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音
中国在经历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之后，出现了相当显著的贫富差距。于是，民间产生了要求解决贫富不均问题的颇为强烈的呼声。怀念毛泽东时代的许多人盼望能够回到平均主义的过去，反执政党的社会势力则竭力让公众相信：只要推翻现在的执政党，清除贪官污吏，贫富不均的问题便可以立即蒸发。这个状况所导生的社会张力仅次于官员的贪污腐败。
中国未来能够消除贫富差距吗？什么样的办法才是应对贫富差距问题的最好办法？为了得出合理的答案，我们需要冷静地观察一下中国和国外的一部分相关现实。
贫富差距的世界分布模式
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通常采用基尼系数。目前贫富差距最小的是北欧国家，如挪威、瑞典、丹麦，它们的基尼系数最低。美国和西欧的贫富差距大于北欧。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高于美国，接近于拉丁美洲和非洲。总体来说，贫富差距是一个普遍现象，没有任何国家例外；但是程度有别。一般来说，工业化越发达的国家，国内的贫富差距越小；工业化程度越低的国家，贫富差距越大。
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虽然低于中国，低于拉丁美洲和非洲，但是这些国家依然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以美国为例，2006年在美国总人口之中最富有的10％，拥有美国70％的财富，财富集中的程度大于中国（中国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全国财富的40％，中国基尼系数较大的原因之一是城乡差距很大）。
在世界范围内的财富分配更加不均等。同样以2006年为例，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85％的世界财富，收入最低、占世界总人口一半的人，只拥有1％的世界财富。这些最富有的人绝大多数来自于经济发达国家，比如，其中37％住在美国，27％住在日本。
为何贫富不均遍布全世界、无一例外？最基本的原因有五：（1）每一个国家都允许个人通过兴办企业的方式赚取利润和实行私人资本扩张；（2）允许买卖股票和房地产，通过非产出性劳动的方式赚取财富；（3）实行按贡献分配收入（以及分配权力和声誉地位）的分配原则；（4）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实行人员、资金、产品、服务和原材料的流通制度，即市场流通制度；（5）国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竞争和弱肉强食的关系。
前三个原因必然导致财富、收入的不均等分配，导致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后两个原因导致国力强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在世界财富的分配体系中占有优势，而且使任何国家都不能游离在现实的世界体系之外，采用与前三种方式完全不同的方式。
中国不可能选择均富
为何世界各国都要采用前面所说的前三项经济运作方式？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三项做法可以大体上保证有强烈财富欲望的人能够获得积累巨富的合法性与运作空间，可以促使无意走企业主道路的各阶层职业人士尽其所能地努力工作，以便获得比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三项做法直接启动的都是以谋取个人利益为基本考量的行为，但是这些行为所衍生的整体社会效果却是国家整体生产力的较快发展、国家整体经济财富的较快积累、民众整体生活的逐步改善，最贫困者可以得到救助。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比此种方式更有效的经济发展运作模式。
中国、前苏联等国家实验过集体经济制度和接近于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结果是，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是活力不足，国家整体生产力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苏联落后于美国，东德比不过西德，朝鲜逊色于韩国，中国大陆差于台湾。笔者在苏北的农村生活过，直到1980年试行包产到户制度之前，村子里的乡亲们常常食不果腹（包产到户之后当年即告改观）。经济改革之前的城市生产活力也相当有限，比如解放牌汽车的模式居然数十年不变。由于整体生产力有限，中国在经济改革之前的城市基本面貌，民众的基本生活，只能以极慢的速度获得改善。
以上海为例，外滩的建筑从1949年到1980年代中期几乎没有变化，上海市民中有极大比例的人一家两代或三代挤住在一间半或两间小房子里。相反，在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虽然贫富不均加剧，但是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标准却得到了逐步和明显的提高。也就是说，基于良好愿望的均富分配制度，从整体来看，在改善低收入民众的生活水平方面却不敌容忍贫富不均的制度和国家。这是一个残酷的讽刺，遗憾的是，这是一个需要正视的现实。
这个事实意味着，即使仅仅考量如何更有效地帮助低收入的民众，即使愿意舍弃国家整体经济的较快发展速度，置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于不顾，中国也不能回到经济改革之前，采用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
以上事实的进一步含义是，不管什么党在中国执政，都不可能拒绝采用前面说过的那些经济运作方式；然而，只要采用这样的方式，就必然会出现显著的贫富差距，财富就必然会向少数人手中集中。
贪官污吏应该毫不留情地予以清除，但是清除他们只能解决积累财富的机会公平问题，使贪官污吏及其亲友无法获取巨额财富，不过巨额财富会流到使用公平原则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另外一部分人手中，因而就全国而言，依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显著的贫富差距。
消除城乡差距的根本之道
不能避免显著的贫富差距不等于不能缩小贫富差距，更不意味着中国的城乡差距必然会永远持续下去，或者城市弱势群体的地位将永远没有改善空间。
我们可以首先检视一下城乡差距的问题，为此，可以先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发达国家由于较早实现了工业化，由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逐渐进入城市，在全国人口中，农民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都在5％以下，美国是2.4％，加拿大2.8％，法国.2％，英国1.9％，德国为2.8％，日本4.5％。农民除了打工的以外，都是拥有很多土地的农场主，农业作业是机械化制度，管理是企业式的管理，他们的收入不低于城市人。
中国目前有60％的人住在农村，但耕地少人多，每户1－10亩地左右，即使每亩土地可收500公斤稻米或400公斤小麦，每年的可得收入也是微乎其微。换言之，这个状态如果不予以彻底改变，农民将会永远生活在贫困之中，成为收入极低的一群。
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中国如果要消除城乡差距、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最根本的道路只能是国家工业化，通过工业化把绝大部分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如果把农业人口降到10％以下，把土地经营集中在其中10％以下的农业企业家手中，中国绝大部分农民的问题就解决了，城乡差距的问题也会随之消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村的土地使用权集中必须伴随工业化自然进行，不可先于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扩张需求，否则便会加剧农村弱势农民的贫困。
如何帮助城市弱势民众改善收入与地位？主要可行的途径有三：
一、持续发展经济，提升国家整体生产力的层级，包括提升生产力的技术水平，扩大附加值较大的产业、尤其是世界一流产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非农业的产业规模越大，经济与技术的水平越高，整个国家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需求量就会越大，而在全国的劳动力之中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所占的比重越大，中产阶级的规模就越大，原本属于低收入阶层的人士及其子女就越有机会进入中产阶级，结果，城市低收入阶层在全国总人口之中所占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小。中产阶级的规模只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然扩大，不能离开经济发展的需要去人为地催生、膨胀。
