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翅,在夕阳的轮廓里

幻想,是何等伟大的事业
将一代人卷入那空灵之中
在苏醒的时候,才发觉,
原来他们已被时间抛在了后头,成为了历史
黑格尔说得对:
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起飞
可叹的是,
世人只知以自己的生理年龄来判断个人思想的时辰……


2009年9月27日星期日

令我担忧的华教界

我从不觉得,自己有资格以高姿态去指点华教界的不是。因为,我连一个正规教师都还不是。

但是,我很多时候很担忧,真的。

身边许多的teaching scholars,或是在受训的,或是在执教的,很多都是想在完成了bond之后就离开。对于他们的选择,我是尊重的。而且,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渴望回避不必要的行政工作,以及以“功利”的金钱考量来看待教育,我更认为是人之常情。说真的,那些把教育当成一辈子calling的人——像我,其实是极其少数的怪胎。

但是,我至少知道,许多的这些scholars,都是有料的,特别在外国修读了文学语言专业回来的,更是如此;我也知道,这些朋友、同僚们,在自己的几年教育生涯中,会在教学上尽心尽力,因为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本心是在孩子身上的。

正也是这样,因此,面对这份希望在完成bond之后就想离开的坚定,我总觉得很惋惜。华教界留不住人,是这个圈子的损失。

而在众多来自不同背景的新进教师们,听说也是千奇百怪。新旧更替之间,我很庆幸,还有一批有十几年、二十几年教龄的中年老师们,在引导我们这些后进之辈。但是,我同时也觉得,也许,两代人之间,在许多问题上,是需要多沟通并相互学习的。

长辈们历经教改的风雨,目睹了一代代学生在思想、道德、情感、作风、态度等方面的转变,也许能提醒我们这代人,特别是新进的老师们,究竟我们在这历史的推移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是怎么样的一代人。而年轻的老师们,站在过去与未来的交替之间,其实主导着华文及其更大的华人,会在未来的几十年呈现什么面貌。

上一代人,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局限与矛盾。我们这代人,必须去克服自己的局限,并在理解矛盾之后,进行抉择,上自语文政策规划,下至课堂教学细节。而下一代人,是承受我们这代的抉择,并在世界大势中不断被冲刷的一群。

我经常想,教学说到底其实也只是一份工作。所以,我们并没有必要去把教师“神圣化”,更没有必要成为道貌岸然的”完人”或楷模。但是,深一层想,因为教师也都是人,也都极有可能成为家长,也有可能在新加坡成家立业,于是,就不得不为下一代着想。而恰恰也正因为我们的工作本身就是在塑造下一代,从逻辑上来说,我们就更有义务去比其他的家长想得更深、想得更多、想得更远。

我一直觉得,我这代新加坡华人,如同中国这一代的青年们,其实都不断在矛盾的边缘徘徊。隐隐约约,我们能感受到某种引力,让我们能扎根,但同时,有太多的“新”思想在充斥着我们自以为理性的大脑。哲学上的“正、反、合”,我们似乎处于一个将“反题”合理化的过程,有悟性的就会去想,究竟我们一贯信奉的“正题”是否成立,是否还合乎时宜。但是,我们有能力把矛盾调和,并最终形成“合题”吗?好像有,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并没有。

打个简单的比方,华文教育在“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工具论”与狭隘的“文化论”(aka道德论)之间,不断被辩论。但是,又有多少人会站得更高去看问题?

“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讨论,归根结底是对教学法背后的认识论的阐释——即,许多人总半带调侃地戏称为think about thinking。第一语言的教学,根源在行为主义(behaviourism);第二语言的教学,根源在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要了解这些很chim的名词,其实,我们并不需要有太深厚的哲学底子。只需要知道,关键的区别在于,前者教给学生的是语文的原材料,并假设学生能在环境与其他日常的行为途径中,掌握组织原材料的方法与系统;后者要教会学生的,除了原材料之外,更重要的是把重心放在帮助他们组织材料,帮助他们建构语言认真的系统性。我们的教改,真正要改变的,是教学法背后的认识论。这一点,并不能与语文政策混为一谈。

谈语文政策,比较适用的辩题是“工具论”与“文化论”,但其实,这也是个伪命题。两者并非是彼此排斥的。就连外语教学,重点是教会沟通性的技能,但背后也必然会牵涉文化方面的教育。那么,华文在本地,就更应该是如此——在重视技能的实用性时,也不放开对文化认知(cultural literacy)的坚持。我们之所以会有种想对“文化”避而不谈的集体倾向,是因为我们觉得,那样可以使华文教学摆脱浓浓的“道学气”,促进学生的兴趣,并使语言教学回归其“语言学”的本位。但语言教育,其实是几个同心圆所构成的,从最内在的语言学,到外在的文化知识。我们不能因为华文原本的“道学气”而决定去割舍文化。因为,总有一天,人是会就其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有所质疑的。特别是全球化时代,随着人们的身份愈加多面化的时候,危机意识会更加地强。教育如果是塑人,那么,我认为,文化教育比起语文教育来得更加重要,从长远来说。

我们反而应该利用这次教改的契机,去更深入地思考,究竟我们在华文教学中,要教给孩子什么样的文化?如何让“文化”变得比单纯的“道德价值观”更加广阔,同时又具有某种思辨的深度?

回到前面,“工具论”与“文化论”的辩争,就好比说,文化教育不是语言教学的职责。也许,文化教育应该是整个教育经验共同完成的一项任务。但是,既然语言教育是教育经验的一环,那么,就必须负起相对的责任。而且,因为语言比起其他科目,与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其文化教育的责任就更大。

统合前面说的,“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完成的都是同一件事,就是让学生掌握好语言,能使用语言,只是重心有所不同。

而“工具论”、“文化论”的统合方式是:当我们更加注重以科学化的方式教授语言时,我们更加需要把语文教学纳入社会学的范畴来进行考虑,重视文化层面的教育,包括先前一些道德价值观,以及其他跨学科、跨语境、跨文明的文化认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要关注两个关键词:一个,是literacy(我不知道应该翻译成什么,也许谁能给我建议),这是从个人来讲的;另一个,是 language ecosystem(语言生态),这是从政策规划来讲的。

这是教改五年来,一个最大也最致命的舆论盲点。希望我们都不会忘记,在语言的教学中,技能/形态(skills/ form)和实质(substance),两者缺一不可。

真正令我担忧的,是某些放逐边疆的藩王,继续以自己的势力在推动某些一意孤行的政策主张;政客以华文水平继续下降为名,要求再次检讨华文教学,而不去深化目前的改变,使改革最终偏离正轨,造成未来二、三十年的恶果;还有,在文礼的那巨大象牙塔,那个在幼苗阶段就将人玷污、或是以不痛不痒的课程来占据每一位学员宝贵人生的机构,比起教育部,还更加迫切需要改革与重组,需要重新检讨课程与教学,并不断审查教员的素质……当一个机构变得有点类似中国政协,成为让那些在政治漩涡中被搅出来却仍有那么点威望的年长者,得以躲避风雨而继续逍遥的温床时,也许,你不能怪本地的新进教师能力不够,你也不能怪我们的学术科研成果如此的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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