上。
话，写不出。是逻辑的电路发生故障？是对真实缺少言说的勇气？是那自以为坚守一生的梦，此刻显得朦胧，捉摸不定？是情绪如同千层糕般，薄薄的一片，与另一片紧紧叠着、贴着，叫人不敢撼动它的完整、它的复杂？或者，是灵感的稍纵即逝，像仲夏夜里一阵凉风，微微亲吻每一寸肌肤后，就消失在七彩霓虹灯的那一端？
我拼了命，朝山穷水尽处的一潭纯净奔去。
在青春还未化为白头前，夕阳依旧如同破晓一样叫人痴迷。
拉开帘子，只祈求毕生的谎言，不会如眼前此起彼伏、高矮不均的新旧水泥建筑，填满本来的一片空旷。
推开玻璃窗，黑暗里吹来一丝的温热。有那么一点腥，但终究是能活命的氧气。
父亲节
我才真正第一次
仔细凝视你的脸庞
那不知何时冒出的一撮白发
不是上了年纪的标志
倒像一个拼搏了大半辈子的雄性动物
头上的银色皇冠
很多时候，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也越来越觉得
你隐藏情感的功力，正在逐步退化
我似乎没有遗传你年轻时的俊俏
却在成长的过程中，愈加与你的性灵靠拢
像个老顽童般
天天盼望着什么，又期待着什么
如此纯真
也许，我这辈子都不会成为父亲；
但你让我知道，为人父应该有怎样的特质
就算只是对待我的弟弟，我的学生，
以及我心中那位活泼的小王子
爸，谢谢你的养育
还在这几年
将身兼的母职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个父亲节
一如往常不在你身边
等回到家，再买KFC慰劳你
还有在夜深人静时
一起边喝着Carlsberg，边啃着沙爹、炸鸡翅。
2009年6月20日星期六
Humanitarianism
大小城市里看见的那些乞丐，从瘦骨如柴的老人到牙牙学语的幼儿；印度首都新德里贫民窟里的那些小天使们；云南农村里背负着梦的我的孩子们——这些，不过是忍受世间疾苦的一小撮人。但是，对我这恒河里的一沙粒而言，他们却让叫我对世界、人类、生命的意识，进行一次又一次的重整。
当我在第一个乞丐的碗里，放入一个铜板，要拒绝下一个遇见的乞丐，就需要下无比的决心——每次铁下心的那一刻，灵魂便遭到一次鞭笞。
当我见到印度小巷里无数的孩子们时，我心知肚明，那些有望获得救助的，必将是带有“投资回报”的可能性的个体。于是，社会对于那些有某种缺陷的人——残疾、智障、或纯粹只因为是女儿身——必须无情地视而不见。
当我决定助养云南的高中生时，我以为，我能成为他们人生中的重要一员。结果，我发现，原来我并没有办法实现他们所有人的梦，只在不断为自己添加责任的同时，一天天地累积莫名的愧疚。
在人道主义面前，我想，快乐永远是短暂的。痛苦，不论是被助者或救助者的，才是常态；而无奈，也许，正是我们俗称的“命运”。
我一直都相信，在创世之后，上帝就已经不再眷顾这个星球，以及共享着这同一片蓝天的芸芸众生。于是，人或是为自己做抉择，或是让别人替自己做抉择。好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感受不到掌握生命的自主感。唯有当自己与饥饿、贫瘠、痛苦、落寞面对面，并毫不畏惧地邀请它们坐下来谈判时，我才感到自己的毅然与决绝。
我才明白，原来，人道主义，不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是为了感受自己。同情与怜悯，不是因为有居高临下审视生命的资本，或是庆幸自己有香喷喷的米饭、有温暖的被窝、有被世人在乎的机会，而是希望摆脱所谓“文明”加诸在我这个“现代”“城市”人身上的一切，赤裸裸地正视自我的灵魂。
毕竟，穿西装打领带的那位，和衣衫褴褛的那个，其实，都一样的卑微。能坦然地应对这份卑微，人才能够寻获一点点的尊严——那继续活得像个人的资格。
2009年6月18日星期四
2009年6月17日星期三
Mnet Scandal
看了两集，结局总是女方把电话发给了男生，男生却因为演艺事业刚起步，最好“忍痛”舍弃爱情。
总感觉，这样的节目，有点玩弄人的感情的意味。
可能，有人会说，爱情就是这样，不但要幻想，还要面对现实。特别是在娱乐圈，靠“人气”混饭吃的艺人，本来就有过着有点飘渺云烟的生活。在舞台上的“现实”，本来就已经是梦幻般的存在；被剥夺幻想的余地，也许正是代价。
但如果说，结局总是如此，那么对于女主人公和年轻的观众来说，节目是否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一种不公平，一种把人引向精神空虚与希望破灭的心灵虐待过程？
也许，人总享受这种自虐，并以过程中得到的快乐，来弥补最后的失落。
为什么让爱躲进乌云密布的天空
随着风漂流在外一点一点的散落
慢慢远离的梦
渐渐冷却冰封
心痛当初相遇的心动
从古代民间文学中的女性到中国文学研究杂谈
你提到的这个“性别”现象，也是我以前研究鬼故事的时候曾经想去涉及的问题。如果相信小说和戏曲是一种“野史”，以奇闻轶事来填补“正史”所未记载的，并且是一种文学史中“缺失的narrative”，那么，中国小说和戏曲，就会出现非常大的research gap。
