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怀的玄想

2009年6月21日星期日

父亲节

直到回顾毕业时的照片
我才真正第一次
仔细凝视你的脸庞
那不知何时冒出的一撮白发
不是上了年纪的标志
倒像一个拼搏了大半辈子的雄性动物
头上的银色皇冠

很多时候，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也越来越觉得
你隐藏情感的功力，正在逐步退化
我似乎没有遗传你年轻时的俊俏
却在成长的过程中，愈加与你的性灵靠拢
像个老顽童般
天天盼望着什么，又期待着什么
如此纯真

也许，我这辈子都不会成为父亲；
但你让我知道，为人父应该有怎样的特质
就算只是对待我的弟弟，我的学生，
以及我心中那位活泼的小王子

爸，谢谢你的养育
还在这几年
将身兼的母职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个父亲节
一如往常不在你身边
等回到家，再买KFC慰劳你
还有在夜深人静时
一起边喝着Carlsberg，边啃着沙爹、炸鸡翅。

2009年6月20日星期六

Humanitarianism

太多的时候，太多人，经常说我“灵魂很美”，称呼我是个“人道主义者”，夸奖我有别于一般年轻人的“人文关怀”。但是，赞美在让人感受霎那的自我存在之价值后，立即化为心头的多一份沉重。

大小城市里看见的那些乞丐，从瘦骨如柴的老人到牙牙学语的幼儿；印度首都新德里贫民窟里的那些小天使们；云南农村里背负着梦的我的孩子们——这些，不过是忍受世间疾苦的一小撮人。但是，对我这恒河里的一沙粒而言，他们却让叫我对世界、人类、生命的意识，进行一次又一次的重整。

当我在第一个乞丐的碗里，放入一个铜板，要拒绝下一个遇见的乞丐，就需要下无比的决心——每次铁下心的那一刻，灵魂便遭到一次鞭笞。

当我见到印度小巷里无数的孩子们时，我心知肚明，那些有望获得救助的，必将是带有“投资回报”的可能性的个体。于是，社会对于那些有某种缺陷的人——残疾、智障、或纯粹只因为是女儿身——必须无情地视而不见。

当我决定助养云南的高中生时，我以为，我能成为他们人生中的重要一员。结果，我发现，原来我并没有办法实现他们所有人的梦，只在不断为自己添加责任的同时，一天天地累积莫名的愧疚。

在人道主义面前，我想，快乐永远是短暂的。痛苦，不论是被助者或救助者的，才是常态；而无奈，也许，正是我们俗称的“命运”。

我一直都相信，在创世之后，上帝就已经不再眷顾这个星球，以及共享着这同一片蓝天的芸芸众生。于是，人或是为自己做抉择，或是让别人替自己做抉择。好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感受不到掌握生命的自主感。唯有当自己与饥饿、贫瘠、痛苦、落寞面对面，并毫不畏惧地邀请它们坐下来谈判时，我才感到自己的毅然与决绝。

我才明白，原来，人道主义，不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是为了感受自己。同情与怜悯，不是因为有居高临下审视生命的资本，或是庆幸自己有香喷喷的米饭、有温暖的被窝、有被世人在乎的机会，而是希望摆脱所谓“文明”加诸在我这个“现代”“城市”人身上的一切，赤裸裸地正视自我的灵魂。

毕竟，穿西装打领带的那位，和衣衫褴褛的那个，其实，都一样的卑微。能坦然地应对这份卑微，人才能够寻获一点点的尊严——那继续活得像个人的资格。

2009年6月18日星期四

废弃的磁场

一片夕阳笼罩的田地
静谧是被遗忘的最后喘息
这里，少了纯真与纯粹，
太多的重金属，让土壤
难以长出青翠或芬芳
一个遭到抛弃的磁场
铺着成千上万干枯的稻穗
金黄，变得刺眼
等着吧，旅者
夕阳会慢慢沉到褐黑的孤山轮廓后
稻穗也将化为无形的养料
到时，昏暗之中
湿气里必将能闻到一株野草的清幽
我相信

2009年6月17日星期三

Mnet Scandal

一个新的韩国综艺节目，似乎是有些模仿《我们结婚了》，把一个普通女孩和目前当红的偶像男歌手或演员配对，让他们谈7天的恋爱。最后一次的别离后，如果选择继续交往，就将彼此真实的电话号码，通过制作单位提供的手机，发送给对方。

看了两集，结局总是女方把电话发给了男生，男生却因为演艺事业刚起步，最好“忍痛”舍弃爱情。

总感觉，这样的节目，有点玩弄人的感情的意味。

可能，有人会说，爱情就是这样，不但要幻想，还要面对现实。特别是在娱乐圈，靠“人气”混饭吃的艺人，本来就有过着有点飘渺云烟的生活。在舞台上的“现实”，本来就已经是梦幻般的存在；被剥夺幻想的余地，也许正是代价。

但如果说，结局总是如此，那么对于女主人公和年轻的观众来说，节目是否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一种不公平，一种把人引向精神空虚与希望破灭的心灵虐待过程？

也许，人总享受这种自虐，并以过程中得到的快乐，来弥补最后的失落。

为什么让爱躲进乌云密布的天空

随着风漂流在外一点一点的散落

慢慢远离的梦

渐渐冷却冰封

心痛当初相遇的心动

从古代民间文学中的女性到中国文学研究杂谈

好友看了1954年的《天仙配》，写了博客，看得我心痒痒，不禁作了如下回复：

你提到的这个“性别”现象，也是我以前研究鬼故事的时候曾经想去涉及的问题。如果相信小说和戏曲是一种“野史”，以奇闻轶事来填补“正史”所未记载的，并且是一种文学史中“缺失的narrative”，那么，中国小说和戏曲，就会出现非常大的research gap。

正史之中怎么posit women，小说、戏曲之中，又如何反映女性，这之间的比较是否能够相互配合，展现出中国男人（如果你相信，大部分写这些文字的人，都是雄性动物）的 worldview中，女性的定位和地位？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总是看到“追求恋爱自由”，有时不妨想想，这可能是作者眼里的女人，而作者可能恰恰是个男的。史书中，《晋书》就有所谓的“列女传”，究竟说的是什么；放在整个历史观之下，这些被收录的女性，又是占了什么位置，也即我所谓的"their position in the author's worldview", 这是很有趣的问题。如果有机会细看《世说新语》，再将其和史书以及六朝小说中的贵妇进行比较，会发觉是有某种共同、重叠的。这也就是说，很可能，在那个时代的高级阶层之间，是有一种对女性的共识的。这种“共识”，不全然是一种“社会要求”，也可能也掺杂了女性自身具主导性的reflexive actions。

我总觉得，研究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我们必须排除一种现代人的“眼镜”，特别是现代vs古代、封建vs自由、正统vs迷信（如我研究“鬼故事”，就首先被人和民俗紧密挂钩，而没法再前进去发掘其他可能的研究视域）、庙堂vs民间（唐宋明清的知识分子，很多时候都是可以左手写奏章，右手拿小说的。欧阳修就喜欢在上厕所时读storybook）等等一切“二元对立”的概念。Sometimes we just fall into the fallacies of blindspots that these binaries set up for us, often subconsciously.

