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担忧的华教界

我从不觉得，自己有资格以高姿态去指点华教界的不是。因为，我连一个正规教师都还不是。

但是，我很多时候很担忧，真的。

身边许多的teaching scholars，或是在受训的，或是在执教的，很多都是想在完成了bond之后就离开。对于他们的选择，我是尊重的。而且，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渴望回避不必要的行政工作，以及以“功利”的金钱考量来看待教育，我更认为是人之常情。说真的，那些把教育当成一辈子calling的人——像我，其实是极其少数的怪胎。

但是，我至少知道，许多的这些scholars，都是有料的，特别在外国修读了文学语言专业回来的，更是如此；我也知道，这些朋友、同僚们，在自己的几年教育生涯中，会在教学上尽心尽力，因为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本心是在孩子身上的。

正也是这样，因此，面对这份希望在完成bond之后就想离开的坚定，我总觉得很惋惜。华教界留不住人，是这个圈子的损失。

而在众多来自不同背景的新进教师们，听说也是千奇百怪。新旧更替之间，我很庆幸，还有一批有十几年、二十几年教龄的中年老师们，在引导我们这些后进之辈。但是，我同时也觉得，也许，两代人之间，在许多问题上，是需要多沟通并相互学习的。

长辈们历经教改的风雨，目睹了一代代学生在思想、道德、情感、作风、态度等方面的转变，也许能提醒我们这代人，特别是新进的老师们，究竟我们在这历史的推移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是怎么样的一代人。而年轻的老师们，站在过去与未来的交替之间，其实主导着华文及其更大的华人，会在未来的几十年呈现什么面貌。

上一代人，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局限与矛盾。我们这代人，必须去克服自己的局限，并在理解矛盾之后，进行抉择，上自语文政策规划，下至课堂教学细节。而下一代人，是承受我们这代的抉择，并在世界大势中不断被冲刷的一群。

我经常想，教学说到底其实也只是一份工作。所以，我们并没有必要去把教师“神圣化”，更没有必要成为道貌岸然的”完人”或楷模。但是，深一层想，因为教师也都是人，也都极有可能成为家长，也有可能在新加坡成家立业，于是，就不得不为下一代着想。而恰恰也正因为我们的工作本身就是在塑造下一代，从逻辑上来说，我们就更有义务去比其他的家长想得更深、想得更多、想得更远。

我一直觉得，我这代新加坡华人，如同中国这一代的青年们，其实都不断在矛盾的边缘徘徊。隐隐约约，我们能感受到某种引力，让我们能扎根，但同时，有太多的“新”思想在充斥着我们自以为理性的大脑。哲学上的“正、反、合”，我们似乎处于一个将“反题”合理化的过程，有悟性的就会去想，究竟我们一贯信奉的“正题”是否成立，是否还合乎时宜。但是，我们有能力把矛盾调和，并最终形成“合题”吗？好像有，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并没有。

打个简单的比方，华文教育在“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工具论”与狭隘的“文化论”（aka道德论）之间，不断被辩论。但是，又有多少人会站得更高去看问题？

“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讨论，归根结底是对教学法背后的认识论的阐释——即，许多人总半带调侃地戏称为think about thinking。第一语言的教学，根源在行为主义（behaviourism）；第二语言的教学，根源在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要了解这些很chim的名词，其实，我们并不需要有太深厚的哲学底子。只需要知道，关键的区别在于，前者教给学生的是语文的原材料，并假设学生能在环境与其他日常的行为途径中，掌握组织原材料的方法与系统；后者要教会学生的，除了原材料之外，更重要的是把重心放在帮助他们组织材料，帮助他们建构语言认真的系统性。我们的教改，真正要改变的，是教学法背后的认识论。这一点，并不能与语文政策混为一谈。

谈语文政策，比较适用的辩题是“工具论”与“文化论”，但其实，这也是个伪命题。两者并非是彼此排斥的。就连外语教学，重点是教会沟通性的技能，但背后也必然会牵涉文化方面的教育。那么，华文在本地，就更应该是如此——在重视技能的实用性时，也不放开对文化认知（cultural literacy）的坚持。我们之所以会有种想对“文化”避而不谈的集体倾向，是因为我们觉得，那样可以使华文教学摆脱浓浓的“道学气”，促进学生的兴趣，并使语言教学回归其“语言学”的本位。但语言教育，其实是几个同心圆所构成的，从最内在的语言学，到外在的文化知识。我们不能因为华文原本的“道学气”而决定去割舍文化。因为，总有一天，人是会就其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有所质疑的。特别是全球化时代，随着人们的身份愈加多面化的时候，危机意识会更加地强。教育如果是塑人，那么，我认为，文化教育比起语文教育来得更加重要，从长远来说。

我们反而应该利用这次教改的契机，去更深入地思考，究竟我们在华文教学中，要教给孩子什么样的文化？如何让“文化”变得比单纯的“道德价值观”更加广阔，同时又具有某种思辨的深度？

回到前面，“工具论”与“文化论”的辩争，就好比说，文化教育不是语言教学的职责。也许，文化教育应该是整个教育经验共同完成的一项任务。但是，既然语言教育是教育经验的一环，那么，就必须负起相对的责任。而且，因为语言比起其他科目，与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其文化教育的责任就更大。

统合前面说的，“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完成的都是同一件事，就是让学生掌握好语言，能使用语言，只是重心有所不同。

而“工具论”、“文化论”的统合方式是：当我们更加注重以科学化的方式教授语言时，我们更加需要把语文教学纳入社会学的范畴来进行考虑，重视文化层面的教育，包括先前一些道德价值观，以及其他跨学科、跨语境、跨文明的文化认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要关注两个关键词：一个，是literacy（我不知道应该翻译成什么，也许谁能给我建议），这是从个人来讲的；另一个，是 language ecosystem（语言生态），这是从政策规划来讲的。

这是教改五年来，一个最大也最致命的舆论盲点。希望我们都不会忘记，在语言的教学中，技能/形态（skills/ form）和实质（substance），两者缺一不可。

真正令我担忧的，是某些放逐边疆的藩王，继续以自己的势力在推动某些一意孤行的政策主张；政客以华文水平继续下降为名，要求再次检讨华文教学，而不去深化目前的改变，使改革最终偏离正轨，造成未来二、三十年的恶果；还有，在文礼的那巨大象牙塔，那个在幼苗阶段就将人玷污、或是以不痛不痒的课程来占据每一位学员宝贵人生的机构，比起教育部，还更加迫切需要改革与重组，需要重新检讨课程与教学，并不断审查教员的素质……当一个机构变得有点类似中国政协，成为让那些在政治漩涡中被搅出来却仍有那么点威望的年长者，得以躲避风雨而继续逍遥的温床时，也许，你不能怪本地的新进教师能力不够，你也不能怪我们的学术科研成果如此的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