正史之中怎么posit women，小说、戏曲之中，又如何反映女性，这之间的比较是否能够相互配合，展现出中国男人（如果你相信，大部分写这些文字的人，都是雄性动物）的 worldview中，女性的定位和地位？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总是看到“追求恋爱自由”，有时不妨想想，这可能是作者眼里的女人，而作者可能恰恰是个男 的。史书中，《晋书》就有所谓的“列女传”，究竟说的是什么；放在整个历史观之下，这些被收录的女性，又是占了什么位置，也即我所谓的"their position in the author's worldview", 这是很有趣的问题。如果有机会细看《世说新语》，再将其和史书以及六朝小说中的贵妇进行比较，会发觉是有某种共同、重叠的。这也就是说，很可能，在那个时 代的高级阶层之间，是有一种对女性的共识的。这种“共识”，不全然是一种“社会要求”，也可能也掺杂了女性自身具主导性的reflexive actions。
我总觉得，研究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我们必须排除一种现代人的“眼镜”，特别是现代vs古代、封建vs自由、正统vs迷信 （如我研究“鬼故事”，就首先被人和民俗紧密挂钩，而没法再前进去发掘其他可能的研究视域）、庙堂vs民间（唐宋明清的知识分子，很多时候都是可以左手写 奏章，右手拿小说的。欧阳修就喜欢在上厕所时读storybook）等等一切“二元对立”的概念。Sometimes we just fall into the fallacies of blindspots that these binaries set up for us, often subconsciously.
也许，我也是这样，觉得民俗学有趣，更觉得古代民间文学有其特殊的可探索性。至少，以一 个没有“构建理论”的本科生的角度，这是可以“玩味”的一个学术领域。尤其对女性、对小孩，中国的研究是非常缺乏的。这一点，周作人在1920年代就提了 出来，但到今天，还是没太多人注意。如果一味拿西方的feminism理论来套中国，那又是另一种fallacy。实事求是地说，也许我们应该思考，中国 的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有随着历史演变的，还是如我们印象式地如此认为，就是有一些固定不变的“规矩”？如果有演进，这过程怎么样；如果有固定不变 的，那特征是什么，有为何如此？而很多时候，当我们提“narrative” 和“worldview”这种理论与哲学词汇时，要探索的是，究竟作者眼里看到的，是不是“时代的缩影”，还是某种”一厢情愿”，还是两者兼具？两者兼具 的话，有时那些方面是时代的、历史的，哪些又是意愿的、虚构的。
假作真时真亦假，可这里所谓的“真真假假”，换言之，哪些属于“时代中的群体共识”，哪些是“作者个人的创造”，是需要而且可以慢慢通过不同渠道的比对弄清楚的。这也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可以再细致化的方面。
2009年6月16日星期二
今天的感悟
http://projectwhy.blogspot.com/2009/06/dancing-with-heart.html
【联合早报】中国的县政改革和国家建设
● 郑永年
本栏曾经讨论过为什么中国的县政已经非改不可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县级以下的很多地方都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如果县政不加以改革，无政府状态就会蔓延开来，到最后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同时，笔者也认为县政可以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现实切入点。
本文再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继续讨论县政改革。很显然，县政改革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更是为了未来的国家建设。
在传统中国，县政是整个政权的基石和支柱。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县级政府是最基层的政权。尽管20世纪革命尤其是共产主义革命重建了中国政治的整个构架，但没有任何理由来改变县政的核心地位。