也许，我也是这样，觉得民俗学有趣，更觉得古代民间文学有其特殊的可探索性。至少，以一个没有“构建理论”的本科生的角度，这是可以“玩味”的一个学术领域。尤其对女性、对小孩，中国的研究是非常缺乏的。这一点，周作人在1920年代就提了出来，但到今天，还是没太多人注意。如果一味拿西方的feminism理论来套中国，那又是另一种fallacy。实事求是地说，也许我们应该思考，中国的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有随着历史演变的，还是如我们印象式地如此认为，就是有一些固定不变的“规矩”？如果有演进，这过程怎么样；如果有固定不变的，那特征是什么，有为何如此？而很多时候，当我们提“narrative” 和“worldview”这种理论与哲学词汇时，要探索的是，究竟作者眼里看到的，是不是“时代的缩影”，还是某种”一厢情愿”，还是两者兼具？两者兼具的话，有时那些方面是时代的、历史的，哪些又是意愿的、虚构的。

假作真时真亦假，可这里所谓的“真真假假”，换言之，哪些属于“时代中的群体共识”，哪些是“作者个人的创造”，是需要而且可以慢慢通过不同渠道的比对弄清楚的。这也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可以再细致化的方面。

2009年6月16日星期二

梦中的一课

在梦里，我看不清她的脸，却能真实地感受到她的气息。
昨晚，她教会我，做人不能抱有羡慕与嫉妒，否则人生将成为我脑海里编织出来的那场噩梦。
下次再见咯，妈。

今天的感悟

One needs to live life so as to retrieve the messages God left in his body, mind and soul - and that's when we find that all men are born equal.

http://projectwhy.blogspot.com/2009/06/dancing-with-heart.html

【联合早报】中国的县政改革和国家建设

● 郑永年

　　本栏曾经讨论过为什么中国的县政已经非改不可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县级以下的很多地方都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如果县政不加以改革，无政府状态就会蔓延开来，到最后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同时，笔者也认为县政可以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现实切入点。

　　本文再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继续讨论县政改革。很显然，县政改革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更是为了未来的国家建设。

　　在传统中国，县政是整个政权的基石和支柱。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县级政府是最基层的政权。尽管20世纪革命尤其是共产主义革命重建了中国政治的整个构架，但没有任何理由来改变县政的核心地位。

　　革命后，国家政权力量才到达县级以下，即乡镇，同时在县级以上也设立了很多行政级别。多层次复杂的行政结构在革命和建设的早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主要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多方面的控制和动员。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权力大幅度下放到省级，县政成了各省的省内事务，再由省级政权往下分权。就是说，分权是一层一层地往下放。每一层级政府只和上下两级政府发生关系。

　　无论是往下还是往上，越级的关系很难发生。这就形成了一些外国学者所说的“蜂窝状”政府。从政策的决定和执行来说，这种政治结构无时无刻不呈现出其脆弱性来。

中国各省间的关系微弱

　　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很多研究经常指向中国各省之间关系的微弱。例如长期以来，中国各省之间的贸易水平远远低于各省与海外的贸易水平。中国各省之间的整合度要远远低于欧盟主权国家之间的整合，也低于苏联解体之前各共和国之间的整合。

　　实际上，情况比这个还严重。在各省之内，各县市之间的整合程度也非常成问题。中国学者所说的“诸侯经济”不仅仅存在于各省之间，也存在于各县市之间。在政治上，也有类似的情况。相当自治的经济体和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政治，是中国出现大量县级“土皇帝”的结构原因。

经过世纪之久的革命和建设之后，中国要回归常态社会。常态社会强调的是治理，或者良治。县政方面也一样。在这方面，中国国内学者这些年来已经作了很多的研究，不同方式的县政治理也在不同的地方推展和试验。但应当指出的是，县政不能孤立于总体政治改革，县政不仅仅是县政本身的治理，而是涉及到中国总体国家结构建设的问题。

　　首先是与政权的合法性有关的执政党及其政府和社会的联系问题。这里最主要的就是要寻找政权和社会的关联点。民主政治主要也是为了解决政权和社会的关联问题。

　　乡镇数量繁多，范围小，既不能构成治理单位，也很难和政权建立直接的关系。在常态社会，乡镇类似于社区，并没有必要成为一级正式行政建制。在富裕发达地区，乡镇人口较多，可以作为县的派出机构。乡镇改革在浙江等地的试验已经取得了不错的结果。

　　乡镇政权的存在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政权的负担。大量乡镇政权已经处于破产状态。能否取消乡镇政权或者重新定位乡镇政权，时机早已成熟，只要是取决于改革者的决心了。

要求政府成为服务型政府

　　如何解决执政党和政府与社会严重脱离的情况？县政是关键。近年来，中国开始学新加坡的做法。在新加坡，所有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都必须定期和选民见面，倾听民意和收集民意，尽管不见得所有的提议都能落实下去，但毕竟是高度制度化的机制，能够把执政党及其政府和民众联系起来。

　　这是新加坡执政党长期执政的主要经验。中国也在学。在一些试点地区，县委书记和县长必须定期和人民见面。不过，在一些地方，这种连接往往变成了政治仪式，并无实质性的意义。

　　在新加坡，执政党每五年必须面临一次“大考”，即大选。如果功课做得不好，考试有可能通不过。中国的县委书记和县长没有这样的“大考”，他们不可能像新加坡官员那样行为，是预期之中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可能找到这样一种人民和官员之间的制度关联。

　　在理论上说，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选民直选的。而且中国的直选民主只发生在县一级。要处理好县委书记、县长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处理好县委书记、县长和县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

　　理想地说，执政党通过人大系统来执政是比较好的。这方面的实践先可以在县级进行。

县政的重要性也体现在政府的定位上。这些年来，人本主义是政府界定的核心。实际上，无论什么样的政体（不管是民主还是非民主），只要是以人为本的，都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人本主义要求政府必须成为一个服务型政府，而服务型政府的服务对象当然是社会、是人民。

　　提供服务过程中，县政的位置变得尤其显著。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还很少能够为人民提供直接的服务。从各国经验来看，中央政府不是没有可能提供公共服务，例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方面，在很多国家都是由中央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直接提供的。

　　在中国，这些服务基本上还是由地方政府提供（当然是提供不足）。在很多场合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但即使是将来中央政府有能力直接提供这些服务，在中国的体制下恐怕也难以跳过县级政府。

　　在这方面，县政面临艰巨的转型任务。很多政府不仅仅不能提供任何服务，反而已经演变成一种学界称之为掠夺型政府，这是政府和人民紧张关系的主要原因。当然，县级政府沦落为掠夺型政府的原因不仅仅县政本身，而是中央地方关系变化的一个结局（这一点本栏已经论述过）。

