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 401: Contemplating the future

这是本博客第401篇文章。昨天既然写了“历史”，今天就来展望“未来”。

我的未来，可能是一辈子当个小小公务员；可能是作奸犯科而锒铛入狱；可能是在亚洲银行、世界银行、联合国文教组织等机构中迎接挑战；也可能，在印度某个贫民窟搞教育，或是去索马里亚打海盗。

但这都不重要。意识到自己身为“芸芸众生”的一员，领悟到即便成为了世界领袖也可能被刺杀或是不小心坠入山谷而粉身碎骨，看清了自己对权力的欲望不外只是一种无聊的self-ascertaining，并察觉到灵魂中被鲁迅说中的“劣根性”——要通过打压别人来肯定自己，要别人成了奴隶，自己才可能成为主人……自我审视、自我“纠察”、自我批判的结果是，只想时刻提醒自己，为社会尽力、为别人而活，就是确立自我的最佳途径。那么，即便窝在某处洗厕所，未来也并不可怕。

然而，此刻我是个“准公务员”。在18岁决定拿政府（或者说，纳税人）的粮出外“周游列国”开始，到33岁的生命，就已经被他人“买”下来了。从经济层面考虑，这是“平等交易”；从伦理道德层面来看，这是“饮水思源”的义务。

精英，从来就不是自我定义的身份，而是社会赋予一个人的封号。越多人说认定你是“精英”，你就越有义务去为那些在心理上投你一票的人努力，否则就是在“逃避责任”。我自认，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在履行我的义务，藉由反思、藉由构想，以自己的方式为我所在乎的新加坡华文教育和社会的“人文价值”努力。文字，是那种方式的展现。所以，这些文字是自己写回忆录最佳的材料，因为它们见证了一个人的成长。但是，这回忆录最后写不写得出来，其实不重要。关键是，在我看到自己的成长时，我也在间接迎接着社会与世界的转变；在这满载不确定性的“动荡潜流”时代，对过去感到好奇，对当下感到困惑，对未来，报以挑战世态炎凉的纯纯冲动与淡淡的希望。

搞教育的人，总是会被各个领域的动向不断左右并冲击着。当国家开始投入金费从事多媒体软件和游戏的研发，你必须去思考，在一个多媒体和游戏充斥的时代，孩子的发育道路会是如何，身心会有何转变，亲子关系会有怎么样微妙的迁移。当社会上出现价值多元化的讨论，你必须去问自己，究竟面对一班中学生时，你要在多大程度上坚守“正统”或“官方意识形态”，你要如何权衡acquistion 与 inquisition，你要如何去开展critical thinking。当科学主义随着大量投资而逐渐扎根的时候，你必须考虑如何让孩子把科学和道德、人文、信仰等灵魂的精神性层面进行统一。

而当中国崛起，孩子却只说英语不说华语的时候，你必须去思考：

英语是如何突破其自身的界限，从官方用语成为日常用语？

当华语传承的历史发展路径，是以从“家庭用语”到“商业用语”的反方向迈进着时，究竟语文政策应该如何制定，课程与教学法又该如何塑造？

当课堂内终于能够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长远来看，在没有考试了之后，究竟孩子还能以什么说服自己继续学华语？

当阅读教学的“现代”走向是思维教学，当死记硬背不知从几何时成为了负面的东西，而我们又必须从语言组成部分（字词、语法等等）很快地转向以语言的使用为教学目标（即从第一语言教学转向第二语言教学）时，语言学习在孩子、他们的家长，以及他们的教师那里，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当中有许许多多“二元化”的因素，而大家容易被矛盾困惑，却思考不出统一矛盾的逻辑，或是即使从理性上解决了矛盾，却不知如何化为教学实践。

当00后的孩子，也即首批中国移民的第四代后嗣成为家长之后，他们会传承给他们的孩子什么样的文化与价值观，而这些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我们这代人及我们的前辈“制定”的教育体制所影响？

整一个“华社”，从20世纪初走到现在，内部所依循的传统价值与立场，有哪些是华文教育中需要推进的，哪些又是需要再度审视？在华人社群与政府（以权衡各族群利益追求人民整体和谐的代表）之间，各个方面的利益与立场互动，又应该是什么样一个关系；这种关系，又如何在教学中体现，如何在一个华文教师所教授的课上反映出来？

中国新移民的到来，还有中国崛起中一系列展现软实力的努力（如孔子学院），以及，中国人群体价值立场的迷茫、他们在“拥抱西方思想”与“复苏国学”的身份混乱，政治上那遥遥无期的改革趋势，究竟会为新加坡、为华社、为扎根华族精神的知识分子、为一般的为人父母和为所有在这背景中长大的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

基础教育，最忌讳的就是课程内的庞杂与价值立场上的混乱。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对华文教育就必须持有一种单薄的认识。相反的，当下的华文教育，正是因为语文政策的历史复杂性及其所涉及到的各个领域的问题，没有办法也没有人在进行恰当的梳理，才会最终被一些有“名望”的人主导，才会导致舆论观点总是在表层打转，却触碰不到决策的核心。当这一代“名望”元老与世长辞后，新加坡华文教育会如何走，这才是我担忧的。因为，语文政策的发展途径，已经不再只是政策制定者拍板说了算的，而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每一名家长和他们的孩子的语言选择左右。Social engineering在语言政策的领域，还能有多长的寿命，这是我所关注的。

中文系的经验，让我看到中国语文的美，让我看到了灵魂在语言中如何闪耀；教育学系的经验，让我将华文教学置于一个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反思，让我看到政治上的种种决策如何符合时代需要而被制定，却随着社会与人心的转型而使决策的弊端慢慢地死灰复燃，犹如幽灵般笼罩华文教育。而站在历史与未来，在动荡与再次动荡之间的分水岭上，对新加坡华人整体identity的认识，似乎是唯一一个能够让我去重新审视过去并为跳入前面的巨浪中作准备的潜水服。至于是跳进甜蜜的多瑙河，或是那让人“洗不清”的黄河，还是被粽子团团围绕的汨罗江，也许，那便是我们这一代人，藉由下来二十年的一切行为而自行决定的。

