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文学批评：魔鬼与天使的对弈——试析英培安的《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

在我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傲慢，是无形的敌人。

不只是因为它的形成如此不动声色，还在于它难以斩草除根，在意识稍微松懈的时候，便暗地里扔一块石头、射一只毒箭。

几乎忘了当初自己进入“PSC scholars”这个exclusive club时那种“圈外人”的感觉。不算顶尖学府出生的学子，与那些有着一股高不可攀之气的名校生并驾齐驱，不论自内自外，换来的都是异样眼光。不协调的结果，容易让人失去自我，幸而自己从未泥足深陷。以自我特殊的主张和作风，展现自己的本性与潜质，对内赢得别人的真心敬佩，对外保持平易近人的心态，真诚地奖掖后进。

然而，傲慢却在不打破平衡的情况下袭来。心里不自觉的“你我之分”，渐渐变成“高低之别”。以知识分子自居，意味着自己在广场的中心，周围的人不过是听众；以政策制定者自居，尽管有意试图做到“任个性而求整体”，肯定每个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却因此厌恶那些看似随波逐流、毫无个人见解的同行，更反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成为纯粹消极的概念。

也许，我忘了并非每个教师都将工作当成生命。

也许，获得奖学金那一刻开始，意味着责任的递加将伴随着荣誉的提升，而自己却还不习惯这个岗位。

难怪圣人会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很多时候，年轻的我总不去注意社会的现实。也许，是注意到一些现象，然后情愿告诉自己：历史会为自己的问题找到答案的。但是，看了关于《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的批评文章，竟会莫名地流下眼泪，可见心灵深处仍旧自知眼前的荆棘满地，隐约窥探到不远的未来，自己将会面临的窘境——理想被现实的冲淡、育人中必须用尽各种手段敲开孩子心门的疲惫、名利的恶魔性引诱、忘了原初的梦的可怖，以及，将这几年的文字完全遗弃的尘埃覆盖的黑暗角落的盲目与麻木。

不断反问自己，有多少能耐去防止自我的侵蚀？也许，只有时间能解开这个谜。总之，希望即使没有能力“说教”，也不会失去2年前写下《我与我的答客问》时，那种正视并挖掘纠结着的理性与感性的自己的勇气与真诚。

夜晚明星般的澄明，愿它一辈子守护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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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晞哲

　　本地作家英培安的小说《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在今年初被评选为“2006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小说”之一，同时入选的有中国大陆及台湾作家的作品，如李锐的《太平风物》、苏伟贞的《时光队伍》、余华的《兄弟》、苏童的《碧奴》等。

　　《文艺城》发表两位属于不同世代的作者阅读《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后撰写的评论，希望能从不同视角给读者介绍这部得奖小说。上星期已刊出《华校生最后的叹息》，这是第二篇。

　　凡是伟大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台上举劾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葬的光耀。这样，就显出灵魂的深。——鲁迅

存在先于本质：我和我自己的角力

　 　《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与其说是一个凭吊道德文化的叙事文学，倒不如说是一个“想象的群体”提喻的共业所衍生的快意文字。文中的第一人称“我”和第三人 称“他”同寄生于一具皮囊中，却有着迥然矛盾的个性，宛如两个分别来自于天堂和地狱的魂灵依附在一副无辜的凡夫躯壳中同生共栖，既彼此依赖又相互怨怼。

　 　弗洛伊德(Freud)认为自然欲望和伦理道德本来就是互不两立的，文中的“我”对世俗的存在价值是绝对典型的功利主义，而“他”偏偏却是择善固执的 “君子喻于义”的信徒。“他”对“我”40年的耳提面命，造就了一个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好好先生；然而“我”却不甘于做个藉藉无名的报馆小记者， 于是在一次矛盾冲突后的“我”毅然决定在不惑之年驱逐“我自己”，做一个卸下道德包袱、纯粹为一己私欲而活的人。“我”终于为存在的自由找到空间，放浪形 骸的“我”和道貌岸然的“他”做了绝然的切割，从小那个常和自己说话、玩耍的洪国辉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会追逐名利的凡胎，不再是教父母和周边的人担忧的“人 格分裂”疑似病患。

　　在世人眼中，和自己喃喃自语的行为是精神错乱的症状，但文中的主角却从小就和自己对话、争论，是一种未丧失自省本能 的表现。每当主角做出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时，“我自己”就会训斥“我”并循循善诱，即便在被驱逐的十数年之中“他”也会时不时守候在“我”的身边，在紧 要时刻化身镜中人督导“我”的过失。人格分裂的两极反复拉扯着“我”的良知，放逐深具道德意识的“自己”换来了富贵荣华但也失去最珍贵的亲情，“我”在末 了忏悔之余不断写信给“自己”以救赎罪愆。在物欲世界载浮载沉的我们是否也失落了“自己”，偶尔的反躬自省（心中和自己对话）有可能是“他”在耳边的提醒 方式么？