县级信息与中央脱节

　　从信息流通的角度也能说明县政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县政必须和中央政府建立直接的关联，甚至说县政必须是中央权力的内在部分。这首先要从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开始。

　　在任何国家，真实的信息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县级可以收集到最基层、也因此是最真实的信息。尽管中国体制内部的信息传递有不同的管道，但很难说现在县级信息可以直接传送到中央政府。

　　在很多场合，县级信息到了中央要不毫无踪影了，要不高度扭曲。在中国高度等级化的行政系统里，县级的信息在往上传递过程中，被一级又一级地“审查”，到了最后即使能够上达中央，但已经不是原来的信息了。

　　当然，反之亦然，中央的政策到了县级，往往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原因在于在县政和中央政府之间有太多的行政“过滤器”。当中央权力被省市级政府阻隔的时候，县政就被边缘化；当县政信息被省市级政府过滤的时候，中央就很有可能变成瞎子和聋子了。

　　从长远来看，县政改革也涉及到中国未来民主化问题。中国国家之大，地方复杂，拒绝走西方式民主道路有其很大的理性。

县政民主是民主化的最有可行的选择。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县政才有可能实行直接民主，而在县级以上，实践间接民主。

　　除了选举，民主化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国家向社会的分权。而处于社会最前线的县政是国家向社会分权的最理想也是最具有现实性的政府层级。考量到中国的国家地域和人口规模等因素，一旦民主化，就会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

　　如果巨大的压力不能消化，那么总体政治社会的稳定就会成为问题。因此，作为民主的起点，县政能否建设好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化成功与否。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2009年6月15日星期一

【联合早报】新加坡学生　中美名校当状元

● 何惜薇陈天明

上海复旦文状元

世界观让他们不同

何惜薇　报道上海特派员

　　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近年来数届“状元”，都来自新加坡。相关的排名以学生四年本科（即学士）成绩的基点（即平均成绩，GPA）计算出来，虽然不公开，但却在学生之间传开来。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业松受访时称赞新加坡学生“非常优秀”，当中几个所取得的高基点可让他们直接升读该校的研究生课程。这名负责当代中国文学课程的教师分析说，与大部分的中国学生相比，新加坡学生在接触文学作品时，少了成见，见解更为清晰、独立，也融入了世界观。

　　他举例，新加坡学生就不会一味地以“反传统”去概括鲁迅和周作人等的作品。

　　张业松说，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等是在大的世界背景下写作的，觉得当时的中国缺乏竞争力，有进行内部改造的紧迫感，希望自身的“中国性”能在外来事物的冲击下去芜存菁。

　　然而，他们这种结合东西文化精髓的理想逐渐被遗忘：“大家都说鲁迅是与阶级对立、党派对立的革命家，忘了他革命与战斗的初衷不是为某一个特定时期的政治服务，而是立足于自己的关怀，是要改造中国，把中国引入世界。”

　　“相对于中国大陆学生，新加坡学生原来可能对这些作家缺乏了解，没什么成见，就去接触作品，发掘作品的价值。加上接受教育的背景相对更广阔，等于是把作品带入世界文化的背景去加以理解，反而还原了作品的精神。他们的角度与中国学生有区别，对大家带来启发。”

对此，应届复旦中文系“状元”吕家铭（25岁）坦言，所接触到的中国同学大都有“根深蒂固”的想法，不容易接纳新的观点。以鲁迅作品而言，就算所有同学接触相同的参考书目，包括台湾美国籍或其他学者的评论，但中国同学就不如新加坡学生般能接纳鲁迅作品中也有阴暗一面的说法。

　　他说，新加坡学生接触的事物更多元，也就能在思考问题时融入自身的体验。例如，热爱戏剧的新加坡学生会把熟悉的新加坡戏剧作品拿来和清代戏剧做比较；另一个会在剖析当代中国政治时，融入对新加坡政坛的观察；修语言学的同学分析“lah”（啦）、“leh”（咧）和“lor”（啰）等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句尾词的不同，让人耳目一新。

　　此外，他笑说，新加坡学生的逻辑思考比较强，懂得抓重点加以论述再作出总结的技巧，在考试取分方面有一定的帮助。

　　复旦也要求学生进行“社会实践”，这有如于大学生一般的实习项目，主要是让他们在踏入社会工作前吸取经验，而学生的相关表现也构成总成绩的一部分。

　　吕家铭选择到台湾一所高中教华文，上一届的复旦中文系“状元”陈炜雄（24岁）则曾到印度的贫民窟去教书。陈炜雄也是本报《新声带》栏目的作者，目前在香港大学修读与教育相关的研究生课程。

　　他通过电话接受本报访问时强调，复旦的课程非常多样化，就算是中文系的毕业生所修读的课程可能大部分不是中文系开办的专业课程。他就选修了不少民俗课程，虽然所修读单元偏向人文性质，但严格而言，不能说他的强项是中文课程。

　　陈炜雄同意新加坡学生在思想方面与中国学生存有不少差异的说法，他说，他的毕业论文环绕魏晋至晚清年代的鬼故事，就让同学们感到诧异，但他却在这个过程中挖掘出鬼故事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自得其乐。

　　他再举例，大学一年级时写了篇论文，阐述周作人在1919年至1927年间作品所体现的人道主义，当时他不以为意，认为有如做了篇“阅读报告”，但却获得老师的重视还被指定在课堂上与其他同学分享。

　　“这说明了在中国，还是比较少人从精读的方式去看文本，因政治因素对周作人的研究也不深（周作人被指为汉奸），而我就少了这样的历史包袱。”

　　事实上，第一批获得政府奖学金到复旦大学念中文的曾昭程在2001年毕业时，已是考获第一名。与他同届和之后到复旦中文系的同学也都名列前茅。

西点军校武状元

瞒着父母申请从军

陈天明　报道

　　他是永久居民。父母原本要他完成A水准会考后回澳洲，不要留在新加坡履行军役，直接进入大学，节省两年时间。

　　但从小就在新加坡接受双语教育的李伟贤（Justin Lee Wei Sen）却另有看法，他背着也是永久居民的父母，向国防部承诺履行国民服役。

　　步兵排长李伟贤少尉（24岁）就这样作出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并在基本军训和见习军官训练里全力以赴，更因表现优异而被保送到美国西点军校（The United States Mil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深造，考取大学文凭。

　　经过4年学习，他在上月毕业，全级考第三，是成绩最好10名学生中唯一的非美国毕业生，更在其中的军事课程排第一。

　　非美国人在军事课程中排第一，成为武状元，这在西点军校不多见，因此美国多家中文媒体相竞报道。西点今年的首两名毕业生都是美国人。

　　西点军校是美国正规大学，学生不只须上体育和军事课程，也修读学术科目，考取理学士学位，就跟普通大学一样。李伟贤主修的学术科目是经济。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上月23日受邀担任毕业礼主宾，并颁发毕业证书给成绩最好28名毕业生。