二、向城市弱势群体成员提供良好教育，使他们能够获取参与职场公平竞争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借助于教育去分享中产阶级扩大规模而提供的升迁机会。
三、实行公平、透明的市场经济制度、人才使用制度、流动升迁制度，取缔权、钱勾结垄断发展机会的社会现像，以公平竞争的方式，把流动、升迁的大门向肯于努力和有才智潜能的低收入家庭子女敞开（也向农民子女敞开）。
许多人希望在中国增加所得税、企业税，用第二轮分配的方式把富人的财富分给低收入人士。有的人主张提高城市工人的最低工资底线。实际上这些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帮助城市的低收入人士解困，而且风险极大。
提高税率和规定工资底线，会减少企业主的利润率，减低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为了保持利润率和市场竞争力，少数企业主会试图通过研发技术和改善管理予以应对，更多的人会试图把资金转向税收较低、没有工资底线的国家；能力强、收入高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也会流向国外。这样会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实力。发展中的国家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关于这一点，可以分析和记取广东的教训。
作者是台湾辅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09年8月12日星期三
2009年8月11日星期二
【联合早报】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及其在中国的前途
● 郑永年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自由主义怎么了？从一个层次来看，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活着。在行动方面，一些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还不时地会有些动作；在理论话语方面，自由知识分子还不时地向中国的现存制度及其官方的制度论述提出质疑或者挑战，张扬宪政、民主与人权。至少，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给外界的印象。但是从中国的现实及其自由主义的回应来说，中国的自由主义似乎已经死了。除了一些毫无结果的挑战官方的行动之外，自由主义的诸多论述与中国社会的现实越走越远，也越来越不相关。
改革开放为自由主义的发展提供条件
这实在是一大遗憾。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各方面的实践包括经济和社会，甚至政治都为自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着很多条件。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开放型的，社会发展也是开放型的。尽管政治方面的变化比较慢一些，但较之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今天的政治也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首先在西方出现，在西方得到发展。但自由主义并非西方的专有物。任何一个国家，当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总会产生很多自由主义的因素来。尽管西方自由主义有其悠久的思想传统，但近代自由主义及其在政治制度上的表达则完全是工业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从这一逻辑来看，中国也不会例外，必然会产生自由主义。今天中国的诸多实践例如开放、利益多元、利益竞争和整合、公民政治参与、社会组织等等都是所有种类自由主义的一般性材料。
客观地说，中国各方面的进步和发展也需要自由主义的实践。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很多“主义”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是革命的思想体系，而各种自由主义则更多的是国家建设的思想体系。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哪种思想体系发生更大的作用取决于该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近代以来，一些国家采用了自由主义的改革路线，而另外一些国家则采用了其他的革命路线。这一点其实马克思早就有论述。
今天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实践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因素，改革也在呼唤自由主义的产生。自由主义提倡理性、和平、利益表达和妥协、基本社会正义，这些都是目前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那么，为什么在实践需要自由主义的时候，自由主义反而变得不相关了呢？
自由主义站在权威对立面
很多人经常把从近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归之于官方的控制。这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问题是，官方控制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由主义总是站在官方的对立面。当自由主义和官方政策处于直接对立面的时候，冲突不可避免。在这样的直接冲突中，失败的总是自由主义者。西方的自由主义很好地处理了与现实权威的关系，但中国的自由主义总是站在权威的对立面。
从反思的角度，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更多地是来自自由主义者本身所做的选择。人们不用去谈论久远的过去，就拿改革开放以来的自由主义来说吧。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主流理论，而且更是主流政策话语。公平地说，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经济自由主义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但不幸的是，后来新自由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演变成具有原教旨主义特点的理论和政策话语，赤裸裸地为各种利益说话，而把基本的社会正义排挤出自由主义体系。
政治自由主义的情况甚至更坏。如果说经济自由主义对中国的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并没有发生在政治自由主义那里。客观地说，政治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西方教科书的水平，西方话语如“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核心关键词。不仅现存体制拒绝这些话语，社会也已经不再对此感到多大的兴趣了。
自由主义拒绝中国化
但是，自由主义在中国不能生根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由主义一直拒绝中国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自由主义从西方输入。中国人尽管已经高调谈论自由主义一个多世纪了，但根本就没有产生过中国本身的自由主义。“五四运动”期间流入中国的诸多主义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得到生存和发展。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主义符合时代的需要，也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人物对这些主义加以中国化的努力。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很长历史时期里，自由主义只是作为一种纯思想意识而存在。中国社会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缺失中产阶级，就是说，自由主义没有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但如上所说，现在的情况则不一样了，存在着很多有利于自由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因素。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由主义再拒绝中国化几乎就是选择自我毁灭。