革命后，国家政权力量才到达县级以下，即乡镇，同时在县级以上也设立了很多行政级别。多层次复杂的行政结构在革命和建设的早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主要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多方面的控制和动员。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权力大幅度下放到省级，县政成了各省的省内事务，再由省级政权往下分权。就是说，分权是一层一层地往下放。每一层级政府只和上下两级政府发生关系。
无论是往下还是往上，越级的关系很难发生。这就形成了一些外国学者所说的“蜂窝状”政府。从政策的决定和执行来说，这种政治结构无时无刻不呈现出其脆弱性来。
中国各省间的关系微弱
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很多研究经常指向中国各省之间关系的微弱。例如长期以来，中国各省之间的贸易水平远远低于各省与海外的贸易水平。中国各省之间的整合度要远远低于欧盟主权国家之间的整合，也低于苏联解体之前各共和国之间的整合。
实际上，情况比这个还严重。在各省之内，各县市之间的整合程度也非常成问题。中国学者所说的“诸侯经济”不仅仅存在于各省之间，也存在于各县市之间。在政治上，也有类似的情况。相当自治的经济体和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政治，是中国出现大量县级“土皇帝”的结构原因。
经过世纪之久的革命和建设之后，中国要回归常态社会。常态社会强调的是治理，或者良治。县政方面也一样。在这方面，中国国内学者这些年来已经作了很多的研 究，不同方式的县政治理也在不同的地方推展和试验。但应当指出的是，县政不能孤立于总体政治改革，县政不仅仅是县政本身的治理，而是涉及到中国总体国家结 构建设的问题。
首先是与政权的合法性有关的执政党及其政府和社会的联系问题。这里最主要的就是要寻找政权和社会的关联点。民主政治主要也是为了解决政权和社会的关联问题。
乡镇数量繁多，范围小，既不能构成治理单位，也很难和政权建立直接的关系。在常态社会，乡镇类似于社区，并没有必要成为一级正式行政建制。在富裕发达地区，乡镇人口较多，可以作为县的派出机构。乡镇改革在浙江等地的试验已经取得了不错的结果。
乡镇政权的存在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政权的负担。大量乡镇政权已经处于破产状态。能否取消乡镇政权或者重新定位乡镇政权，时机早已成熟，只要是取决于改革者的决心了。
要求政府成为服务型政府
如何解决执政党和政府与社会严重脱离的情况？县政是关键。近年来，中国开始学新加坡的做法。在新加坡，所有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都必须定期和选民见面，倾 听民意和收集民意，尽管不见得所有的提议都能落实下去，但毕竟是高度制度化的机制，能够把执政党及其政府和民众联系起来。
这是新加坡执政党长期执政的主要经验。中国也在学。在一些试点地区，县委书记和县长必须定期和人民见面。不过，在一些地方，这种连接往往变成了政治仪式，并无实质性的意义。
在新加坡，执政党每五年必须面临一次“大考”，即大选。如果功课做得不好，考试有可能通不过。中国的县委书记和县长没有这样的“大考”，他们不可能像新加坡官员那样行为，是预期之中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可能找到这样一种人民和官员之间的制度关联。
在理论上说，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选民直选的。而且中国的直选民主只发生在县一级。要处理好县委书记、县长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处理好县委书记、县长和县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
理想地说，执政党通过人大系统来执政是比较好的。这方面的实践先可以在县级进行。
县政的重要性也体现在政府的定位上。这些年来，人本主义是政府界定的核心。实际上，无论什么样的政体（不管是民主还是非民主），只要是以人为本的，都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人本主义要求政府必须成为一个服务型政府，而服务型政府的服务对象当然是社会、是人民。
提供服务过程中，县政的位置变得尤其显著。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还很少能够为人民提供直接的服务。从各国经验来看，中央政府不是没有可能提供公共服务，例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方面，在很多国家都是由中央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直接提供的。