刚在本月初回国的李伟贤，上星期五在新加坡武装部队军训学院（SAFTI MI）受访时说，对他来说，不只进入西点军校是奇遇，甚至当初成为正规军人也无法获得父母赞同。

当兵是不错的体验

　　李伟贤的父亲是移民澳洲的中国人，母亲是马来西亚华人，入籍澳洲，原本居住墨尔本，但为了把三个孩子送来新加坡受教育而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他和两个姐姐小学读南华，中学则读华中和华中初级学院。

　　跟父母亲一样，李伟贤华英文兼通，全程以华语受访。

　　他说：“父母不愿意我多花两年当兵，希望我考了A水准会考后直接进入大学。”

　　作为永久居民第二代，尽管李伟贤还是澳洲籍，他仍得履行国民服役。“我在墨尔本背着父母，悄悄地把征召入伍的答复信寄回国防部，就这样生米成熟饭，我就回来当兵了。”

　　“我觉得当兵是个不错的体验，我对军事和体育都蛮有兴趣，是橄榄球和垒球校队代表，对国民服役也有热忱，总认为军事训练对将来的事业发展有帮助，而且军役不过两年，不长，反正还年轻，如果不适合可以重新开始。”

　　他说，3个月基本军训让他过得很开心，也增强了从军的信心。

　　基本军训表现优异，让李伟贤被选入见习军官学校，过后被派到泰国进行两个星期的交流训练，开拓他在军事方面的视野。

　　他说：“父母看到我在军中的表现后，总算认同我可以好好地朝这方面发展，对我从军的决定，他们从最初不赞同，到不得不赞同，到后来全力支持。”

李伟贤的家人，包括父母、姐姐和姨妈等专程到纽约出席他的毕业典礼。

　　他自见习军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到第3步兵营担任项目参谋官三个月，参与步兵部队发展城市战的模式。

　　后来军方要派优秀见习军官到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Sandhurst）皇家军事学院、澳洲Portsea军校和日本国防学院受训，李伟贤是其中一个。

　　他说：“我原本申请到桑赫斯特，因为从朋友口中大略了解这所学院。我的另一个同僚则申请到西点。我们一起去面试，没想到最后军方决定派我去西点，他去桑赫斯特。”

　　“我这时才开始加紧了解西点模式，幸好在西点有来自新加坡的学长指点和照顾。”

　　这一届西点毕业生970人，外国学生只有17人。李伟贤是西点军校本届毕业生中唯一的新加坡学生。他说：“西点校方很照顾外国学生，但不让我们结聚而跟美国学生隔绝，因此把我们分散，融入美国学生中。”

　　他说：“西点毕业生都得回去各自国家的部队服役，这对我们今后继续在专业上的交流有帮助。”

　　谈及军事课程考第一，李伟贤归功于新加坡军训学院的高水准见习军官课程，对体能训练和军事知识非常重视，为他在美国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西点军校课程分成三个部分：学术占55%、军事30%、体育15%。

　　李伟贤学成回国后被派到第6步兵营担任排长。他希望更多从军的新加坡青年放开胸怀，以开明态度接受到外国军事学院深造的机会，“我就是这样走进西点，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今年第二批见习军官结业

　　新加坡武装部队军训学院今年第二批见习军官，经过战斗、策划和领导方面，38个星期的严格训练后，于前天结业。

　　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贾古玛教授主持结业仪式时，勉励这批新进军官在新加坡武装部队转型进入第三代的进展中，“继续体现军队对军官所要求的品德、素质和奉献精神，成为具有高瞻远瞩和行事充满魄力的领袖”。

　　这批530名毕业生中，411人来自陆军、海军48人，空军71人，他们将被分配到不同单位担任行动、训练或参谋职务。

　　毕业生中包括一名泰国陆军学员。贾古玛希望他跟新加坡同学建立起的友谊能天长地久，“并继续为两国军队及两国关系作出贡献”。

　　新加坡军训学院的见习军官学校和参谋与指挥学院接受外国学员，以加强与各国军队的专业交流和促进防务外交。而军方也派新加坡军官到外国军事学府受训，例如上月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李伟贤少尉。李伟贤从见习军官学校毕业后到西点军校深造，考取大学学士学位。一些军人则在基本军训后直接被保送到外国军校接受军官训练。

　　军训学院每年举办4场见习军官结业仪式，每三个月一次，每次大约300人到500人。今年3月举行的今年第一批结业仪式中，有336人成为少尉军官。

关于西点军校

　　1802年7月4日正式成立的西点军校是美国第一所军事学校，位于纽约州哈德逊河西岸的西点，因此称为西点军校。它距离纽约市80公里，占地65公顷。

　　西点军校四年制本科课程40科，其中30科必修，主要是数学、工程、历史、心理学、社会学和英文等。学生毕业时获颁理学士学位，授予少尉军衔。

公开招考合格人是西点办学原则，每年招生1400人，从17岁到22岁，1976年开始招收女生。

　　被誉为“将军摇篮”的西点军校，两百多年来，出了5名五星上将和3700多名将军，其中包括两名美国前总统——南北战争英雄格兰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艾森豪威尔。

　　在新加坡，目前担任最高军职的西点毕业生是生化武器、辐射性物质及爆炸物（CBRE）防御团司令李旭才上校（Lee Heok Chye）。

2009年6月14日星期日

【联合早报】反诸自我的“双文化”

● 陈炜雄

不久前，偶然接触一本名为《想象新加坡》（Imagining Singapore）的学术著作。其中有一篇文章，从1988年8月30日的《海峡时报》截取了时任总理的李光耀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对学生的一段话：

　　“只有受了高深教育的人，才能具有偏向西方化的那种双文化程度，……在中间与较低的阶层，大体上还是一个亚洲社会……这个问题，将在未来10至15年愈加严峻……如果我们没意识到那些对我们产生作用的刺激因素，而在看到某些人因某些行为方式而看似或获得成功时，便自动接受那些行为方式，那么，我们将有失去核心价值观的危险，并不自觉地吸收一套不适合我们这个群体与环境的另一套价值观”（笔者译）。

　　引起我注意的是，在这段话中，“双文化”已和“精英阶层”联系了起来，但李光耀很显然是担心那些“双文化精英”可能受到西方思潮过度影响，并以告诫的姿态，奉劝年轻人在接受西方价值观时多加警惕，不要过度否定亚洲社会应有的东方价值观。

　　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资深政治家的精心谋略，离演讲15年后的2003年，李光耀再次提起了“双文化精英”。不同的是，这次是以褒义的方式来定位这批青年。凡关注本地时事的人都会知道，步入21世纪，当我们的领导人提起“双文化”，其首要的考量是，新一代的年轻人是否有能力在日后的国际社会上，特别是在商业与贸易往来当中左右逢源。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双文化”也常常予外行人“重中轻西”的印象。