历史

消失了一周，终于赶在去上海前完成了开题报告的文章（硕士论文前四章）。小四字体，双倍行距，120页。在港大食堂（是的，我在这里不再叫外卖，而是吃食堂或茶餐厅），遇见了几位久违的博士生同学，大家都说我像“脱了一层皮”，犹如“凤凰涅磐”。确实，我过去两周不知死了多少脑细胞，但此刻暂时卸下重担，即使疲惫也总有些活力的吧。

期待上海、杭州、南京游——然后又是准备6月16日的开题报告。

认识我的朋友，或者，认识这个博客主人“素怀玄士”的读者，知道本人是甚少记录日常琐碎事的。但今天这么做，是因为对“历史”二字有了深刻的感悟。

感悟一：大凡不是伟人者，其生命的历史只能是由琐碎构成。书面的历史，就总是将这种琐碎统整，提出某种“时代现象”；或是挑那些突兀的某些“事件”来记录。“凤凰涅磐”的今天，算是平淡无奇中的突兀了。如果不是，那么，一个被公认是“宅男”的“熊熊小炒”（学生会食堂新开的档，大家就以此给我取绰号了），现身港大食堂，也算是“突发事件”了。能跟我碰上面的朋友们，算你们走运，算我们有缘。

感悟二：人不可貌相，历史总是被皱纹掩盖。去找我那多几年就要退休的教授谈论文，他说读了我最近写的《五四，六四——在港大的体会》，有点感触。然后，开始讲述他的过去。谁会想到，这满头银发、处事总爱左右逢源的谢教授，以前竟是学生会领袖；而我们中心温文尔雅、感觉像只可爱的大型玩具熊的祺博士，竟是学生会主席。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俩在60年代的时候，竟一起搞过学生运动，反对驻港殖民政府的一系列不平等措施。六、七十年代正值文化大革命，而在香港有多动荡，我没研究过；但听谢教授讲述当时的政府如何剥削工人、语文政策的不公、等等，又简短谈到今年创办九十年的港大教育学院的历史及其在香港社会的角色，我开始明白，原来今天看到的香港学生会一切的“立场”与“运动”，是潜流着“传统”的。似乎，在港人眼里，剥削本地居民的殖民政府形象，通过“六四”事件，与对学生进行无情打压（这里惯用的词是“屠城”）的中共政府，形成了某种特质上的重叠。甚至，英国人只是“剥削”，中国领导则是“中国人镇压中国人”，后者的坏，比起前者便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回归前港人举家移民的浪潮，在多大程度上与“六四”有关，我并不清楚；但至少，我今天上了宝贵的一课：港人的“示威”、“抗议”、“学运”、“民运”，似乎在历史中是有一条无形的线贯穿着的，即我们在民俗学中所谓的“集体记忆”。也正是这样，这种“乱”是有其“合法性”的。只要是政权，在港人哪里，若非置身事外，便大多是尼采所谓的与个人对立的“他者”。老教授时代的学运领袖，与当今的学生会，在行事方式上有多大相似性，我无法置评，除非当时我已在场；但这条历史的线，我想，我会尊重。

领悟三：听一名清华大学的资深教授谈“世界英语-世界华语：重塑文学史的新视角”，虽然有点启迪思维的作用，但终究感觉漏洞重重——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向他提了两个问题，感觉答非所问；而在一个回答与另一个回答之间，竟还有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这都不打紧，学术总是这样，从不懂一直发展到惊世骇俗的知名见解。只是，听着听着，我又回到了关于“新加坡华人身份与华文教育”的思考漩涡之中（我累了，这问题下周去上海慢慢思考，慢慢写出一些文章投报）。突然之间，我有种冲动，想将自己这几年在大陆、韩国、日本、印度与香港的经验与反思结集。出不出版不重要，但我想“梳理”我自己，也当作礼物送朋友。搞不好，以后哪一天有人对我们这代人的过去感兴趣，我还能一言不发地叫他去看这本书。

这阵子，一直思考身份问题。因为想了解自己，也了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过去与现在，并预测未来。也许，我应该先写篇小小的自传，把从入小一到留学中国前那些仅存的回忆片段，以短篇的形式记录下来。

从文学到社会科学，跨越学科再回过头来看文学研究者（当下更多应该是文化研究者）所思考的问题，总觉得他们是有局限的。文学，是伟大的工程，让人得意表述自己，并追求一种历史所允许或不允许他追求的境界。但历史的流转，身份的蜕变，如果只是通过文学来了解，那么，就忽略了那许许多多无法驾驭文字的世人。说福柯“知识就是力量”的前身，是中国士人的“文以载道”，可能不够学术；但从“驾驭文字”而得以“流芳百世”的角度看，高尚的文学家与庸俗腐败的官僚知识分子，究竟有多大区别？在大学体制中，学科之间的划分是明了的，有时甚至会构成在某些课题上的“话语权”主导性位置之高低，但学科之间，在人的认识之中，应该是一环叠一环的。就如identity（有人翻译成“身份”，有人翻译成“认同”，我则喜欢做骑墙派，称之为“身份认同”），作为研究员可以划分出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cultural等等，也可以有千奇百怪的解释模式，但人终究是人。混乱与对生命的不自觉，正如心跳与呼吸，才是存在的常态。也因为这样，对系统性知识的追求，只能让人越来越往谦卑的路子里走去——至少对一个“存在主义”式的学者来说，应该是如此的。

领悟四：狗改不了吃屎，熊呢，改不了有事没事长篇大论地写些有的没的习惯。从复旦被公认为essay churning machine，到今天成了港大教育学院友人中间那个“老师要三千字却写一万”的“无聊人”，这也是我历史的一部分吧。至少，以后写回忆录时，我能以此为自己的小小殊荣——或是虚荣。

【联合早报】灾区200万人需心理救援

● 韩咏红 北京特派员

　　四川大地震过去一年了，中国政府承诺在两三年内完成重建任务，然而心理重建的道路却远比硬件建设更漫长，也更缺资源。国内心理专家分析，灾区有200万人需要心理救援，但四川省卫生厅的数据显示，得到心理援助的灾民人数只有约20万，仅为需要的10%。

　　另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今年初进行的灾民调查，在北川、绵竹、什邡这几个重灾区里，灾民有自杀倾向的比率高达4.3%，其中北川6.9%，绵竹1.9%，什邡3.9%。