很多人盲目崇拜自由主义是因为的确不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本质，自由主义的教科书仍然对他们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而另外一些人不愿意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则是有其他的原因。他们把西方的自由主义赋予高度的道德色彩，他们似乎要坚守这个道德高地。
拒绝中国化就产生了诸多自由主义难以消化的消极后果。首先是和中国本身的传统意识发生冲突。除了全盘否认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外，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和传统联系起来。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革命者并没有任何分别。其次是和官方的话语发生冲突。但最重要的是，因为不能中国化，自由主义就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实，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方面。这些因素使得自由主义对社会没有任何吸引力。自由主义者没有能力证明自由主义所提供的建国蓝图要比其他的主义会更好。这样，边缘化就不可避免。
在西方，自由主义本来就是一种开放的知识和思想体系，与其它体系相比较，自由主义的包容性最强。但到了中国自由主义者那里，自由主义就变成了最僵硬的教条。
自由主义如果要在中国生存和发展，没有他途，只有中国化。中国革命成功靠的是毛泽东一代革命家花了极大的精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一代又一代政治人物开始寻找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孙中山先生先是想用西方自由主义来救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和多党政治，但以失败告终。直到孙中山转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所进行的国民革命才出现了希望。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较之国民革命更为彻底，这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不开。这一过程是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化了数十年的努力才完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影响了建国后的政治经济进程。尽管中国也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但并没有完全照抄，这把中国和前苏联模式区分开来。当然，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结局也不一样。
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
现在时代不同了，是和平建设年代，中国迫切需要一种建设的思想体系。对中国来说，如何把专注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一种建设的思想体系仍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具有非常生命力的思想体系，但正如欧洲的发展经验所表明的，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和自由主义相结合，那么很难找到一条有效的出路。社会民主主义就是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因素的欧盟模式。
另一方面，如果自由主义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批判过程所提出的议题，也会走向深刻的危机。这次席卷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对中国的自由主义来说，如果要产生、生存和发展，要影响中国的政治进程，第一要务就是要中国化。中国的发展需要自由主义，但无论是西方教科式的自由主义还是经济新自由主义，都只能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有效武器，那么可以说一种中国化了的自由主义或者中国自由主义才会成为建设国家的有效武器。自由主义要作此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自由主义怎么了？从一个层次来看，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活着。在行动方面，一些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还不时地会有些动作；在理论话语方面，自由知识分子还不时地向中国的现存制度及其官方的制度论述提出质疑或者挑战，张扬宪政、民主与人权。至少，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给外界的印象。但是从中国的现实及其自由主义的回应来说，中国的自由主义似乎已经死了。除了一些毫无结果的挑战官方的行动之外，自由主义的诸多论述与中国社会的现实越走越远，也越来越不相关。
改革开放为自由主义的发展提供条件
这实在是一大遗憾。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各方面的实践包括经济和社会，甚至政治都为自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着很多条件。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开放型的，社会发展也是开放型的。尽管政治方面的变化比较慢一些，但较之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今天的政治也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首先在西方出现，在西方得到发展。但自由主义并非西方的专有物。任何一个国家，当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总会产生很多自由主义的因素来。尽管西方自由主义有其悠久的思想传统，但近代自由主义及其在政治制度上的表达则完全是工业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从这一逻辑来看，中国也不会例外，必然会产生自由主义。今天中国的诸多实践例如开放、利益多元、利益竞争和整合、公民政治参与、社会组织等等都是所有种类自由主义的一般性材料。
客观地说，中国各方面的进步和发展也需要自由主义的实践。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很多“主义”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是革命的思想体系，而各种自由主义则更多的是国家建设的思想体系。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哪种思想体系发生更大的作用取决于该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近代以来，一些国家采用了自由主义的改革路线，而另外一些国家则采用了其他的革命路线。这一点其实马克思早就有论述。
今天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实践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因素，改革也在呼唤自由主义的产生。自由主义提倡理性、和平、利益表达和妥协、基本社会正义，这些都是目前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那么，为什么在实践需要自由主义的时候，自由主义反而变得不相关了呢？
自由主义站在权威对立面
很多人经常把从近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归之于官方的控制。这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问题是，官方控制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由主义总是站在官方的对立面。当自由主义和官方政策处于直接对立面的时候，冲突不可避免。在这样的直接冲突中，失败的总是自由主义者。西方的自由主义很好地处理了与现实权威的关系，但中国的自由主义总是站在权威的对立面。
从反思的角度，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更多地是来自自由主义者本身所做的选择。人们不用去谈论久远的过去，就拿改革开放以来的自由主义来说吧。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主流理论，而且更是主流政策话语。公平地说，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经济自由主义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但不幸的是，后来新自由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演变成具有原教旨主义特点的理论和政策话语，赤裸裸地为各种利益说话，而把基本的社会正义排挤出自由主义体系。