　　当我们将跨越了20年的“双文化” 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该词的内涵逐渐从如何维系一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转向了如何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语境中，继续保持竞争性，尤其是在经济层面；从对西方价值观渗透国内的担忧，转向了如何去与国外（特别是中国）的人士与机构进行接触、建立关系。简言之，“双文化”一词被赋予的政治意义，在20年里，从“ 隐忧”、“顾内”的社会价值观层面，转向了“鼓励”、“向外”的经济层面。

　　然而，这当中却似乎有问题尚未解决：李光耀在1988年的那段话中提到，随着英语的广泛使用，国人受西方观念与价值观影响的趋势“将在未来10至15年愈加严峻”。而从近年来的网络言论、AWARE事件、媒体舆论等方面，我们不难意识到，社会的价值观念正在逐步转型，越来越有自由化、开放化的趋势。这未尝不是好事，只是我们该开始思考，究竟合适于目前的历史阶段的开放“尺度”在哪里？而当一个社会逐渐“进步”时，“传统”的社会与族群价值观念，又会受到哪些挑战？以华社来说，其所坚持的观点与立场，在年轻一代的眼里，是否会与时代格格不入而渐渐成为与社会脱节的“僵尸”？

　　而就每个新加坡青年而言，究竟我们自身的思想、立场、价值观，有哪些方面是偏向传统、亚洲式的，哪些方面又是面向西方思潮的？当我们希望获得更多言论空间，自下而上地起到“当家作主”的作用时，我们是否应该问自己，究竟对未来的社会形态与价值观有怎么样的构想？

　　当下“双文化”背后“面向外界”的政治基调，不论为个人或是为长远的国家利益打算，无可否认是有见地的。历史的进程，也确实让我们这个小国不得不时刻注意世界局势，并作出调适。然而，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亦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理解他者，也许始终应该不断保持了解自身的欲求，着眼于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identity）、我们自身受到的多元化思想的影响，以及我们的社会价值构成。

　　从人文与社会的角度，进行反诸自我的思辩、理解，是精通“双文化”所需的起点以及最终的归宿。若这不是每个新加坡青年所能做到的，最起码，自称“双文化精英”的青年们不应该忽视这个方面。当社会上的不同声音愈加嘈杂，这或许也将成为后者未来所无法回避的社会责任。

（作者是香港大学硕士研究生）

电邮vocalxiong@gmail.com

2009年6月13日星期六

广告张贴：开题报告讲座

Message from Faculty of Education (Research Office)

Research Higher Degree - Student Seminar

Tuesday 16 June 2009
Room 403, 4/F Runme Shaw Building
4:30 p.m. – 5:30 p.m.

A case study of Singapore teachers’ implementation of new
centralized-designed primary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Adaptation and Change

新加坡教師實施新中央設計的小學華文教材：適應與轉變（個案研究）

Mr Tan Wei Xiong
MPhil student, Faculty of Education
(Supervisor: Professor S K Tse)

Abstract

In 2004, a review was conduc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on the nation’s primary Chinese language (CL) curriculum. A new syllabus was subsequently developed, and a team of curriculum planners was tasked to develop a set of new CL textbooks that was adapted by all primary schools nation-wide. 2009 marks the third year of textbook implementation. However, there has been minimal research documenting the processes of curriculum implementing the new Chinese language in Singapore.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how the centralized-designed textbooks were implemented in a school setting, including the institutional and contextual challenges and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that arose to help teachers understand and adapt to the new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teacher-instructional materials relationship of Primary 1 to 4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t the initial phases of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nd the changes in teachers from the initial phases of piloting and curriculum adoption to present. A qualitative, single-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in a neighborhood primary school with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language backgrounds (including non-Chinese immigrant children, local Chinese students who predominantly spoke English at home and Chinese students who predominantly spoke Mandarin at home, and immigrant children from PRC) will be conducted in this research.

Note: The seminar will be conducted in Putonghua.

在2004年，新加坡教育部成立了華文課程與教學法檢討委員會，對華文課程進行了全面的檢討。隨後，新加坡課程發展與規劃司組織了一個隊伍，依據檢討報告書擬定了新的《小學華文課程標準》，並以此為基礎編寫了一套小學華文教材，在全國範圍的小學推行。2009年標誌課程落實的第三年。然而，在新加坡，關於華文課程落實過程的記錄與研究甚少。因此，本研究旨在了解中央設計教材如何在學校的語境內落實，包括探討制度與情境的挑戰和問題及華文部內出現的教師共同合作與分享機制；了解低年段（小一、小二）與中年段（小三、小四）教師在開始接觸新教材的階段，與教材形成的互動關係；以及明白教師從試教或新教材推出至今，所形成的轉變。本研究採取定性研究方法，選定一所學生家庭語言背景多元化的鄰里小學，對該校的華文部進行個案研究。

注意：講座將以普通話進行。

ALL ARE WELCOME
The speaker will outline the nature of his research in a short presentation. This will be followed by questions.
(Fo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Office of Research, Faculty of Education at 2859-8015.)

Neuroscience and language learning

Had lunch with a lecturer who specializes in children development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s we got onto the topic of language learning, he mentioned a recent discovery which I thought was very inspiring.

According to fMRI scans, learn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redominantly employs zone 9 of the brain, while learning English language uses zone 42 - 43 more (don't worry about the jargon, just know that they are two different zones of the human brain). Preliminary findings also show that children who learnt Chinese as a first language uses zone 9 in their learning of English. Thus, the stronger one is in his Chinese (which theoretically means a stronger zone 9), the better he learns English. The vice-versa, however, doesn't seem to hold true.

More research is forthcoming on this topic, but I believe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will have great implications on language plann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years to come.

香港：一场悲剧，一世苍凉

Coming to HK has probably got to be the wisest choice made in my life thus far.

The past year has made me understand what agony poor health is, what desolateness in solitude feels like, how one smiles at the bright sunny sky every morning despite saying "last prayers" every night "just in case" he doesn't get to wake up, and of the importance of life's sense of purpose so one actively moves on though some engagements may be dreadful.

Ever since I became a university student, there have only been 3 times when I wanted to writ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The first was after my one-month stay in South Korea, of which daily accounts are actually on my blog. The second was after my one-month stay in India, of which I have already compiled entries from my diary into a small book and emailed friends. The third, unsurprisingly, is about my stint in HK so far. I've even thought out the name for it: 《与市相融的苍凉——香港留学记》; and the contents: 楔子、港大篇、房东篇、友人篇、自然篇、草根篇、社会篇、艺术篇、结语：跨越界线. I don't know just when I can come out with this book, though I have some writings here and there.