　　此外，该所调查的1500名灾民中，13.2%被发现处于抑郁状态，他们当中40.5%常想自杀。

　　川震本周跨过一周年标记线，连日来官方媒体的报道突出重建进展迅速，灾民乐观往前看的鼓舞人心主题。然而，其他发自灾区不同角落的报道显示，仍有不少陷入心理困境的灾民迫切需要心理救助，这类服务供应不足的问题亟需受到重视与系统解决。

　　北京《新京报》日前报道说，北川县42岁的农妇吕顺会在儿子遇难后觉得半辈子白过了，她和丈夫再也没心思考虑以后的日子，没事时会望着家里的两亩地发呆。她说：“我们俩没话说，也不想挣钱，娃儿养那么大都没了，（挣钱）不值。”

　　有的妇女虽然怀孕了，却依然走不出丧女之痛。绵阳市的张小琼（36岁）在丈夫的坚持下再孕，但她经常感到烦躁，觉得再孕是对不起死去的女儿，对于孕妇身体检查的结果也不在乎。她甚至向记者坦承，不管这一胎生出来的孩子多漂亮，她都觉得不会比得上亡女乖巧。

　 　比孕妇心理困境更显著的是，灾区自杀的问题。未有权威数据说明灾区自杀率的高低，但是国内媒体已有几宗基层官员与灾区农民轻生的新闻。其中，33岁的北 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辞世引起很大关注，冯翔生前参加过灾后重建干部心理培训，而且亲身参与进展迅速的灾后重建，但这些没能阻挡他今年4月20日时决定 放弃生命。

　　中科院心理所所长、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张侃教授很早前即提醒说，灾后心理援助至少要三至五年，灾后一到三年，正是受灾人群心理障碍高发期。地震的幸存者逃过了大难，却可能要面对漫长、艰难的心理重建挣扎。

　　然而，至今心理援助并没有列入到灾后重建的体系与规划中，也因为缺乏资金与政策保障，就在灾区心理援助需要进入关键期的此时，一些机构与志愿者却坚持不住离开了。

地震第一个赴灾区进行心理救援的专业机构——中科院心理所告诉国内媒体，该所第一年在灾区设立七个工作站，开销约800万元人民币（约178万新元），用的是该所科研经费以及从企业、基金会募款所得，没有得到政府专项资金。

　　所长张侃受访时表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灾区心理建设，但是地方政府缺乏落实规划。官员心中根本没有重视心理援助的需要，至今灾区心理援助的主力依然是社会团体与科研院所。

　　张侃等专家也指出，与硬件建设相比，心理援助实际上是成本很低、收效很大的工作。官方灾后重建资金只需要拨出很少一部分，就能开展心理重建工程。但在目前，住房、吃饭等“看得见”的建设，比抽象的心理建设更受关注。

　　根据其他国家经验，阪神大地震后，日本心理学界做了10年的青少年心理研究。台湾“9·21”大地震后的心理干预做了八年。

　　因此，也有评论人认为，各界在震后一周年时高调宣扬灾后重建成果，一不小心即可能引起反感，提醒灾民的心理创伤。而且，不同灾区、不同灾民私人生活与心理重建都进展不同，突出某个地区或个人的恢复情况，还可能引起问题，加剧一些灾民的心理障碍。

　　地震重建是漫长的工作，10周年将是总结灾后重建成果的更重要坐标。

烈日当空

终于，在优酷找到了曾志伟监制的港片《烈日当空》。

虽然《烈》是台、港、中三位新生代导演的青春三部曲电影计划《九降将》之一，但不论拍摄手法或剧情的深度，都比《九降将—台湾篇》略胜一筹。

《烈》的剧情——几个中五生的故事、身边世界的缩影，道出了我所认识的香港和港人：浮夸、伪饰、逃避、沉迷、叛逆的外壳下，灵魂是“生存”与“苍凉”。壳不算厚，剥开它，却还能看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脉脉，为一片苍白带来些血色，使快被榨干的灵魂得到滋润。

因为这样的本质，生活在这里，动与静、爱与恨、笑与泪、厌恶与怜悯……全都交织并存着，就像夜间立在太平山顶，望着海港线，污染的空气是凉风送来的，霓虹灯让人忘了狭隘生存空间的自闭。

对明眼人来说，香港的美，香港的丑，都是本真的。即使那粉饰的繁荣，也很明显只是一层薄薄的妆。找到了她的逻辑，体会着她无从掩饰的喜怒哀乐，我竟无法自拔地与这城市谈起恋爱，并愈加看清我自己。

張雨生 我期待 MV

5·12

默哀，以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人性
反思，让问题受审于我们的理性
但是
最佳的方法，还是扎实地做些什么
在自己与受难者之间，筑起一道桥梁
很多时候，那不需要太多的什么
就一支笔、一张纸、一个邮票
还有一颗真挚的心

【联合早报】中国社会基层无政府状态令人担忧

● 郑永年

　　很多社会现象表明中国社会基层正在迅速进入令人担忧的无政府状态。黑龙江省通河县魏玺村48户农民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和恶势力所霸占。广东东莞数以百计的儿童失踪，而地方政府几乎是无动于衷。

　　更令人发指的是发生在贵州习水的大规模性侵幼女案和浙江丽水数十名中学生遭强奸案。要知道这些案件的主犯竟是政府的基层干部，是县干部、村主任、党支部书记，是政协委员等等。

　　这个群体是中国政权的最基础，是政权和人民的连接点。基层社会希望这个群体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利益。但现在，这个群体的所作所为刚好和人们所希望的相反。

　　中国到处都是政府衙门，到处都是政府官员，但是普通人民则找不到他们所想要的政府，他们所想看到的官员。就是说，对中国基层社会来说，并不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是谓“无政府”。

最怕政府成为非正义的制造者

　　说中国基层的无政府状态有几层含义。首先，无政府可以指基层权力真空的出现。权力真空的出现给各种恶势力如黑帮团体和邪教组织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在很多地方，恶势力主导地方政治，政府纯粹是恶势力的工具。在农村，家族势力也属于这一类。

　　其次，无政府也可以指地方政府职能失效、失控，甚至失败，导致恶性社会后果。在这个方面，无政府早已经不新鲜。早年的河南等省流行爱滋病和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不当的经济发展政策有关。