政治自由主义的情况甚至更坏。如果说经济自由主义对中国的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并没有发生在政治自由主义那里。客观地说，政治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西方教科书的水平，西方话语如“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核心关键词。不仅现存体制拒绝这些话语，社会也已经不再对此感到多大的兴趣了。
自由主义拒绝中国化
但是，自由主义在中国不能生根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由主义一直拒绝中国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自由主义从西方输入。中国人尽管已经高调谈论自由主义一个多世纪了，但根本就没有产生过中国本身的自由主义。“五四运动”期间流入中国的诸多主义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得到生存和发展。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主义符合时代的需要，也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人物对这些主义加以中国化的努力。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很长历史时期里，自由主义只是作为一种纯思想意识而存在。中国社会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缺失中产阶级，就是说，自由主义没有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但如上所说，现在的情况则不一样了，存在着很多有利于自由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因素。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由主义再拒绝中国化几乎就是选择自我毁灭。
很多人盲目崇拜自由主义是因为的确不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本质，自由主义的教科书仍然对他们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而另外一些人不愿意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则是有其他的原因。他们把西方的自由主义赋予高度的道德色彩，他们似乎要坚守这个道德高地。
拒绝中国化就产生了诸多自由主义难以消化的消极后果。首先是和中国本身的传统意识发生冲突。除了全盘否认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外，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和传统联系起来。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革命者并没有任何分别。其次是和官方的话语发生冲突。但最重要的是，因为不能中国化，自由主义就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实，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方面。这些因素使得自由主义对社会没有任何吸引力。自由主义者没有能力证明自由主义所提供的建国蓝图要比其他的主义会更好。这样，边缘化就不可避免。
在西方，自由主义本来就是一种开放的知识和思想体系，与其它体系相比较，自由主义的包容性最强。但到了中国自由主义者那里，自由主义就变成了最僵硬的教条。
自由主义如果要在中国生存和发展，没有他途，只有中国化。中国革命成功靠的是毛泽东一代革命家花了极大的精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一代又一代政治人物开始寻找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孙中山先生先是想用西方自由主义来救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和多党政治，但以失败告终。直到孙中山转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所进行的国民革命才出现了希望。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较之国民革命更为彻底，这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不开。这一过程是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化了数十年的努力才完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影响了建国后的政治经济进程。尽管中国也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但并没有完全照抄，这把中国和前苏联模式区分开来。当然，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结局也不一样。
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
现在时代不同了，是和平建设年代，中国迫切需要一种建设的思想体系。对中国来说，如何把专注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一种建设的思想体系仍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具有非常生命力的思想体系，但正如欧洲的发展经验所表明的，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和自由主义相结合，那么很难找到一条有效的出路。社会民主主义就是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因素的欧盟模式。
另一方面，如果自由主义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批判过程所提出的议题，也会走向深刻的危机。这次席卷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对中国的自由主义来说，如果要产生、生存和发展，要影响中国的政治进程，第一要务就是要中国化。中国的发展需要自由主义，但无论是西方教科式的自由主义还是经济新自由主义，都只能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有效武器，那么可以说一种中国化了的自由主义或者中国自由主义才会成为建设国家的有效武器。自由主义要作此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Straits Times] Life in S'pore: Not so black and white
I absolutely agree with the title, though in terms of the content, I think the author missed out the other end of the spectrum: Singaporeans who are overly critical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fail to recogniz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at necessitated some important political and policy decisions. Another point which is also not fully spelled out in the article is the weird configuration of our collective psyche in 'projecting' who we are differently when faced with different audiences. Hence on one hand we can have Singaporeans lamenting ministers' pay over kopi with their fellow country-mates,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comments like 'why don't you leave Singapore if you are so critical' from the same Singaporeans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a foreigner.
