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媒体和地方政法高官对西部农村宗教盛行深感忧虑,指农村地下宗教活动泛滥到一定程度就会组织起来争取利益,寻求代言人,甚至争夺政权。
新华社下属的《瞭望》新闻周刊近日报道,农村宗教盛行给社会稳定埋下了“定时炸弹”,同时,“国外敌对势力”正在利用地下宗教与中共争夺人心、争夺群众,“已经发现有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把百姓的利益诉求等经济问题转换成政治问题以及插手此类群体性事件的动向”。
报道说,近年来,陕西、甘肃和宁夏(陕甘宁)三省区农村大建庙宇已成普遍现象。从陕西延安到榆林,再到宁夏西海固和甘肃庆阳,无论是从汽车窗口看到的公路附近村庄,还是随机走访的山村,都有一个共同点:“村村有寺庙、见神就祷告”。
榆林市民族宗教局副局长胡统金介绍,截至2005年底,全市106处宗教场所,教职人员120人,约有20万信教群众。庙会活动日趋活跃,农村建庙几乎达到一村一庙的程度。
报道引述三省区部分基层干部说,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一方面“地下宗教”快速扩张,一方面政府却缺乏有效监管,县、乡、村三级信息不灵,对宗教家底不清,有些县甚至至今没有专门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严重存在无部门管、无人管、不会管、不敢管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陕甘宁三省区是中共当年闹革命时的老根据地,其中的延安更被视为中共革命的“圣地”。不料在中共革命胜利50多年后,这里又成为地下宗教活动的“根据地”。
《瞭望》新闻周刊调查发现,由于城市的管理能力相对较强,地下宗教和邪教的活动近年来出现一个明显趋势:向农村转移。在陕西延安、榆林、宁夏固原和甘肃庆阳,“门徒会”、“实际神”等邪教势力派出传教者在农村走村串户“传福音”,隐蔽活动频繁,有关部门难以打击和控制。
一些地下教会跨地区传教和举行非法家庭聚会活动抬头。因为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已成普遍趋势,这些在农村发展的信徒在流向城市后,又逐渐汇集到当地的聚会点。
地下宗教等力量占领农村文化阵地
有关官员认为,地下宗教采取从农村突破,不断“圈地”做大,然后逐步向城市渗透的策略。因此,将防范和控制邪教的工作重心尽快下移到基层已是当务之急。当局应该尽快建立起有效遏制“有神论”坐大成势的体系和具体措施。
延安市社会文化局副局长赵吴宁说:“现在农村文化阵地要么没有,要么建成了变空壳,送图书放着落灰尘,送电影、戏剧下乡也只是老弱病残者来看看。”
庆阳市文化局副局长杨志明说:“现在地下宗教等力量不仅是在占领和争夺农村文化阵地,而且是在苦心经营,想把马列主义踢到背后去。”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宋洪武说,地下宗教和邪教力量利用了干部腐败、教育跟不上、医疗卫生保障水平低等社会问题,大肆发展信徒,扩张势力。基层思想文化阵地本来是中共的优势,“现在我们的触角却伸不到基层,深入不到群众内心”。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建研究部主任岳东峰认为,地下宗教、邪教、民间迷信等在农村抬头,反映出基层组织薄弱的“老问题”。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后,多种文化思潮相互交织、激荡,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股“去政治化”的思潮,“政治这根弦绷得不紧了甚至没了”。一些群众把就业、医疗、教育等社会问题看成是“共产党带来的”,加上一些基层干部作风不实,影响到了群众对党的信任,相当一部分农民转而在思想文化上寻找新出路和新寄托。
分析人士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共正统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影响一直在逐步减弱,到如今,除了某些官样文章外,马克思主义几乎可以说已名存实亡。针对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中共近来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施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但这种努力已很难取得成效。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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