　　各地不断产生的特殊病村（如癌症村、肺炎村等）也同样和地方政府官员对经济发展的恶性追求有关。

更为重要的是第三类，就是上面所说的，政府本身所制造的无政府状态。在这里政府本身成了恶势力。

　　无政府状态并不是说在这些地方没有政府，而是说政府本身成了无政府最主要的根源。为什么需要政府？最基本的是因为人类需要安全的保障，而安全保障并不是其他各种私性机构所能提供的，体现公权力的政府的存在因此具有了合理性。

　　如果说在前两例中，政府无能提供保障，那么这后一例指的是政府本身成了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在任何社会，政府本来是社会正义的提供者，但在这里政府则成了非正义的制造者。

　　对中国来说，这第三类无政府状态已经成为政府的内在部分（而非偶然），从而也对整个社会和政权构成最为严重的威胁。

　　恶势力世界各地到处都有。恶势力可怕，但可以整治。政府和恶势力之间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最可怕的是代表公权力的政府演变成了恶势力，或者被恶势力所利用，或者利用恶势力。在这里，不仅人民而且整个政府都成为受害者。

在中国道德是政权的基石

　　在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国社会基层处于高度的自治状态。皇帝统而不治，皇权深入不了社会。在基层，皇权只是一种象征。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本身发展出了相当发达的自治共同体，有很多保护机制来保护地方社会的利益和安宁。

　　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使得政权第一次有能力深入社会。在基层，毛泽东为中国社会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统治机制。尽管一般认为毛泽东依靠权力管治基层官员，但实际上除了权力管治，毛泽东还发展出了其他很多机制，迫使基层干部不会太过分欺负老百姓。

　　例如，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功能，多少给基层官员一种道德感。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式的民主，就是普通人民每隔几年可以对干部提意见，甚至批斗。尽管一些做法在今天看来过于极端，但毕竟维持了社会对基层干部的压力。

　　毛泽东之后，中国的基层政权就开始出现危机。市场经济最终导致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村民自治引入了民主方法。但现在看来，村民自治并没有解决农村问题。

　今天的村民自治既没有传统社会那样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自治，就是说，农村居民很难像在传统社会那样去实现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也不能像在毛泽东时代那样对地方官员的行为构成制约。

　　同时，因为人口的流动，农村实际上一直处于衰败状态。不管中央政府实行怎样的政府，农村的衰败似乎不可避免。

　　但对基层政权冲击最大的莫过于金钱主义全面有效地取代了道德主义。基层政权高度非道德化或者道德虚无化。

　　上述所说的那些强暴幼女和强奸中学生的基层干部对这种兽行不仅毫无羞耻感，反而引以自豪，互相攀比的情况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一切都被货币化，不管他们干了多么令人发指的事情，都可以证明是合理的。

　　在民主国家，因为有媒体的监督和选举的压力，非道德的官员被有效排除在政府之外，同时也对官员的非道德行为构成有效的制约。在中国，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今天的一党执政，道德是政权的基石，道德甚至比政府的政绩更为重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老百姓视官员为父母官。但是一旦执政的道德解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制约地方官员的行为了。所以才出现了父母官欺压人民、强暴民女的事情。

权和钱都被少数人所垄断

　　这并不是说，执政者忽视了基层政权建设。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层也一直在强调基层政权建设。执政党能够接受农村的民主方法就是一个例子。但问题是，上层花了那么多的精力来进行基层政权建设，为什么基层越来越腐烂呢？

　　在传统社会，基层共同体能够抵御政权不合理的侵入。在毛泽东时代，老百姓还拥有应付基层官员的机制。但现在呢？人民在官员面前赤裸裸、一穷二白。

　　权和钱都被少数人所垄断，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实际上，基层官员把老百姓视为是权和钱的奴隶，很多老百姓也事实上被迫沦为钱和权的奴隶。尽管有些民主机制，但微弱的民主机制在权和钱面前毫无价值。

例如上访。上访可以说基层人民发出声音的唯一办法。但是，有没有人统计过有多少上访者被地方政府投进牢房了呢？实际上，上访是地方无政府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上访越多表明基层越是无政府。原因很简单，人民在地方没有办法实现正义，只好往上处找。

　　因为缺乏有效的媒体，没有自下而上的压力和压力机制，对基层干部来说，“唯上”成为了他们唯一的责任。但是，“唯上”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基层干部的确可以对上负责。

　　如果真能对上负责，那也不错。毕竟上级政府和官员还是希望下级作些好事情的。可惜的是，“唯上”的现实是“欺上”，就是欺骗上级政府。

　　这同样是因为没有自由媒体，没有自下而上的压力。当基层人民不能给基层干部施与任何有效的压力的时候，当上级政府被欺骗的时候，基层干部自然就可以胡作非为了。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没有比从基层开始打天下的共产党认识得更清楚的了。政权的支持力量是什么？对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考量。

　　基层是整个政权的基础。一旦失去基层，执政大厦就会摇晃起来，搞不好就会顷刻倒下。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尽管这些年来，类似本文所引述的政府丑闻从没有间断过，但各级政府官员照样年年莺歌燕舞，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多少年来，有多少人沉醉于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年年变化的GDP数据中。但很少有人认识到，腐败、毫无羞耻感、粉饰太平，这些才是政权的最有效和最强大的敌人。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敌人不是他人，而是自己。

　　在基层政权腐败迅速恶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官员再也不可以这样下去，欺骗老百姓，更欺骗自己了。对执政者来说，应当认识到，光靠自身体制内的换汤不换药、左手砍右手的改革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了。

　　走出体制，走出既得利益，直接面向人民，是改革的唯一办法。如果不能这样，到头来就会演变成为社会来改革政权了，就是历史上频繁发生的革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安息吧，孩子

她是如此特别的一个小姑娘
每天早上到中心总部，最先看到的总是她那淡淡的微笑
双手合十地向我点头
从她的眼神
还有一切肢体语言中
我能感受到由内散发的真挚与对待生命的热情
为每一个在贫民窟的早晨
带来期盼与希望
犹如炎炎夏季的一阵凉风。