Life in S'pore: Not so black and white
By Philip Merry , FOR THE STRAITS TIMES
I AM British. I have lived in Singapore for 20 years and I think Singapore is one of the best places on earth to live.
Yet, when in conversation with Singaporean friends about what can be improved here, I am often told: 'Well, if you don't like it you can leave!'
I usually retort: 'I love Singapore. I have lived longer here than I have lived anywhere in my 59 years. But that doesn't mean I have to forget my critical faculty.'
This is similar to the reaction of Singaporeans to the recent praise from Canadian Eric Brooks, telling him : 'Well, if you like it so much why don't you become a citizen.'
What is it about Singaporeans that causes such black and white thinking? To me the sign of a great nation - and a great citizen - is pride in the country coupled with the ability to recognise what needs to be improved.
I am proud to be a British citizen but that does not blind me to my country's many faults. Both go hand in hand - it's not an 'either/or' matter.
Too often the debate in Singapore forces people into 'hate it' or 'love it' camps. That gets us nowhere. In fact, I would argue that my love of Singapore (or Britain) requires that I be critical of aspects of the country that I find difficult.
Having spent the last 20 years here teaching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to Singaporeans as they strive to work with other cultures, I feel I have a certain licence to speak - as a permanent resident and a friend, if not as a citizen.
My key message to Singaporeans is this: Look at what you love about Singapore and more often than not you will find that there is a shadow side to each one of its strengths. Above is my list of Singapore's pros and cons. What is yours?
Is Singapore a wonderful place to live? Yes, no doubt. Has it one of the best phys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in the world? Yes, certainly.
But please Singaporeans, for the sake of the future of your great nation, don't lose the critical factor.
It is never 'either/or'.
The writer is CEO of the Global Leadership Academy.
Life in S'pore: Not so black and white
By Philip Merry , FOR THE STRAITS TIMES
I AM British. I have lived in Singapore for 20 years and I think Singapore is one of the best places on earth to live.
Yet, when in conversation with Singaporean friends about what can be improved here, I am often told: 'Well, if you don't like it you can leave!'
I usually retort: 'I love Singapore. I have lived longer here than I have lived anywhere in my 59 years. But that doesn't mean I have to forget my critical faculty.'
This is similar to the reaction of Singaporeans to the recent praise from Canadian Eric Brooks, telling him : 'Well, if you like it so much why don't you become a citizen.'
What is it about Singaporeans that causes such black and white thinking? To me the sign of a great nation - and a great citizen - is pride in the country coupled with the ability to recognise what needs to be improved.
I am proud to be a British citizen but that does not blind me to my country's many faults. Both go hand in hand - it's not an 'either/or' matter.
Too often the debate in Singapore forces people into 'hate it' or 'love it' camps. That gets us nowhere. In fact, I would argue that my love of Singapore (or Britain) requires that I be critical of aspects of the country that I find difficult.
Having spent the last 20 years here teaching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to Singaporeans as they strive to work with other cultures, I feel I have a certain licence to speak - as a permanent resident and a friend, if not as a citizen.
My key message to Singaporeans is this: Look at what you love about Singapore and more often than not you will find that there is a shadow side to each one of its strengths. Above is my list of Singapore's pros and cons. What is yours?
Is Singapore a wonderful place to live? Yes, no doubt. Has it one of the best phys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in the world? Yes, certainly.
But please Singaporeans, for the sake of the future of your great nation, don't lose the critical factor.
It is never 'either/or'.
The writer is CEO of the Global Leadership Academy.