在中国，这些服务基本上还是由地方政府提供（当然是提供不足）。在很多场合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但即使是将来中央政府有能力直接提供这些服务，在中国的体制下恐怕也难以跳过县级政府。
在这方面，县政面临艰巨的转型任务。很多政府不仅仅不能提供任何服务，反而已经演变成一种学界称之为掠夺型政府，这是政府和人民紧张关系的主要原因。当然，县级政府沦落为掠夺型政府的原因不仅仅县政本身，而是中央地方关系变化的一个结局（这一点本栏已经论述过）。
县级信息与中央脱节
从信息流通的角度也能说明县政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县政必须和中央政府建立直接的关联，甚至说县政必须是中央权力的内在部分。这首先要从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开始。
在任何国家，真实的信息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县级可以收集到最基层、也因此是最真实的信息。尽管中国体制内部的信息传递有不同的管道，但很难说现在县级信息可以直接传送到中央政府。
在很多场合，县级信息到了中央要不毫无踪影了，要不高度扭曲。在中国高度等级化的行政系统里，县级的信息在往上传递过程中，被一级又一级地“审查”，到了最后即使能够上达中央，但已经不是原来的信息了。
当然，反之亦然，中央的政策到了县级，往往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原因在于在县政和中央政府之间有太多的行政“过滤器”。当中央权力被省市级政府阻隔的时候，县政就被边缘化；当县政信息被省市级政府过滤的时候，中央就很有可能变成瞎子和聋子了。
从长远来看，县政改革也涉及到中国未来民主化问题。中国国家之大，地方复杂，拒绝走西方式民主道路有其很大的理性。
县政民主是民主化的最有可行的选择。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县政才有可能实行直接民主，而在县级以上，实践间接民主。
除了选举，民主化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国家向社会的分权。而处于社会最前线的县政是国家向社会分权的最理想也是最具有现实性的政府层级。考量到中国的国家地域和人口规模等因素，一旦民主化，就会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
如果巨大的压力不能消化，那么总体政治社会的稳定就会成为问题。因此，作为民主的起点，县政能否建设好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化成功与否。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2009年6月15日星期一
【联合早报】新加坡学生 中美名校当状元
上海复旦文状元
世界观让他们不同
何惜薇 报道 上海特派员
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近年来数届“状元”，都来自新加坡。相关的排名以学生四年本科（即学士）成绩的基点（即平均成绩，GPA）计算出来，虽然不公开，但却在学生之间传开来。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业松受访时称赞新加坡学生“非常优秀”，当中几个所取得的高基点可让他们直接升读该校的研究生课程。这名负责当代中国文学课程的教师分析说，与大部分的中国学生相比，新加坡学生在接触文学作品时，少了成见，见解更为清晰、独立，也融入了世界观。
他举例，新加坡学生就不会一味地以“反传统”去概括鲁迅和周作人等的作品。
张业松说，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等是在大的世界背景下写作的，觉得当时的中国缺乏竞争力，有进行内部改造的紧迫感，希望自身的“中国性”能在外来事物的冲击下去芜存菁。
然而，他们这种结合东西文化精髓的理想逐渐被遗忘：“大家都说鲁迅是与阶级对立、党派对立的革命家，忘了他革命与战斗的初衷不是为某一个特定时期的政治服务，而是立足于自己的关怀，是要改造中国，把中国引入世界。”
“相对于中国大陆学生，新加坡学生原来可能对这些作家缺乏了解，没什么成见，就去接触作品，发掘作品的价值。加上接受教育的背景相对更广阔，等于是把作品带入世界文化的背景去加以理解，反而还原了作品的精神。他们的角度与中国学生有区别，对大家带来启发。”
对此，应届复旦中文系“状元”吕家铭（25岁）坦言，所接触到的中国同学大都有“根深蒂固”的想法，不容易接纳新的观点。以鲁迅作品而言，就算所有同学接 触相同的参考书目，包括台湾美国籍或其他学者的评论，但中国同学就不如新加坡学生般能接纳鲁迅作品中也有阴暗一面的说法。