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即使现在就能重返印度。

就回了一趟农村，本来要结婚的
怎么就一病不起呢……？


孩子，
愿你在天堂，能成为一个天使
找到你寻觅已久的美妙嗓音
用你的歌声，唱出神圣的音符
继续眷顾你那些与其他孩子不太一样的玩伴们。

母亲

握着你的手，那脆弱
尘封一世记忆的温柔
暖流静静加持你我
一丝微笑，你的双眸

小鸟立在树梢，哆嗦
羽翼遮掩隐形的伤口
相辉梧桐悠悠飘落
一滴秋雨，我的乡愁

时间，一分一秒走过
不朽化身横躺的沙漏
玫瑰花瓣舒卷轻波
一根白发，你的额头

无言梦中，许下承诺
弯月换来彩霞与白昼
窗外凉风悄悄吹奏
一朵白云，我的清幽

真神

看projectwhy的博客，突然间发觉，原来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人，往往是越老越觉得心中有个“空洞”需要填补，因为这人世，该做的事、该救的孩子，实在太多太多了。别说人世，就算只是一个贫民区，甚至，只是一个贫民窟，也有源源不断的问题等着去处理。

也许，正是到了这种时候，人才会真正地找到“大我”的宗教，把渺小的自我寄托于一个永恒守护着有缺陷的、被歧视的、得不到幸福的孩子的真神。很多时候，我们再怎么有宗教情结，说实在的，在找到那位真神之前，我们真的都只是伪教徒。

真正的神，应该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皈依他，只是希望他将我们渺小的爱凝聚并放大，使其在我们心脏停止跳动之后，继续长存人间。

爱，是自我放逐，同时也是自我保护。

爱，是真神。

五四，六四 —— 在港大的体会

香港大学曾是朱光潜与张爱玲的求学之地，又留有胡适、许地山、陈寅恪等学者文人的历史足迹。因此，总期盼看看，在香港这难得的自由天地里，会对“五四”及新文化运动有怎样的讨论和反思。

期望越大，失望也越大。“五四”九十周年，不见港大有什么直接与这个重要事件相关的纪念活动。反倒是还有一个月才到来的“六四”事件二十周年，早在四月初就在港大的校园开展了公开论坛，甚至还因学生会主席在论坛上的言论，与“平反六四”的主基调有些不合，导致了该主席最终被公投罢免。此外，学生会还组织了学生清洗写着“六四屠杀”四个大字的“国殇之柱”、“毋忘六四”二十公里长跑暨亲子漫步等一些列象征式的纪念活动。

“五四”与“六四”，虽皆为学生运动，也聚焦“民主”，并有人认为“六四”是“五四”的延续、延伸，但两者从本质上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混为一谈，需要进一步考虑，也不是本文的重点。只是，我过去四年习惯在“五四”精神的问题上进行理性的思辨，因此看着眼前的港大学生会为纪念“六四”而开展的各种活动，心情相当复杂。看到香港学生的激进，看到他们如何通过与中共意识形态的冲突、对立、颠覆乃至决裂，诉诸“民主”的庇佑，以行动来要求“平反六四”，我欣赏他们的自发与勇气。但与此同时，在他们罢免学生会主席的行径中，我看到的不是批判，而是批斗；在这些年轻学子的各种象征性举动中，我只感受到他们把“六四”等同于了军人对学生的镇压与流血冲突，却看不到他们对学生运动背后的深层文化因素的反思。

从复旦到港大，让我觉得有趣的是，大陆抓“五四”、香港抓“六四”，于是“一国两制”的中、港两地大学生，便有了各自的偏执与蒙蔽：香港青年有激进的性格，却常在推动着一些他们也许自己都不太理解的使命，少了一份对自我的理性反思与怀疑；大陆青年（“愤青”除外）有许多其实是对自己的国家体制抱着极大的质疑态度，于是虚心地理解西方，却还没到能够调和的阶段，比起香港青年也少了点行动的勇气。前者仿佛一个个的“小政治家”，后者貌似活在“象牙塔”之中。

这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但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对香港大学生而言，他们的危机感，来自左派力量对校园的入侵之担忧。对他们来说，大学是“反专制”的最后防线，而他们要极力避免的，是校内自由风气的丧失，不让大陆大学那种“官学一体”与犬儒风气渗透自身的学府。而大陆的大学生，怀着对祖国崛起的信念，追寻进步与制度改革，却知问题的根扎得多深，有种无力感，于是只能是在书堆中，通过知识寻求自身解脱思想困境的道路。至于实际的操作性，许多大学生最终其实也都越来越依赖中央的主导。

正因为立足点的不同，以及所欲达到的目的迥异，中、港大学对于“五四”与“六四”的自我继承，才会有所不同程度的偏重。也正因为终极目标本来就不一致，在中港大学生之间，要让思想接轨，碰擦出火花，就不那么容易。然而，不论是对“五四”的关注或忽略，或是作为中港政治分水岭的“六四”，归结到底，步入二十一世纪，逐渐被两地青年共同遗忘的，是从“五四青年”到“六四学生领袖”骨子里散发着思想的光辉，以及这两代人的历史责任感及其对于社会进步与大众启蒙的期盼与努力。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想，如果香港青年对自由主义的执着，能够与大陆青年对许多制度与西方舶来“主义”的质疑精神相结合，突破各地思潮与立场在大中国的语境之内“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着眼于中国社会的种种现代性问题，对于“爱国”、“民主”、“个性解放”的理解与内在矛盾性进行更深层的探索，在“进步”与“批判”、民族精神与国民劣根性的探索上找寻到一个恰当平衡，那么便有可能在取长补短之中，克服自我的局限，逐渐化解因历史问题或政治因素而导致的僵局。

转载：【联合早报】中国的思想危机

越来越佩服鲁迅先生这样的人。郑永年教授提出的三个思想危机之原因，很容易就看出五四到现在，依旧阴魂不散的“时代命题”：

一、渐进性的中国改革模式，对应鲁迅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根本性的问题看不到，即便经济腾飞开始带动社会转型，人们也只能是在议题的表面和矛盾的纠结中不断打转。可怕的是，大学里对“五四”的认识，已经如香港作者提出的，从“历史”（historic）转向“历史重构”（historiographical）。于是我们对鲁迅及一整代人思想的认识，就容易与当代中国（乃至所有华人社会）的思想进程脱钩。鲁迅的“劣根性”，在中国的崛起中，扮演的应该是基础的角色，以此作为对抗各种社会不公、改革政府与社会机制的起点。