2009年8月6日星期四
*【联合早报】省政与中国的政治改革
（2009-08-04）
● 郑永年
至少从中央地方的关系而言，中国还没有从制度层面完全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中央能够控制省主要是因为执政党所具备的强制力，而非基本制度。一旦当中央被这样那样的因素所弱化的时候，就会很快造成强省、弱中央的局面。
中国的省都那么大，一旦民主化，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从世界各国民主化的经验来看，不能排除在规模很大的省或者其他地方政权一些出于私利的政治人物利用民主化来追求地方主义，甚至是闹独立。直辖市和县（市）都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单元，它们都没有任何独立的可能性。
本栏在前几周讨论了为什么中国要进行县政改革，并且提出了中国中央地方关系改革的方向当是虚省实县。因为已经论述了县政改革，这里专门讨论中国的省政改革和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关系。
对省政改革的呼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自晚清以降，已经经历了很多波的讨论。不同时代的人就如何改革省政提出过不同的概念和方法。在不同时代，政府也会对省政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在漫长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中央和地方关系都是围绕着省政的作用来展开的。尤其是清朝解体之后，更是围绕着国家的统一问题来讨论省制改革。人们所提出的各种方案包括虚省、缩省、废省、兴省等等的中心，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及其省在中国政治的作用问题。
今天再次提出省制改革具有更丰富的意义。仍然可以把省制改革放在国家统一和国家建设的内容中来加以讨论。尽管经过近百年的革命，中国已经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统一不会再出现任何问题了。至少从中央地方的关系而言，中国还没有从制度层面完全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中央能够控制省主要是因为执政党所具备的强制力，而非基本制度。一旦当中央被这样那样的因素所弱化的时候，就会很快造成强省、弱中央的局面。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了。如何弱化诸侯的力量是历朝历代所要关注的事情。
但是今天讨论省制改革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如何强化中央的权威或者地方政府的权力把改革推向深入。中央地方关系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制度性制约。中国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强人政治时代，中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没有什么大的困难。毛泽东时代对中央地方关系作了几次调整。邓小平时代，省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改革角色。无论是集权还是分权，中央政府都是占主导地位的。分权就是中央政府授权在各省从事改革事业，例如八十年代的广东。尽管中央里面有不同的声音，但中央还是能够保护地方的改革的。另一方面，一旦中央权威被弱化，中央领导层还是能够把权力收回来。这尤其表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选择性经济集权。
中央和地方“互为否决”
但在强人政治之后，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和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进入了一个“互为否决”的状况。中央的政策，地方可以不执行，或者执行不力，取决于一个特定的政策对地方有无利益。另一方面，地方要对一些改革进行创新，但往往得不到中央的有力支持，很多时候，因为中央官僚层面的多种不同意见而否决地方的改革动议。也应当看到，很多年里，在很多政策领域呈现集权的趋势。一旦地方有问题，权力就往上收。不过，集权并不意味着中央官僚机构能够推动和深化改革。财权集中在中央官僚机构，但并没有把责任也相应地集中起来，这就造成了中央官僚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深刻矛盾。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这样的改革就很难推行下去。无论是中央官僚机构的动议，还是地方的动议，所有的改革动力都是在两者的恶性互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如何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是进一步集权还是重新分权？中央官僚机构对进一步集权有很大的动力，但从这些年的经验看，集权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在加深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的地方差异巨大，中央政府无论怎样强大和具有权威，其一刀切的政策大多都会失败。有效的集权必须是有选择性的，就是选择一些对国家统一和社会整合至为关键的领域进行集权。因为集权在少量领域，中央政府就可能有能力不计代价地把这些领域的权力巩固好，并把政策执行下去。
这也表明中央政府最终还是需要把大量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从以往的经验看，这里又出现一个困局，那就是，如果省政府获取了大量的权力，那么诸侯政治、地方主义会变得不可避免，地方的崛起将会是对中央权威的一大威胁。这就是八十年代人们所说的“一集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集”的集权—分权怪圈。尽管这个怪圈很长时间不谈了，但是现在实际的情况要比八十年代严重得多。
虚省是重要的分权方法
如果大规模的分权变得不可避免，那么就要考虑如何分权。这种分权必须在扩展地方权力的同时有利于中央权威的提升，也就是分权必须是中央和地方互强的双赢游戏。多给县政权力，是其中一个方法。提倡虚省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分权方法。