　　在“我”和“他”决裂之前，读者看到忧戚与共的“两者”在报馆选择对象时有各自的坚持而不禁莞尔，注重内在美的“他”喜欢温柔 贤淑却相貌平凡的美兰，但好色浅薄的“我”却对漂亮放荡的康妮心荡神驰；作者描绘主人翁的情欲挣扎很是鲜明生动，小时候偷窥霞姐的段落有“我”和“他”源 于好奇心使然的“共谋”，对女性胴体的遐想是“他”也不能抗拒的龌龊，“我”的手淫更肇始于“他”对身体本能的原始探索，是以“我”对“他”的道德劝说往 往嗤之以鼻，因为这种“共犯结构”的联系让“彼此”相互依存又相互唾弃。

后殖民余绪的点拨：哀哀华校生的无奈

　　书中的主人翁是早年典型的华校生，毕业自旧南大中文系的“我”不断慨叹学中文出路窄，没前途。新加坡曾 是英国殖民地，独立后虽换人当家了却还是一个处处以英文当道的社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为当年那些反殖民统治的同学不值，并埋怨“我自己”没把英 文搞好，更追悔母亲当年把自己送入华校而被误了一生。

　　如此的铺陈其实确切地反映了一代人的心声，虽然当中不无反讽的意味。曾经，华校生 的自卑是一种“集体意识”，华文的没落是一段无可消磨的历史（现在仍是进行式），政治现实一度（相当长时间）赋予英校生无可比拟的制高点，出身华校的“末 代学子”窘迫的就业处境拼接出一代华校生的“绵绵怅恨”，“我”的独子文彬就是1980年代非常典型的英校生，毫不遮掩鄙视华文的傲慢心态，看在这些茕茕 而行的华校生眼里无疑是胸口永远的创痛。

　　社会环境要比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来得深远，生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英文至高的意识压倒一切仿 佛是无可避免的宿命，但接受现实的不可逆转并不代表就从此了无愤慨。英培安也是出身中文系，并曾是为文化传灯的尖兵，也为此付出过牢狱的代价。心中块垒的 浇溉也许付托给文学才是最无悔的抉择，念兹在兹的所爱虽死犹生，就像小说中的主角虽然醉生梦死却潜意识里并未舍弃母族文化的根本，纵然一度他的藏书只是一 种附庸风雅的“文化美容”。

　　走过殖民的苍茫历史，独立后的小岛却步入永劫不复的后殖民梦魇。生于1947年的英培安先生比笔者的母亲还 年长一岁，我当然不可能和他是感同身受的一代人，对文化属性的失落和诘问是永远没有答案的吊诡议题。作为一个华校匿迹后的第二代英校生，我却实在经历并见 证过同侪对华文的践踏。英培安过去的作品对英校生如何糟蹋中华文化的针砭是很有力道的，反观此篇小说对这一方面的批判虽不忘穿插着墨，但说教的意味明显含 蓄了不少。

　　相对于“我”和“他”，小说里的莉莉和洁仪、康妮和美兰的反差也是很显著的。完全迥异的人格特质，恰如英校生之于华校生泾渭 分明的二元对立，毫无转圜的余地。莉莉的跋扈对照洁仪的内敛，康妮的放浪反衬美兰的婉约，就如“我”的虚妄无情在在彰显“他”的刚直有道。“世界主义”是 群体想象的乌托邦，浓缩的小众社群尚且不能摈弃非此即彼的矛盾，如何希冀不同肤色与族别的人不相互倾扎、猜疑？所以我们一直铭记仅有的一次种族冲突的血的 教训，所以我们的政府对种族和谐的努力不敢掉以轻心，所以英文是我们不得不折衷的社会润滑剂。华族对母语的哀悼不是孤立的，马来族和印族也有生在非单一民 族社会的无奈吧！

　　小说中的“我”甩掉“自己”后虽然跻身文化名流，但号称“儒商”的“我”实际上却沉溺于声色犬马，不可自拔的物欲横流 昭显的是一个淹没性灵的渊薮，浮沉其中的行尸走肉何尝不是隐喻那些失根忘本的游魂？因此，“我”在弥留之际对往昔的追忆隐含了不少“纪实的虚构”，大企业 家梦碎的“我”是在忏悔当初抛弃“自己”的罪愆，更是在还原(restore)初始的暧昧记忆(ambivalent memory)。