此外，文中提到的“缺乏思想”，即是鲁迅所谓的“扰攘世，寂寞境”。大家只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提问题、讨论自己的观点，却彼此“老死不相往来”（用老子解读鲁迅，恐怕夜里做梦也要挨鲁迅的一顿骂）。这个问题，着实难处理。不要说中国，即便在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很多时候，思想是交接不起来的。这是题外话。但既然谈到这个问题，也就不得不去牵涉五四青年们对于他们所引进中国的各种“主义”的认识，以及他们对这些舶来品的翻译所造成的各种问题。我所知道的一个例子是，丁维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在翻译《万民公法》时，“民主”就是指Republic而不是democracy。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下，“民（作）主”的对立面是“君主”。在当下，所谓的“民主”对立的是“专制”。前者针对国家体制，讨论的是如何从君主制转向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后者则更倾向意识形态，牵涉到问题包括一党制与多党制、人权、自由等。陈独秀标榜的“德先生”是个什么东西，这是要搞清楚的。当然，这就是“历史重构”的好处，但重构之后，还是需要feedback into contemporary China的。

二、权势与思想的结合，不正是与五四对“独立思考”的推崇形成对立吗？

三、思想的偏激化，令我想起“凡事总需研究，方能明白”这句话。大体鲁迅总被许多的思潮推着走，后期也对左派思想开始关注，却从未见他汲汲然为任何一种思想大张旗鼓。如果硬要给他套“主义”，那也许只能说他是个“怀疑主义”者，而这是否100%恰当，也还“总需研究，方能明白”。

回想复旦四年，我从未知道“五四”就是“爱国”，而只知“五四”是为了政治上的“救国”，并进而渗透文化的“救亡”而鼓励思想的“启蒙”。这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教授所教会我的，也是让我至今都十分庆幸与感激的。

中国的思想危机

（2009-05-05）

● 郑永年

　　尽管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呼唤思想的解放，通过思想的解放来推进和深化各方面的改革，但人们发现，各方面的改革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改革也是最深入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建立了基本市场制度。但是要改革的空间还是很多。例如近年来提倡的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缩小收入分配差异、限制垄断等等。

　　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但如何执行呢？社会改革方面，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也是这些年里的改革重点，但执行同样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就是深入不了。政治改革更是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

　　今天，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方方面面改革的迫切性，各级政府也在提倡改革，但就是改革不动。中央的改革动议，地方不执行；地方的改革动议，中央不认可。很多的改革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

　　但显然推迟改革并非办法。在推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问题爆发出来。一方面，权势阶层呈现出非道德化的趋势，腐败越反越严重。这可从经济界的各种丑闻到党政高级干部和基层政权的腐败可以看出。

　 　另一方面是基层社会的高度不满，各种社会抗议运动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正常”现象。当然，这也表明权势阶层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立化，尤其表现在基层政 权。也就是说，改革往后推并没有多少空间。到了没有了任何空间，各种问题就会遽然激进化，从而失去控制。负责任的行为就是要直面问题，通过及时的改革来解 决问题。

渐进改革变成头痛医头

　　问题在于，为什么改革没有突破？原因有很多，但有三个相关的因素非常重要。一是中国的改革模式，就是渐进改革。渐进改革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在很长时间里，渐进改革模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改革有个明确的方面，一旦确定方向，那么就一步一步地踏踏实实地往前推进。就是说，一旦目标确定，那么就要动员一切可能的资源去达成那个目标。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但是，渐进改革也逐渐地发展成为为了渐进而渐进。在很多官员那里，渐进变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本身就决定了很难有突破。

　　第二个相关的因素就是缺乏思想。从本质上说，思想危机才是中国改革面临的真正危机。从表面上看，中国并不是没有思想。从社会思想的角度看，现代的中国社会和晚清社会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说百家争鸣并不确切，因为各种思想并没有真正的交锋，大家各说各的话，各自寻找社会支持力量。但说“百家”是非常确切的，什么老左派、新左派、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在大行其道。

　　但是，“百家”思想的出现并不见得中国没有思想危机。

　　“百家”思想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很多思想实际上是舶来品。有太多的人从海外进口思想，而不是从观察中国的实践来发掘和发展思想。一些人往往从概念出发，试图用苹果（西方）的理论来解释橘子（中国）和改造橘子。从本质上说，这些舶来品思想没有现实可行性。

　　第二个特征就是思想和权势的结合，就是说，思想往往是为权势阶层说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成为了权势的“有机知识分子”（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语）。在这样的情形下，很容易理解总理温家宝多次呼吁“穷人经济学家”的诞生的原因。

　　在中国社会，权势阶层从来不缺有机知识分子，但大多数弱势社会群体如工人、农民和农民工是没有本身的有机知识分子的。

缺乏能解释中国现实的思想

　　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思想的极端化。例如左右派各自的定位就是这样。左派看到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往往想着要往回走。因此，左派话语的主题词经常是和毛泽东思想、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其核心说穿了就是政府万能论。

　　无论是这些主义还是政府万能从前发生过作用，但要把它们放在今天的中国环境里，就非常成问题了。

另一方面，所谓的自由派也一样。在经济领域，西方新自由主义一直很盛行，是市场万能论，或者政府无用论。似乎一旦没有了政府或者政府从经济领域“滚蛋”了，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在政治领域，自由派一提到政治改革，就是多党制，似乎除了多党制，就没有其它政治途径了。无论左右派，都有不少的原教旨主义者，并且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具有乌托邦主义色彩浓厚。

　　因为利益的多元化，“百家”之间的不同声音尽管也属正常，但恰恰说明了改革思想的匮乏，就是那种切实能够解释中国现实、改造中国现实的思想。

　　第三个相关的因素是改革的动员机制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即使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但也往往缺少资源动员，或者说改革者不敢去作改革动员，改革要不就实行不下去，要不就成为一纸空文。

　　这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形成非常明显的对比。在邓小平时代，一旦目标确定，就会尽一切可能去动员资源。改革开放初的农村改革是这样，特区政策也是这样，南巡之后的大规模的经济改革更是这样。

改革太依赖官僚机构自身

　　在所有这些过程中，改革者都尽最大的努力把中央、地方和社会的力量都动员起来，用改革力量来克服阻力，用改革力量推进改革。

　　相比之下，现在的改革太过依赖于官僚机构自身。官僚机构自己设计改革，自己实施改革，所以不可避免造成“左手改革右手”的局面。这样，改革往往陷于无限的既得利益的博弈，改革成了各方争取更多利益的工具。

