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仁。
声明“一说就错”，却总不能放弃悟出其中玄妙的努力。
从谢金良老师那里，得到了许多的启示。从中国传统文人试图追求和突破的“福、禄、寿”三者入手，进而谈王弼、何晏的有无论至僧肇由道至佛的转变，到《庄子》的解读，带出的都是一个“时间学”的问题。也许，对熟悉佛教的人来说，“破”不是什么新的词汇。然而，今天才真正似懂非懂地理解，什么是“真有”（自始至终都存在），“真无”（自始至终都不存在），以及由“因缘”的“合合而生，散尽而灭”所产生的“假有”、“假无”。
于是，引出了对时间因素的思考。
爱因斯坦的语言学老师告诉他，有一个土族，语言中只有过去和现在。因此，对这个民族而言，无所谓未来，便无所谓死，也无所谓生。
西方哲学上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以及中国哲学所谓“指不至，至不绝”，都说明语言（“名”）的局限性。因为试图述说某一个时刻的内容时，语言的线条性跟随时间推移而使事物不再停留在那个“点”上，人便习惯以事物的现存状态来表述其永恒状态，并且注重事物之间的关系。
然而，假设自己是制造历法者，将是怎么样一种状态？试图想象在没有时间的状态中生活（也即不能用语言），生活会是何种样子？从那个状态中来看时间的创造与时间，是否就能更好把握生活在时间状态中的局限性和超越性？这就是区别于“无”的“破”。
时间是一条不归路。能够“破”了它，就无所谓前进后退，就无所谓观念上的生死，就得以体悟无得无失、无可无不可、能屈能伸的古人境界。
也于是才能体会，原来老子的“以静观动”和庄子的“吾丧我”，原来要体现一以贯之的思想。并且，不再有意无意地跌入神学或迷信的陷阱。
当然，要做到解脱，最难的还是应对死亡的那一瞬间。真正的大彻大悟，是既能摆脱结果（死亡的命运），也能够摆脱过程。有些人克服了对结果的恐惧，但在过程中泥足深陷，结果导致的是悲观者的虚无主义。有些人完全不在乎结果的存在，而自认坦然地享受过程，这种人称为快乐主义者，也有局限。还有一种，是两者都无法克服的，也许，他们最痛苦；但或许，他们也最坦然。
当然，时间的“破”之后，不是一切的结束。问题是，该如何去疏导一切思想，为他们找到突破口。
宇宙的构成，简单地说，分为时、空、物。时间的因素理解了，下来就是解决时空的问题。“一阴一阳谓之道”，是中国哲学中听腻了的名言，很多人（包括我）却从来没有理解这当中的绝妙含义。太极生两仪，原来告诉我们，尽管中国哲学上习惯郁阴抑阳，但阴阳无所谓高低、无所谓贵贱、无所谓先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如同尼采“强力意志”之破强力一样，迈向无所谓阴阳。这回应了（本来要用延续，但难免又是线条式的）时间的“破”。
当我们最终来到了“物”的层面（却时刻提醒自己时、空、物并行不违），我们就得解决一个“观念”和“规律”的问题。观念是接近空间的东西，规律则是对应时间和关系的。观念容易改变，规律一般长久。规律却源于观念，观念则需要时间的检验。于是，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至于我那开始有了点苗头的“动静观念”，本已经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却因为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于是又见到了曙光。从宇宙的动静到心灵的动静，是一种从超感性到感性领域的转变。也许，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突破口，让我们从文学中理解，哲学与情感（欲望）之间，也即理想和现实之间，究竟是怎么样一种关系。
不过，谢老师说得对。现代人因为急功近利，因此处处试图搞创新，却因为“新”的东西原来都出现在前人的著作中而不是“创”出来的。如何改变思维方式，如何接受并传承先辈们的智慧结晶，如何在不歪曲（误读）的情况下，回到文本的时代，以作者的立场来发问，同时又将知识运用到个人实际生活当中来，既超越时代又回归本时空，也仿佛是阴阳调和般，一说就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