有关省制改革，从前很多讨论或者政策建议为什么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设想或者计划过于理想化，没有政治的现实性。任何组织成立容易，要取消就非常困难。任何组织一旦产生就很快会演变成既得利益，就会用各种方法来抵制改革的。例如作为中国最基层的乡镇政权，大多在财政上已经处于破产状态。这些年来一些省份的撤乡并镇的实践也表明，取消乡镇一级政权也不会对基层治理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真的要撤掉这一级，也是非常困难，无论是基层还是高层官僚机构都可以成为阻力。取消乡镇这一级政府都很困难，更不用说要对权力巨大无边的省一级政府进行激进改革了。这里更多的不是因为机构设置的合理性，而是人们对自己利益的本能的保护。所有的改革最终都要涉及到人，是对人的改革，而人必然会抵制对自己不利的改革，这最也自然不过了。
在有关省制改革的各种设想中，虚省最具现实性。中国的省份已经过大，扩省和兴省行不通，因为这样做只会导致中央权力的进一步弱化，最终导致国家的分裂。分省、缩省非常困难。因为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现存省份的形成有其合理的方面。无论是分省和缩省会遇到想不到的阻力，即使可以做成，也不见得很科学。省制的改革在考量国家的统一和长久治安问题的同时必须符合中国发展的大趋势的，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多设直辖市现实可行
虚省不是要把省废掉或者缩小，而是要转变省的功能。如何做？多设直辖市就会是个现实可行的方法。例如，如果广东的广州、东莞和深圳都成为了直辖市，那么广东的地方主义就很难成大气候。中国目前的所有计划单列市都可以成为直辖市。理想地说，中国可以成立60至70个直辖市单位。根据以往的经验，设直辖市没有多大的政治阻力。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容易把省政府官员转变成为直辖市的官员。和县政府一样，直辖市政府也和中央政府建立直接的联系。如果县（市）政府主要的治理重点在农村，那么直辖市的重点应当在城市和城市化。
那么，省政如何改革呢？诸多直辖市设立之后，自然可以虚省。但虚省并不是说不要省，而是需要转变省级政权的功能。省级政府可以成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在中国历史上的很长时间里，省本来就是中央政府的一部分，后来为了广袤国土治理的需要，才转变成为地方政权的。但要意识到，那是农业社会的治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市政变得重要起来。如果省变成中央政权的一部分，那么就意味着省级财政直接由中央政府负责。省变成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省和省内的政府，无论是直辖市还是县（市），可以实行地方联邦制的制度，就是说省代表中央政府负责一些涉及到全省的事宜，而直辖市和县（市）负责区域内的地方事务，省和其他政府形成有效的分工。这实际上有点类似联邦制的运作。省代表中央权力管理地方，而通过中央权力和直辖市、县（市）的直接关联可以加强中央和地方社会的关系。
不至于影响行政效率
有人会说，这样做会影响行政效率。现在是一对三十几（中央政府对三十几个省级单位）。省制改变后就会变成一对六、七十了（中央政府对六、七十个直辖市单位）。从现代信息社会的观点看，数量的增多，中央管理直辖市的效率不见得会受多大影响。再说，行政也不仅仅是个效率的问题，而是国家政治长治久安的问题。现在的三十几个省级单位每个都具有很大的能量和中央较量，但六、七十个直辖市就很难单独和中央较量。城市可以自治，但城市不会独立。这就是说，这样做必然会巩固中央的权力，因为中央不会面临来自地方的具有实质性的挑战。
如果省级成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乡镇变成县（市）的派出机构（如果乡镇不能被取消的话），那么中国的行政层级必然大大减少，行政效率会大大提高。同时，这样做也能够为未来以民主化为主体的政治改革打下一个行政结构基础。中国的省都那么大，一旦民主化，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从世界各国民主化的经验来看，不能排除在规模很大的省或者其他地方政权一些出于私利的政治人物利用民主化来追求地方主义，甚至是闹独立。直辖市和县（市）都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单元，它们都没有任何独立的可能性。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 郑永年
至少从中央地方的关系而言，中国还没有从制度层面完全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中央能够控制省主要是因为执政党所具备的强制力，而非基本制度。一旦当中央被这样那样的因素所弱化的时候，就会很快造成强省、弱中央的局面。
中国的省都那么大，一旦民主化，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从世界各国民主化的经验来看，不能排除在规模很大的省或者其他地方政权一些出于私利的政治人物利用民主化来追求地方主义，甚至是闹独立。直辖市和县（市）都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单元，它们都没有任何独立的可能性。
本栏在前几周讨论了为什么中国要进行县政改革，并且提出了中国中央地方关系改革的方向当是虚省实县。因为已经论述了县政改革，这里专门讨论中国的省政改革和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关系。
对省政改革的呼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自晚清以降，已经经历了很多波的讨论。不同时代的人就如何改革省政提出过不同的概念和方法。在不同时代，政府也会对省政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在漫长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中央和地方关系都是围绕着省政的作用来展开的。尤其是清朝解体之后，更是围绕着国家的统一问题来讨论省制改革。人们所提出的各种方案包括虚省、缩省、废省、兴省等等的中心，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及其省在中国政治的作用问题。