　　这样的改革显然没有巨大的动力，改革更成了牺牲品。这些年的社会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陷于这样一个僵局。在科学发展观的主导下，社会改革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也有足够的财力来作改革，但可惜的是，改革作了一些，就是推行不下去。

　　与邓小平时代比较，今天的中国拥有更大的改革资源，至少从财力上来说是这样。同时，也说明了今天中国具有了更大的能力来吸收消化改革所产生的负面效果。

不能进行有效的改革动员也与思想不解放有很大的关联。不仅在进行怎样的改革方面要思想解放，更重要的是要在动员和实施改革方面进行思想大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利益已经多元化，方方面面的利益变得十分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动员从政府到社会的各方面支持改革的力量，改革就会很难进行下去。

　　面对中国社会无穷的问题，改革不能成为既得利益者之间的一场利益游戏。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如果不能有效动员充分的社会支持来进行改革，这个主体地位就会受到挑战。

　　如何动员社会力量，解放思想是关键。现在很多人并没有理解思想解放的真正意义。任何一次思想解放，都会产生“杂音”，或者是各种利益的“声音”或者是基于乌托邦的“声音”。对改革者来说，可怕的并不是多种声音的出现，而是一旦出现这些声音，思想解放就戛然而止。

　　更可怕的是不知道怎样进行真正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的是有效的思想解放来突破改革禁区和寻找改革的突破点的。如果思想危机依然继续，改革就会很难突破禁区，很难找到突破点。这样看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解放思想仍然是中国政治议程的第一要务。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我是改良派

Facebook 有很多的 quiz，让人闲着无事时，可以去选一个，按几个纽，等待成绩。

人这动物，总喜欢从别人提供的镜子中去看自己。就连常放一双眼在灵魂之外，以理性审视自己的我，也不例外。

昨天做了一个quiz，题目是“你是哪一个新加坡的政治家”。结果竟是工人党（新加坡一个大反对党）的领袖刘程强，伴随一段性格描述：

You are passionate, not as vocal often as others, but you sure as well know how to work a crowd in a few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dialects. You are also able to forg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people by attending parties, wakes and weddings of your residents. You are also forward looking and on the prowl for new ideas and solutions but not to the extent of challenging all norms. Your traits are respected by your peers and you should be proud of such achievements. Keep it up.

成绩不算什么，反正只是好玩。但看那描述，我自认很贴近我所认识的别人眼里认识的我。

是的，我是以“热情”（passion）出了名的。不是谈恋爱中的那种激情，而是对于我所关心的事——教育也好，扶贫也好，锁定目标，心中就燃起熊熊烈火。年纪越大，也许这股冲劲难免减弱了些（精神体力不行啦～），但从14岁到现在，我似乎总是凭着关心的事的热忱、热衷、热情，在大小场合中打混并制服任何强敌的。面对强手时，Passion算是以柔制刚的方式；但有些时候，发自内心的真诚关注，却容易被误解为爱出风头，或是咄咄逼人。

是的，我也很看重关系。这是在中国学的，也是在经历许多事之后，越加重视的。但为了达到目的而广泛交友的那种networking，我是不干的。也许，在中国的语境里，一说“关系”就难免立刻联想到“走捷径”、“腐败”、“官场黑暗”等一系列让人不齿的现象。然而，关系是不应该这样看的。在管理学中，与重视关系的领导风格对立的，是极度重视完成任务而不顾他人颜面的那种人。后者，曾是我在中学时代的态度。要完成的事，总是摆在第一位；人际关系，总是其次。当时是这么想的：只要事情完成了，没有人会质疑你的办事能力，而即便与团员的关系不完全和睦，大家也至少会慑服在你的“强权”之下。回过头看，好像是时势造英雄。如果当时不是校内情势所需，也许这种曹操式的作风，早就换来军事叛变。再加上，那个时候，两位副主席都是“软实力派”，我在前面冒犯的人，他们在后面连哄带骗地帮我平息公愤。想想，其实我所经受的团队，常常都是如此。当兵的时候，只要变成领队，副领队就总是扮演“白脸”的角色。就连去云南的时候，也总有好兄弟在旁穿针引线，把人脉紧紧缝合。本科四年下来，虽然离袁绍那种“咨询式”作风还很远（就连我港大的教授也经常夸我有“主见”，一听就知道，那实际上是在奉劝自己不要过度“坚持己见”，要学会多聆听、多采纳他人的意见），但渐渐发觉，自己着实地往刘备的风格前进。以德服人，这是需要睿智的。虽然有时真的会让别人觉得自己有些“傻乎乎”，但真心为民，未尝不好。

现在终于明白，为何到复旦留学之前，刚退休的恩师劝我一定要尽早摸透《三国》，再进教育界。说真的，大家都以为执政党内的斗争是最激烈的，殊不知在学校内，权力之间的暗斗，才是最令人却步的。政治家之间的虚情假意，本是一种艺术。但在教育体系内，在“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幌子下，许多的地位制衡与人际搏斗都在以或显或隐、或良性或恶性的方式开展着。若师者想以人性之本善、灵魂之纯洁来处世，往往就成为了“精神上的自我放逐者”——不去与这个体制接触，就无需做无谓的拼搏，也就不会成为矛头所向的猎物。很多时候，这种与世无争、温柔敦厚的翩翩君子，也容易被视为中国式的风度，并与西方传统那种不断推翻前人以确立自己的行事风格，形成正比。

其实，这种心态上的“东西方”之区分，本是一种对历史发展所下的轻率判断。其源头可能在“五四”，在“守旧”的“改良派”（以康有为为代表）与“立新”的“改革派”（以陈独秀为代表）那里开始的。这我不想多说。只是，我们这个时代，“改革派”的态度，是大势所趋。这是年轻人的浮躁所使然，也是对近乎绝对的自由和对社会重新洗牌的向往所造就的。而政府自然是主张慢慢来的“改良派”，就像美国有句名言：If it ain't broken, don't fix it。今天，周遭许多的朋友，在看社会问题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内心的某种莫名挣扎。也许，那是因为，被理性束缚着，要在稳定与改变之间求取平衡的我们，其实都是与大势相背的“改良派”。但由于历史上的“改良派”总是最后的输家，加上如果走“改良”路线就仿佛跟在政权的屁股后面，成为了“奴才”，因此我们才会由衷地对这种自我的定位感到尴尬，乃至害羞。我想，那是我们还未意识到，今天的中国和新加坡，不能与上世纪相提并论。“权”与“势”总是相配的，这是董仲舒早在汉代就提出的。在无关痛痒的满清“中庸主义”（西方称作“骑墙主义”）与真心要做事的“改良主义”之间，我们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学着去区分的。