It has been the wisest choice coming here, because I feel like I am experiencing life in my barest state - almost getting to the roots of the whole of existence. I don't know what the road ahead will be like, what dreams I will fulfill and decisions I will make. I also understand I may not thrive well in the vain, modern society. Yet all these seem superfluous, at least for now, in light of all that I've seen and felt. I know this sounds incredulous, but I really think this state of being "pessimistic in the mind, optimistic in will" is a well-balanced equilibrium of life and death, hope and fear, light and darkness... One learns to embrace "self-perceived" enemies, and then pins hope on transcendence. In literature, I think Lu Xun and Zhang Ai Ling managed that; in philosophy, I think Nietzsche's analogy of Apollo-Dionysus relationship in "The Birth of Tragedy" is a wonderful beacon that very well theorizes what I feel. Observing life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is like watching a never-ending tragedy, and the soul of the audience - me - gets trascended in magical ways. It may also be because of "all" walks of life - children, youths, academics, corporate workers, labour workers, old people etc - are encompassed in my "worldview" of HK that I also somehow feel that aging isn't actually such a terrible thing. Fundamentally speaking, difference is only skin-deep; ultimately, all the people I have come across here in HK are united by this aesthetic notion of desolateness (苍凉, and hence the over-arching title of my new book). Personally, the youthful vibes in me still push me a little more towards the side of Apollo - the epitomization of optimism and hope, but "desolateness" is such a powerful form of existence - at least aesthetically when viewed with an disinterested eye - that I cannot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capture it in words.

Is this complex? Maybe, maybe not. As they have it in Zen Buddhism: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而今得个体歇处，依然是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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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来香港，应该是我人生至今最明智的选择。

过去一年中，我明白了生病的痛苦，了解到孤寂中的苍凉是什么感受，学会每天早上对着阳光微笑（尽管每晚都会因担心一觉不醒而默念“最后的祷告”），并意识到人生目标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促使我们前进的唯一动力，即便有些事情常常让我们感到厌恶。

自从成为大学生，我至今只有三次，想编自己的散文集。第一次，是在韩国住了一个月之后。每天的日记，现已挂在了博客上。第二次，是到印度贫民窟教了一个月的书之后。这方面，我也已经从日记中挑选了一些文字，编辑成集并邮寄了给一些朋友。第三次，要算是至今在香港生活的日子。我连文集的题目都想好了：《与市相融的苍凉——香港留学记》；目录也构思了：楔子、港大篇、房东篇、友人篇、自然篇、草根篇、社会篇、艺术篇、结语：跨越界线。我不知何时会完成这本书，虽然自己来来回回也写过了好些文章。

来香港，之所以是最明智的选择，是因为我得以用最赤裸裸的方式体验生命——几乎是寻觅到了整个存在的根源。前方的路会是怎样，我会做何种选择，我不知道；我也明白，自己也许会无法完全适应浮华的现代城市生活。但是，至少在此刻，这些疑惑与顾虑，都显得如此多余。我知道，这么说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我真的认为，“悲观的精神，乐观的意志”，是一种足以恰当地平衡生与死、希望与恐惧、光明与黑暗的存在方式。一个人，必须学会如何去拥抱和容纳自己认为具有敌意的人事物，然后寄希望于升华、解脱。在文学的领域，鲁迅和张爱玲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此乃文人止庵的观点）；在哲学中，尼采《悲剧的诞生》中，以阿波罗和地奥尼索斯为比喻的美学理论，是能够很精确地把我当下的感受表达出来的理论坐标。观察香港人及这里的生活形态，就像在观赏一场永无止境的悲剧；而观众——我——的灵魂，则奇迹般地获得了升华。也可能是因为，我对香港的“世界观”中，包含了各色人种——小孩、少年、学者、上班族、劳工、老人等等，我似乎觉得，成长和衰老并不可怕。基本上，差异只不过是表层的；到最后，我在香港所接触到的所有人，都因“苍凉”这个美学概念而得以统合。就我个人而言，灵魂中青春的脉动，依旧让我有些偏向代表希望与光明的阿波罗；然而，知道从非功利的美学角度来看，“苍凉”是何其震撼人心的存在方式，使我无法抗拒以文字去捕捉所见所闻的冲动。

这复杂吗？或许是，或许不是。正如禅宗一公案所言：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而今得个体歇处，依然是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2009年6月12日星期五

经营

你总说，我太复杂。

我也开始觉得，自己在经营些什么；虽然我也说不清道不明。

也许，对于我的强势，你根本无需去摸透。

我只求你能穿过我的外壳，肯定我的脆弱。

最好，你能在我心灵的某处，望见渐渐弥合的伤口，

还有角落某处的腐朽发臭。

夕阳里，面向大海，闻着玫瑰花

一个老人的

寂寞——

那，就是最真实的我。

受贿的艺术

有个人，想请领导提他办点事，于是约了领导见面。

领导听了那人的建议，静静思考了一会儿，点了根烟，说道：“唔……这事还得研究研究……”

于是，领导桌上隔天就出现了一打中华香烟和一瓶五粮液。

过了一阵子，事情还是没有办妥，那人又去找了领导。

领导说：“啊，我会尽快地呈上推荐员工的名表……”

于是，领导桌上隔天就出现了一只劳力士金表。

但过了两周，还是没消息。那人于是又约了领导见面。

领导看了那人一眼，笑了笑说：“放心，这事已和上级打了招呼。上级说，会见机行事……”

隔天，领导桌上莫名其妙出现了一只第三代的iphone；领导的领导，家里突然有匿名人士送来了一台43寸的液晶电视机。

一周后，那人就当上了公司的业务部经理。

转载：【联合早报】如何认知美国的“反华势力”

● 薛海培（华盛顿）

　　美国国会“反华势力”领军人物佩洛西以众议院议长身份访华，这是美中关系上的一件大事。

　　此次访华无论从代表团的构成（理智派人物），还是日程安排（以能源和大气议题为主），或是行前对媒体的低调处理（不接受媒体采访），都能感觉到她在刻意营造良好气氛，力争实现与中方的良性互动。她在中国的一言一行很少提及令中方不快的话题。这令不少观察人士跌破眼镜，也使一些利益团体大失所望。很难想象这就是17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从怀里抽出抗议布条的佩洛西。

　　在她行前，笔者曾与她的中国事务幕僚长谈。他问我对议长访华有什么建言，我说只有一条，希望她能完成从自由派议员到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的转型。从她在华的一言一行和回美后的记者会看，她是做到了。

佩洛西过去是否反华？

这让笔者感触良多，不禁想到中国政治和外交中很有意思的问题：如何看待海外、西方，特别是美国所谓的“反华势力”或“对华不友好人士”。笔者一直认为这些是一个太笼统的超大概念，它把所有对华不满、投了“反华”法案票或同情中国“异议势力”的人都放到一个外延和内涵极广的概念里面了，而且这种标签贴上容易，拿下难，实不宜经常启用。

　　语言对人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可以说，一个民族的遣辞用句常常会深刻影响其民族个性。笔者在中国报刊和与国内一些人士交谈中惊讶发现“反华势力”、“对华不友好”这类词或概念目前依然使用频繁、随意，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对待不同意见人士的处置态度。这种“反华势力”扩大化倾向既把许多不必然会成为“反华势力”的人推向真正的反华阵营，同时对准确把握中外关系也会有许多误导。

