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反诸自我的“双文化”

● 陈炜雄

不久前，偶然接触一本名为《想象新加坡》（Imagining Singapore）的学术著作。其中有一篇文章，从1988年8月30日的《海峡时报》截取了时任总理的李光耀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对学生的一段话：

　 　“只有受了高深教育的人，才能具有偏向西方化的那种双文化程度，……在中间与较低的阶层，大体上还是一个亚洲社会……这个问题，将在未来10至15年愈 加严峻……如果我们没意识到那些对我们产生作用的刺激因素，而在看到某些人因某些行为方式而看似或获得成功时，便自动接受那些行为方式，那么，我们将有失 去核心价值观的危险，并不自觉地吸收一套不适合我们这个群体与环境的另一套价值观”（笔者译）。

　　引起我注意的是，在这段话中，“双文化”已和“精英阶层”联系了起来，但李光耀很显然是担心那些“双文化精英”可能受到西方思潮过度影响，并以告诫的姿态，奉劝年轻人在接受西方价值观时多加警惕，不要过度否定亚洲社会应有的东方价值观。

　 　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资深政治家的精心谋略，离演讲15年后的2003年，李光耀再次提起了“双文化精英”。不同的是，这次是以褒义的方式来定位这批青 年。凡关注本地时事的人都会知道，步入21世纪，当我们的领导人提起“双文化”，其首要的考量是，新一代的年轻人是否有能力在日后的国际社会上，特别是在 商业与贸易往来当中左右逢源。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双文化”也常常予外行人“重中轻西”的印象。

　　当我们将跨越了20年的“双文化” 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该词的内涵逐渐从如何维系一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转向了如何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语境中，继续保持竞争性，尤其是在经济层面；从对西 方价值观渗透国内的担忧，转向了如何去与国外（特别是中国）的人士与机构进行接触、建立关系。简言之，“双文化”一词被赋予的政治意义，在20年里，从“ 隐忧”、“顾内”的社会价值观层面，转向了“鼓励”、“向外”的经济层面。

　　然而，这当中却似乎有问题尚未解决：李光耀在1988年的那 段话中提到，随着英语的广泛使用，国人受西方观念与价值观影响的趋势“将在未来10至15年愈加严峻”。而从近年来的网络言论、AWARE事件、媒体舆论 等方面，我们不难意识到，社会的价值观念正在逐步转型，越来越有自由化、开放化的趋势。这未尝不是好事，只是我们该开始思考，究竟合适于目前的历史阶段的 开放“尺度”在哪里？而当一个社会逐渐“进步”时，“传统”的社会与族群价值观念，又会受到哪些挑战？以华社来说，其所坚持的观点与立场，在年轻一代的眼 里，是否会与时代格格不入而渐渐成为与社会脱节的“僵尸”？

　　而就每个新加坡青年而言，究竟我们自身的思想、立场、价值观，有哪些方面是偏向传统、亚洲式的，哪些方面又是面向西方思潮的？当我们希望获得更多言论空间，自下而上地起到“当家作主”的作用时，我们是否应该问自己，究竟对未来的社会形态与价值观有怎么样的构想？

　 　当下“双文化”背后“面向外界”的政治基调，不论为个人或是为长远的国家利益打算，无可否认是有见地的。历史的进程，也确实让我们这个小国不得不时刻注 意世界局势，并作出调适。然而，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亦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理解他者，也许始终应该不断保持了解自身的欲求，着眼于我 们自己的身份认同（identity）、我们自身受到的多元化思想的影响，以及我们的社会价值构成。

　　从人文与社会的角度，进行反诸自我的思辩、理解，是精通“双文化”所需的起点以及最终的归宿。若这不是每个新加坡青年所能做到的，最起码，自称“双文化精英”的青年们不应该忽视这个方面。当社会上的不同声音愈加嘈杂，这或许也将成为后者未来所无法回避的社会责任。

（作者是香港大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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