我想，我的骨子里，是一个不那么温柔的改良派。对一切的质疑，并不代表我们必须提出打毁所有根基的问题与方法。对谦卑的讲究，并不代表我们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抒发己见（说到这个，我至今似乎没有发自内心对自己在毕业论文答辩上“顶撞”主考官的行径感到愧疚）。对发言权的追求，并不代表我们就必须以哗众取宠或戏谑调侃的口气去说话。这世代如此，还需有人能够耐得住寂寞，在历史还未走到需要极端举措的时候，以自己的言论，把自己对问题的深层剖析与思考，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表达出来。

总在想，自己要如何处理自己的“发言权”。于是，沉淀再沉淀，累积了大量的思考，现在慢慢把这些想法拆分写出来，但谈论的问题却能有机地回到几个重要的关键点上，引出我所关注的人文课题。追求率性、主张效率，是两岸三地年轻一代的座右铭，但只追求发言权，不断被时效性牵着鼻子走，社会也只有扰攘，而在问题的核心处，却只有寂静，只有真空。

说实在的，80后已经不算年轻。70、80年代出生的人，恰恰是站在新、旧两域的分界线上的。90后标志新一代的开始，00后的孩子，则是新新人类。我们的年纪越大，就越容易被划入“老派”，特别当那些年纪小我们一二轮的年轻人开始拿起笔来将他们的立场加诸social discourse之中。在新加坡，我们没有像中国那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来划分人群，所以反而很多时候，价值立场成了一个明显的划分线。但values, beliefs, attitudes总是很虚的，而年轻的出于尊重辈份不敢直接顶撞”老派“，只会觉得他们”保守“，年长一些的则难以理解这时代的走向，走不进年轻人的世界，所以容易从道义天理的角度说孩子”乱了祖宗章法“，却也只能无奈。代沟就是这样形成的。但当代沟直接影响一个社会的运作，甚至介入政治时，会有很多很多的后果。从事教育最令我害怕的就是这事，特别搞华文教育，需要在后现代的框架中，把传统和现代的因素及其互动关系搞清楚，不是容易的事。说真的我也在认识自己，因为我总觉得，如果我能够对自己内在的矛盾客体化，把对自己的认识描述出来，我就有可能与学生进行集体思考和讨论。我不认为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差别是决裂的——差异总是progressive的，90后比起80后，可能在这个方面更接受些，在那个方面排斥些，但理性总制止我们去彻底与前代人的因子决裂，除非当社会已经走到僵死的地步，就像清末民初那个历史阶段。因此，渐渐发觉，我们没有必要去剖析社会，因为足够深入地理解了自己，我们就能进而了解一代人，也能够预见下一代的样子。

在很多方面，我真的觉得，从人文、思想、价值观的层面，新加坡的发展，实际上与中国有许多同步之处。如何处理individualization，如何在一党制下看待民主，如何适当地抵挡market forces太早介入教育体系，如何在开发和保守之中权衡，我们其实很像。甚至，中国的room for maneuver 更大，因为你们许多东西还在建立之中，而我们已经开始在思考如何”瓦解“并重新组构一些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机制。 中国在追求和谐，在找寻稳固；新加坡因为李光耀而达到某种稳固、和谐，但其中许多的力量使其难以抵抗长期的思想挑战，而既然是未雨绸缪，问题还未彻底现身，只是我看到一些苗头，所以更难以决定要不要去动摇它。有时这种担忧是很累的，而且显得无谓，就像鲁迅所谓的”无物之阵“，大约知道问题在哪里，却看不见具体的敌人。

不离开地球表面，去追求言论内容的形而上之概括与探索；不被地心引力过度纠缠，去扎扎实实地从细节处着手改善现状——我想，这是我对“进步”的交代方式，也是我对“五四”新文化的自我继承。

最后，现代发达社会的问题搞累了，就去贫困地区搞基建，从人类最根本的需要做起。虽然还没25岁，我真的觉得，自己一直以道家的”无我执“与佛家的”空“作为生命的根本，还是不错的。荷尔蒙澎湃时，就拿起笔杆狂扫落叶；累了，或是要平静了，就只身而退，没事去爬爬山，欣赏花鸟虫语，回到清闲中。

哈哈

白骨精 = 白领+骨干+精英……

——引述自《败犬女王》

戏拟俳句

深蓝映余辉
孤鹰展翅与风随
幼鸷树梢催

心如止水

当听情歌不再痛，
当没有任何的感情负担，
当不屑于去关注自己的矛盾，
当对朋友的诸多个人困扰，只是抱着看戏的态度，
而世界，只剩下温暖的阳光、习习的凉风、悠悠的海水
心，只处于一个平衡点上，
人其实应该充分享受这种存在。
希望这状态能延续，让我在静止中升华；
不希望这状态延续，因为世界依然在转，
于是必有不公平，必有强权与弱势，
必有让我的灵魂煎熬的人间炼狱，
必有继续在蒙昧中折腾而看不到出路的落魄幽魂。

越是享受精神上的觉醒、自由（或者，放逐）
就越是向往更高级的苦痛，
在最难以克服的困难面前，考验自己的纯真，
还有那自以为是的觉悟。
好像，我在把自己塑造成一个
能够从精神自虐中获得幸福感的苦行僧；
对我自己的成长，这不算坏事。
毕竟，我没出过海与狂浪搏斗过；
我没有在贫困中遭遇过绝望的侵蚀；
我没有在千刀万剐的危难前体验过恐怖——
体验自己与别人的苦难，是我极度欠缺并向往的。

心如止水，是否就是看透？

“慈悲”，除了自悟，还得要有实际的行动能力去悟人。

但把自己的快乐传达给别人，把别人的痛苦从他们身上拔除，
这种能力是我所不足的。
要让人相信，品一杯茶，是在欣赏天际的一片云，是在感恩全世界，
有时比让一个贫民窟的孩子成为百万富翁，还要难几百倍。
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