文学的救赎：荒诞的写实vs写实的荒诞

　　现代小说的写作往往就是要颠覆传统的叙事陈规，所以卡夫卡留给了我们一只悲剧收场的魔幻变形甲虫；鲁迅的《狂人日记》里的被害妄想症看似荒诞不经，其实我们心底深处都对弱肉强食的社会架构心有戚戚焉，纵然它在不同时代蜕化成文明的形态永续存在。

　 　鲁迅在《狂人日记》的文末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号，无独有偶，此篇小说中的主人翁在感悟追逐名利后的无边虚空后，发现无法解开心结的儿子的功利心态简直 就是本身的翻版，唯恐孩子重蹈一己的后尘而希冀儿子身上的那个“自己”能救救这个孩子。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存在与时间》说过“烦忙在世与烦神在世”的事实，生活的忙碌侵夺了我们对自己灵魂进行自我观照和反省的能力。文中的“我”对父 母、妻儿的漠然寡情，对名利财富的狂热追求，投射出时下精英分子舍本逐末的价值观。“我”的儿子对人文精神不屑一顾，前妻在离异后远赴香港就学“找回自 己”，至亲心态的两极反差带给“我”的震撼也是作者对本地华人在文化本位的迷失和归真的一种反思。作者不能释怀的文化缺憾在洁仪身上找到了解放的出口，洁 仪出走本域后的脱胎换骨是“我”的一次震撼教育，“我”的懊悔无所遁形却积重难返；沉湎爱欲的漩涡让“我”在上海南京路乍见依旧年青的“他”的愤懑身影消 失在茫茫人海中，相形见绌的“我”到头来只是一个人财两空的糟老头，镜中的“自己”就此再也召唤不来。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用格言的形式告诫自己：忏悔必须成为你的新生活的一部分。于是“我”在惶惑中只能不断给“自己”写信忏悔，对父母的 负疚、对老友的背叛、对前妻的离弃、对儿子的亏欠，都在一再的告解中啃噬刚刚苏醒的良心。俱往矣，就像书中那枚拆解后再也装不回胯下的小肉团的魔幻指涉， “我”却在恍惚中渴盼着人生的倒带重来。衰败的躯体满盈的悔恨在幻觉中得到母亲的反复盥洗，冷漠以待的文彬突然又回到牙牙学语的幼年，逝去的父母前嫌尽弃 重修旧好，“我”和浪迹归来的“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小桌子底下的那片天地。难道，“我”的痛悔有了神奇回应吗？

　　天使的笑越来越狰狞，魔鬼完成了 诱惑的大任，死神是时候到来收成。人生没有重来一回的神话，“我自己”终究回到“我”身边陪着一起走完最后一程。通篇小说由始至终围绕着一个主体的意识流 叙事，从“我”和“我自己”的对话中旁设时代背景的氛围和周遭人物的面貌，没有恢宏叙事(Grand Narrative)的企图心，场景的搭筑最鲜明的也仅是辉仔和父母蜗居小坡旧楼的插叙；除了“我”和“他”之外，其他人物犹如走马灯快速地在主人翁的一 生闪现，出场最多的反而是和“我”臭味相投的莉莉，一个最终让“我”饱尝被背叛的报应的拜金主义者。

　　叙事过程虚构了一个名字叫人喷饭的 文化名人，“谭八力”令人不觉想起国学大师熊十力，但作者要嘲讽的当然不是这位写过“新唯识论”的牛脾气哲学家，他的辛辣刻薄针对的是某些假装谦怀超脱的 文化界人士。“他”借着“我”的手笔撰稿讽今刺名，虽然得罪了有靠山的“谭八力”却赢得业界的尊敬；然而后来的“我”却为了攀附权贵而阿谀“谭八力”，那 时“他”已携着可贵却无用的善良本质被放逐于个体之外，“我”的随波逐流导向了看似如鱼得水却堕落颓靡的虚无状态。这段描写无疑是对攀龙附凤的媚俗者所给 予的有利批判，看过钱钟书的《围城》，曾为钱钟书借罗素等哲学名家的话语狠狠鞭笞“伪文人”的文字所倾倒的读者，就会对英培安的尖酸到位感到似曾相识。

　 　“我”的人格从不惑之年开始变形，直到临死前的几年才回归本质亟欲找回“自己”。在良知的审判台上，我们看到“我”的悔悟最大的转折始于自身的失败落 拓，作者也许要铺排的是处处见微知著的深刻蕴涵，而不愿太偏离经验写实的场景，因此我们看到的这个“我”的缩影身上镂刻的时代悲怆似乎单薄了些。

　　即便卢梭也在《忏悔录》中举劾自己的恶，然而虚妄的世界一经消解，我们蓦然回首：原来生命的救赎，也不过是重新聆听反璞以后童稚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