　　也许更为严重的是，“反华势力／对华不友好”作为一种思维概念的对立面不就是“亲华势力”吗？在这种思维方式引导下，人们很难看到绝大多数占据中间灰色地带，既不反华也不亲华的人士。它也无助于厘清问题的是与非。假如中国确实在某些问题上存在有待改进之处，你又如何判断对方批评的动机呢？假如对方既批评又赞赏中国，那又该如何是好呢？以这种两分法眼光看问题，我们平时对中国的建设性批评和建言，一不小心，也可能被划入“对华不友好人士”之列。它像1997 年取消的“反革命罪”：内涵和外延极广，定义模糊，执行主观，概念不合时宜。

　　尽管笔者一时也没有很好的替代标签，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对人的问题上，标签要尽量中性，尽量少用，特别是像“反华人士”或“对华不友好人士”这种可以拎起来打人的大棒，一旦常用会把自己伤害得更厉害些。

　　英文中有个很好的表述概念，那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讲的是如果你满脑子装的都是“反华势力”这样的概念，你的眼睛就会到处寻找这样的敌人，最终你就会造就一大批真正的“反华势力”出来。我们在美国常用这种说法来批评右翼人士的“反华”言行，告诫他们说你们天天把中国看成假想敌的话，那么你最终就很有可能把中国“培育”成美国的敌人。反之，在中国也会有这种可能。

当然，美国及西方也确有逢中必反的反华人士，但那毕竟只是极少数。但就是对他们也要加以细化和分解，知道人家不满的出处和动机，这样才能在对应时做到有理有据有节。

　　比如美国的右翼反华和左翼反华就很不一样。美国右翼或共和党反华，早期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反共，眼下则是作为维持美国全球主导权的一种条件反射。

　　但左翼或民主党并不会对此轻易买单。美国左翼并不认同这种“美国第一”或把穷兵黩武作为对付中国崛起的国策，他们更有和平主义倾向，支持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这在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已十分明确。而左派在人权议题上的“反华”更多的是从这种普世价值、社会进步的角度来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尽管不时会开错药方。夸张点讲，左派是从“一颗流血的心”的角度来“反华”，常常并非恶意，而右翼反华则其用心要复杂和阴暗很多。只有放在这种大背景下了解佩洛西的“反华”才能把握好佩洛西多年来在中国人权和西藏议题上的种种表现。

称“陈水扁先生”会更好？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那些公认的“对华不友好人士”？对他们也要讲求方式方法。原因之一是这些人不是不变的，而中方的利益和观点也不是不变的。举个例子。当年港督彭定康因在走前高调搞“政改”，让中方很火。于是各类宣传机器一起开动，大批特批，甚至进行人身攻击。结果呢？几年前彭氏以欧盟外交专员身份访华，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一起大骂美国搞单边主义，所谈甚欢，相见恨晚，中方一改对其印象，并期望加大与欧盟外交事务的协调。

　　当然，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人人皆知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从美国最为反共反华人士到跟中国走很近，以至于英文为他老人家专门创立了一个表达法：Nixon going to China或说do a Nixon-going-to-China。放到“反华人士”语境的上下文里，意思就是“越反华的人越可能会亲华”。这不是值得深思吗？

　　对铁杆“反华人士”也要文明相待的另一个原因是，你越是搞那种“千古罪人，遗臭万年”式的大批判，甚至对人格贬低，就越容易显示出你自己的非理性和不文明，反而容易失去道德制高点和政治上的优雅。试想，对李登辉和陈水扁要搞台独，我们只须以平常心申明我们认为台海两岸分离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就行了，有必要恨得咬牙切齿吗？但假如雅量再多点，在正式场合里坚持称其二位为“李登辉先生”或“陈水扁先生”，那会让世人，特别是台湾民众感到中国政府的雅量和文明，更反托出他们两位的理念偏执和人品低下，从而赢得更多的人心。

　　对政敌或持不同意见者的不黑既白和情绪化处置，究其根源，其实是中国文化中相对缺少人性宽容和中国政治史上千百年来你死我活残酷斗争的反映。但愿这一页能在这一代最终被翻过。

　　在中美两国政府的积极努力下，特别是中国政府不计前嫌，以宽容大度的心态，主动伸出善意和解之手，通过佩洛西议长的访华，达成了双方的良性互动，基本做到了温总理对佩洛西议长所说的“和而不同”。这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上就如何对待自己的“政敌”开了一个良好而又文明的先河。

作者是美国华裔社会活动家

2009年6月11日星期四

无痕

完成了开题报告的上半场，除了一些小修小改，评委没什么太大的反应，真好。

从上海回来已经一周，我却没写什么，也没能写什么。估计，这次到上海真的是纯粹为了度假，没打算带着一双超乎日常生活之上的眼睛看自己怎么过日子。于是，感受都存在了心里。该说的，也许都在无言之中早已说尽。

感觉要做的事开始多了起来：
- 准备下来的研究材料；
- 筹划与导师为一本国际学术著作写文章；
- 疲于奔命地想在回新加坡之前把先前拟定了题目的专栏文章都填上内容，以及写篇名为《新加坡华文教育讨论中的舆论盲点》的长文；
- 为《海峡时报》联系复旦、清华、北大的新加坡学生，撰文介绍留学中国的经验……

然后，还想读书：
- 买了“三联人文系列”中陈平原、葛兆光、王德威等知名教授的几本书，很有趣但感觉只能先搁置在书桌上生灰尘了；
- 借了王赓武教授《The Chineseness of China》，当作每晚睡觉前的案头书；
- 还有朋友发来的一些文章，关于华人身份认同研究的；
- 更有一本快出炉的书，讨论瑞典教育心理学家Ference Marton的“变异理论”（variation theory）如何运用在汉语教学与研究上，想在该教授下学期来港大当客座教授前，对他的理论有所理解，好向他请教；
- 再来就是关于“促进学习的评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方面的理论与研究成果，很想先有所接触，好能够帮助NIE那些初出茅庐的小学教师更快适应教学改革，也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真不知道，我之前是怎么把生命一分一秒地“宅”掉的。但逐渐觉得，日常生活、学业、工作，好像早已没有明确的界限。这是好是坏，还需每个人自己定夺。我倒是蛮享受这种“生命一体”的忙碌感——至少，在上个月完成开题报告的120页后，灵魂还没来得及颓废就被我先发制人地逼迫着再次动起来了。

每天能睡上8小时，是让我心满意足并继续前进的动力。

2009年6月9日星期二

【联合早报】中国社会信任的解体及其结果

很有见地的一篇文章。

中国社会信任的解体及其结果

（2009-06-09）

● 郑永年

　　近年来，越来越多社会基层的案件在中国发生，例如贵州的习水案、浙江的丽水案、重庆买处案和最近湖北巴东案。这清楚地呈现出中国社会令人忧虑的两大发展趋势。

　　首先是基层官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准灰暗面令人吃惊，不得不让人感觉到四处蔓延着一种大面积的制度性的道德腐败。笔者已经论述过，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表明民与权之间、民与钱之间的对立。