他说，新加坡学生接触 的事物更多元，也就能在思考问题时融入自身的体验。例如，热爱戏剧的新加坡学生会把熟悉的新加坡戏剧作品拿来和清代戏剧做比较；另一个会在剖析当代中国政 治时，融入对新加坡政坛的观察；修语言学的同学分析“lah”（啦）、“leh”（咧）和“lor”（啰）等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句尾词的不 同，让人耳目一新。
此外，他笑说，新加坡学生的逻辑思考比较强，懂得抓重点加以论述再作出总结的技巧，在考试取分方面有一定的帮助。
复旦也要求学生进行“社会实践”，这有如于大学生一般的实习项目，主要是让他们在踏入社会工作前吸取经验，而学生的相关表现也构成总成绩的一部分。
吕家铭选择到台湾一所高中教华文，上一届的复旦中文系“状元”陈炜雄（24岁）则曾到印度的贫民窟去教书。陈炜雄也是本报《新声带》栏目的作者，目前在香港大学修读与教育相关的研究生课程。
他通过电话接受本报访问时强调，复旦的课程非常多样化，就算是中文系的毕业生所修读的课程可能大部分不是中文系开办的专业课程。他就选修了不少民俗课程，虽然所修读单元偏向人文性质，但严格而言，不能说他的强项是中文课程。
陈炜雄同意新加坡学生在思想方面与中国学生存有不少差异的说法，他说，他的毕业论文环绕魏晋至晚清年代的鬼故事，就让同学们感到诧异，但他却在这个过程中挖掘出鬼故事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自得其乐。
他再举例，大学一年级时写了篇论文，阐述周作人在1919年至1927年间作品所体现的人道主义，当时他不以为意，认为有如做了篇“阅读报告”，但却获得老师的重视还被指定在课堂上与其他同学分享。
“这说明了在中国，还是比较少人从精读的方式去看文本，因政治因素对周作人的研究也不深（周作人被指为汉奸），而我就少了这样的历史包袱。”
事实上，第一批获得政府奖学金到复旦大学念中文的曾昭程在2001年毕业时，已是考获第一名。与他同届和之后到复旦中文系的同学也都名列前茅。
西点军校武状元
瞒着父母申请从军
陈天明 报道
他是永久居民。父母原本要他完成A水准会考后回澳洲，不要留在新加坡履行军役，直接进入大学，节省两年时间。
但从小就在新加坡接受双语教育的李伟贤（Justin Lee Wei Sen）却另有看法，他背着也是永久居民的父母，向国防部承诺履行国民服役。
步兵排长李伟贤少尉（24岁）就这样作出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并在基本军训和见习军官训练里全力以赴，更因表现优异而被保送到美国西点军校（The United States Mil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深造，考取大学文凭。
经过4年学习，他在上月毕业，全级考第三，是成绩最好10名学生中唯一的非美国毕业生，更在其中的军事课程排第一。
非美国人在军事课程中排第一，成为武状元，这在西点军校不多见，因此美国多家中文媒体相竞报道。西点今年的首两名毕业生都是美国人。
西点军校是美国正规大学，学生不只须上体育和军事课程，也修读学术科目，考取理学士学位，就跟普通大学一样。李伟贤主修的学术科目是经济。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上月23日受邀担任毕业礼主宾，并颁发毕业证书给成绩最好28名毕业生。
刚在本月初回国的李伟贤，上星期五在新加坡武装部队军训学院（SAFTI MI）受访时说，对他来说，不只进入西点军校是奇遇，甚至当初成为正规军人也无法获得父母赞同。
当兵是不错的体验
李伟贤的父亲是移民澳洲的中国人，母亲是马来西亚华人，入籍澳洲，原本居住墨尔本，但为了把三个孩子送来新加坡受教育而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他和两个姐姐小学读南华，中学则读华中和华中初级学院。
跟父母亲一样，李伟贤华英文兼通，全程以华语受访。
他说：“父母不愿意我多花两年当兵，希望我考了A水准会考后直接进入大学。”
作为永久居民第二代，尽管李伟贤还是澳洲籍，他仍得履行国民服役。“我在墨尔本背着父母，悄悄地把征召入伍的答复信寄回国防部，就这样生米成熟饭，我就回来当兵了。”
“我觉得当兵是个不错的体验，我对军事和体育都蛮有兴趣，是橄榄球和垒球校队代表，对国民服役也有热忱，总认为军事训练对将来的事业发展有帮助，而且军役不过两年，不长，反正还年轻，如果不适合可以重新开始。”
他说，3个月基本军训让他过得很开心，也增强了从军的信心。
基本军训表现优异，让李伟贤被选入见习军官学校，过后被派到泰国进行两个星期的交流训练，开拓他在军事方面的视野。
他说：“父母看到我在军中的表现后，总算认同我可以好好地朝这方面发展，对我从军的决定，他们从最初不赞同，到不得不赞同，到后来全力支持。”