　　政府本来应该提供社会安全这种公共产品的。如果政府官员的行为、权力的运行本身让人感到不安全，还有什么比这种由政府本身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更可怕的呢？至少，这比丛林法则更无安全。在丛林法则下，个体之间况且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互相竞争。但在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下，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空间就荡然无存了。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社会信任正处于一种解体状态。在中国，社会不信任已经盛行多年，并且表现和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民与官之间、官员之间、政府上下级之间等等。在传统的话语里，这是一种“礼崩乐坏”的状态。

失去对法律的信任最可怕

　　在所有社会信任关系中，最恐惧的莫过于社会对法律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法律是任何一个社会运行的框架，但当法律不被社会信任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暴力就会泛滥起来。

　　就是说，法律起作用的前提是信任。在民与官、民与钱之间没有一点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就起不上任何作用。

　　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并且往往是穷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不相信法律，那么穷者、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他们相信法律俨然成为了富者和强者的工具，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浙江杭州的富家子弟飚车撞死浙江大学的学生，肇事人激起了多么大的民愤！但假如是一个出租车超速行驶撞死了人，那么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中国的很多社会群体中，莫名其妙的一个“恨”字正在泛滥开来。人们心中有“恨”，但往往不知道向谁去发泄。因此一旦出现任何一个机会，“恨”就很容易也很自然爆发出来。

　　杨佳案件很典型。在这个案件中，警察其实也是受害者，但为什么民心都是在杨佳身上呢？湖北邓玉娇这个案子里，为什么没有人去同情死者呢？所有这些案例里可见民愤已经积累到很大的一个程度。

　　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法律本身。很显然，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时，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非常让人担忧。长此以往，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就会失去社会的稳定乃至安全。

　　权力和金钱结合，凌辱、欺压底层的弱者，这些年来，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社会底层是最大的受害者。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毫无保护，社会中的个体更没有得到保护。

　　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再者，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

国家须重建社会共同体

　　无论是社会信任的丧失还是继之而来的社会暴力，都是社会解体的结果。这30多年来，随着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最醒目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会的解体。

　　传统的中国社会，县以下是自治的，由乡村绅士凝聚起一个共同体，有经济、社会和自卫的功能，这种形式持续了几千年，不能说没有效率。1949年以后，这个自然的、自治的共同体就被打破，家族势力等等东西都压制下去（如果不是被完全消灭的话）。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要“破旧立新”。他想用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在农村）和单位（在城市）这种行政建制的方式，来重新建设中国的地方共同体。

　　在这种行政共同体中间，人民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学术界所说的“隐性契约”，就是说，“你接受我的统治，我为你提供一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个共同体的前提是失去流动自由。在农村，尽管这种行政共同体没有什么经济效率可言，人们也过着很穷的生活，但这个共同体毕竟也还是个共同体，至少还有赤脚医生，有学校。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共同体首先开始解体。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衰败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根据西方的经验，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衰败发生的同时，国家应该花大力气来重建社会共同体。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共同体崩溃了，就要求重建公民共同体。

　　在西方，这个共同体主要是通过“公民权”的建设来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口流动，国家就出来保证公民权，就是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和服务。

　　此外，政府之外也容许和鼓励公民社会如非政府组织的出现，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自愿组织来得到重建。就是说，在西方社会的重建是政府和社会各自努力和合作努力的结果。

西方民主是为了遏制资本主义

　　在西方重建社会的过程中，政府是站在社会这一边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对社会共同体产生的恶性影响。资本的目标是要摧毁所有的共同体，把所有的东西变成资本，变成资本过程的一部分。

　　这里，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民主体制就是要遏制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等同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西方社会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或者带有福利性质的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逻辑。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利润，它是不会考虑到社会效应的。

　　西方的这个转型是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的资本和社会形成了妥协，因此转型较为和平。但也有很多国家，这种转型是通过长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而完成的。

　　在亚洲也是如此。日本的自民党一直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著称的，到今天还保持着这个政治局面。日本社会没有解体和政府保护分不开，同时社会的支持也是日本自民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主要因素。

新加坡政府更为典型。政府一直以来是个“亲商”的政府。中国的“亲商”概念就是从新加坡引入的。为了发展经济，新加坡政府一直非常注重资本和市场的作用。

　　但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忽视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在“亲商”和重视资本作用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花大力气发展出一整套能够保护社会的机制，包括“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社会保障、就业、教育政策等等。在每次经济危机来临之时，政府首先想到的也是如何保障社会。社会的支持也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主要原因。

最大危险是权力和资本走在一起

　　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共同体的解体。这很难责怪改革开放，因为中国不能停留在改革开放前低水平的发展和社会共同体阶段。问题在于，在原来的社会共同体解体之后，就必须重建。

　　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当西方新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社会领域，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这些领域都是政府应当担负责任的公共服务领域，但可惜的是，在中国这些领域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让给了市场和各种形式的资本。

　　在农村，情况最为糟糕。流出农村的农民到了城市之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保护。

　　从法律上说，农民工是中国公民，但他们既不能享受城市居民般的公民权，也没有为他们发展出另外的公民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不被容许组织起来。处于个体的他们在权力和资本面前显得毫无希望。

　　在以往，西方学者常说中国政治是极权主义。但现在中国的危险在于权力和资本走到了一起，并且在很多场合，权力是为资本服务的。这种结合比单纯的资本的力量要大很多，比单纯的政治极权的力量也要大得多，可以把此称为资本极权主义。

　　在政治极权主义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如上所说，政府和人民之间有一种隐性契约，只给你很低的工资，但是也要提供给你一套保障和福利制度，尽管这种保障也只是低水平的。但在资本极权主义的情形下，没有任何契约关系。这个社会里，个体都是原子化的，没有组织的，一旦发生冲突，就只能诉诸暴力。

　　这些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所有这样那样的恶性事情，大都和社会解体有关。如果不能正视社会解体，那么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开对立和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要么任其自然，让社会冲突甚至暴力冲突发生，要么通过改革达到各社会阶层的大和解。遏制社会冲突和社会大和解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如何应付社会解体之后的社会冲突？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化解冲突过程，强调法制和法治并没有错，但光强调法制或者法治可能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在没有任何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已经失去了效用。

　　最重要的是加快建设有助于社会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制度。在这方面，尽管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但不管怎样的路径，也避免不了全体人民可以共享的公民权的建设。

　　本世纪开始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无疑是公民权的主要组成部门。社会改革尽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议程，但这些年的进展并不顺利。虽然政府努力不少，但既得利益之间很难达成妥协，更不用说是既得利益和人民之间的妥协了。

　　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努力促成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大妥协，那么社会的激进化就会接踵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