李伟贤的家人，包括父母、姐姐和姨妈等专程到纽约出席他的毕业典礼。
他自见习军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到第3步兵营担任项目参谋官三个月，参与步兵部队发展城市战的模式。
后来军方要派优秀见习军官到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Sandhurst）皇家军事学院、澳洲Portsea军校和日本国防学院受训，李伟贤是其中一个。
他说：“我原本申请到桑赫斯特，因为从朋友口中大略了解这所学院。我的另一个同僚则申请到西点。我们一起去面试，没想到最后军方决定派我去西点，他去桑赫斯特。”
“我这时才开始加紧了解西点模式，幸好在西点有来自新加坡的学长指点和照顾。”
这一届西点毕业生970人，外国学生只有17人。李伟贤是西点军校本届毕业生中唯一的新加坡学生。他说：“西点校方很照顾外国学生，但不让我们结聚而跟美国学生隔绝，因此把我们分散，融入美国学生中。”
他说：“西点毕业生都得回去各自国家的部队服役，这对我们今后继续在专业上的交流有帮助。”
谈及军事课程考第一，李伟贤归功于新加坡军训学院的高水准见习军官课程，对体能训练和军事知识非常重视，为他在美国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西点军校课程分成三个部分：学术占55%、军事30%、体育15%。
李伟贤学成回国后被派到第6步兵营担任排长。他希望更多从军的新加坡青年放开胸怀，以开明态度接受到外国军事学院深造的机会，“我就是这样走进西点，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今年第二批见习军官结业
新加坡武装部队军训学院今年第二批见习军官，经过战斗、策划和领导方面，38个星期的严格训练后，于前天结业。
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贾古玛教授主持结业仪式时，勉励这批新进军官在新加坡武装部队转型进入第三代的进展中，“继续体现军队对军官所要求的品德、素质和奉献精神，成为具有高瞻远瞩和行事充满魄力的领袖”。
这批530名毕业生中，411人来自陆军、海军48人，空军71人，他们将被分配到不同单位担任行动、训练或参谋职务。
毕业生中包括一名泰国陆军学员。贾古玛希望他跟新加坡同学建立起的友谊能天长地久，“并继续为两国军队及两国关系作出贡献”。
新加坡军训学院的见习军官学校和参谋与指挥学院接受外国学员，以加强与各国军队的专业交流和促进防务外交。而军方也派新加坡军官到外国军事学府受训，例 如上月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李伟贤少尉。李伟贤从见习军官学校毕业后到西点军校深造，考取大学学士学位。一些军人则在基本军训后直接被保送到外国军校接受 军官训练。
军训学院每年举办4场见习军官结业仪式，每三个月一次，每次大约300人到500人。今年3月举行的今年第一批结业仪式中，有336人成为少尉军官。
关于西点军校
1802年7月4日正式成立的西点军校是美国第一所军事学校，位于纽约州哈德逊河西岸的西点，因此称为西点军校。它距离纽约市80公里，占地65公顷。
西点军校四年制本科课程40科，其中30科必修，主要是数学、工程、历史、心理学、社会学和英文等。学生毕业时获颁理学士学位，授予少尉军衔。
公开招考合格人是西点办学原则，每年招生1400人，从17岁到22岁，1976年开始招收女生。
被誉为“将军摇篮”的西点军校，两百多年来，出了5名五星上将和3700多名将军，其中包括两名美国前总统——南北战争英雄格兰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艾森豪威尔。
在新加坡，目前担任最高军职的西点毕业生是生化武器、辐射性物质及爆炸物（CBRE）防御团司令李旭才上校（Lee Heok Chye）。
2009年6月14日星期日
【联合早报】反诸自我的“双文化”
● 陈炜雄
不久前，偶然接触一本名为《想象新加坡》（Imagining Singapore）的学术著作。其中有一篇文章，
“只有受了高深教育的人，才能具有偏向西方化的那种双文化程度，
引起我注意的是，在这段话中，“双文化”已和“精英阶层”
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资深政治家的精心谋略，
当我们将跨越了20年的“双文化” 进行比较，就会发现，
然而，这当中却似乎有问题尚未解决：李光耀在1988年的那 段话中提到，随着英语的广泛使用，
而就每个新加坡青年而言，究竟我们自身的思想、立场、价值观，
当下“双文化”背后“面向外界”的政治基调，
从人文与社会的角度，进行反诸自我的思辩、理解，是精通“
（作者是香港大学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