今天再次提出省制改革具有更丰富的意义。仍然可以把省制改革放在国家统一和国家建设的内容中来加以讨论。尽管经过近百年的革命，中国已经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统一不会再出现任何问题了。至少从中央地方的关系而言，中国还没有从制度层面完全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中央能够控制省主要是因为执政党所具备的强制力，而非基本制度。一旦当中央被这样那样的因素所弱化的时候，就会很快造成强省、弱中央的局面。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了。如何弱化诸侯的力量是历朝历代所要关注的事情。
但是今天讨论省制改革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如何强化中央的权威或者地方政府的权力把改革推向深入。中央地方关系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制度性制约。中国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强人政治时代，中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没有什么大的困难。毛泽东时代对中央地方关系作了几次调整。邓小平时代，省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改革角色。无论是集权还是分权，中央政府都是占主导地位的。分权就是中央政府授权在各省从事改革事业，例如八十年代的广东。尽管中央里面有不同的声音，但中央还是能够保护地方的改革的。另一方面，一旦中央权威被弱化，中央领导层还是能够把权力收回来。这尤其表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选择性经济集权。
中央和地方“互为否决”
但在强人政治之后，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和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进入了一个“互为否决”的状况。中央的政策，地方可以不执行，或者执行不力，取决于一个特定的政策对地方有无利益。另一方面，地方要对一些改革进行创新，但往往得不到中央的有力支持，很多时候，因为中央官僚层面的多种不同意见而否决地方的改革动议。也应当看到，很多年里，在很多政策领域呈现集权的趋势。一旦地方有问题，权力就往上收。不过，集权并不意味着中央官僚机构能够推动和深化改革。财权集中在中央官僚机构，但并没有把责任也相应地集中起来，这就造成了中央官僚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深刻矛盾。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这样的改革就很难推行下去。无论是中央官僚机构的动议，还是地方的动议，所有的改革动力都是在两者的恶性互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如何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是进一步集权还是重新分权？中央官僚机构对进一步集权有很大的动力，但从这些年的经验看，集权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在加深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的地方差异巨大，中央政府无论怎样强大和具有权威，其一刀切的政策大多都会失败。有效的集权必须是有选择性的，就是选择一些对国家统一和社会整合至为关键的领域进行集权。因为集权在少量领域，中央政府就可能有能力不计代价地把这些领域的权力巩固好，并把政策执行下去。
这也表明中央政府最终还是需要把大量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从以往的经验看，这里又出现一个困局，那就是，如果省政府获取了大量的权力，那么诸侯政治、地方主义会变得不可避免，地方的崛起将会是对中央权威的一大威胁。这就是八十年代人们所说的“一集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集”的集权—分权怪圈。尽管这个怪圈很长时间不谈了，但是现在实际的情况要比八十年代严重得多。
虚省是重要的分权方法
如果大规模的分权变得不可避免，那么就要考虑如何分权。这种分权必须在扩展地方权力的同时有利于中央权威的提升，也就是分权必须是中央和地方互强的双赢游戏。多给县政权力，是其中一个方法。提倡虚省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分权方法。
有关省制改革，从前很多讨论或者政策建议为什么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设想或者计划过于理想化，没有政治的现实性。任何组织成立容易，要取消就非常困难。任何组织一旦产生就很快会演变成既得利益，就会用各种方法来抵制改革的。例如作为中国最基层的乡镇政权，大多在财政上已经处于破产状态。这些年来一些省份的撤乡并镇的实践也表明，取消乡镇一级政权也不会对基层治理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真的要撤掉这一级，也是非常困难，无论是基层还是高层官僚机构都可以成为阻力。取消乡镇这一级政府都很困难，更不用说要对权力巨大无边的省一级政府进行激进改革了。这里更多的不是因为机构设置的合理性，而是人们对自己利益的本能的保护。所有的改革最终都要涉及到人，是对人的改革，而人必然会抵制对自己不利的改革，这最也自然不过了。
在有关省制改革的各种设想中，虚省最具现实性。中国的省份已经过大，扩省和兴省行不通，因为这样做只会导致中央权力的进一步弱化，最终导致国家的分裂。分省、缩省非常困难。因为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现存省份的形成有其合理的方面。无论是分省和缩省会遇到想不到的阻力，即使可以做成，也不见得很科学。省制的改革在考量国家的统一和长久治安问题的同时必须符合中国发展的大趋势的，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多设直辖市现实可行
虚省不是要把省废掉或者缩小，而是要转变省的功能。如何做？多设直辖市就会是个现实可行的方法。例如，如果广东的广州、东莞和深圳都成为了直辖市，那么广东的地方主义就很难成大气候。中国目前的所有计划单列市都可以成为直辖市。理想地说，中国可以成立60至70个直辖市单位。根据以往的经验，设直辖市没有多大的政治阻力。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容易把省政府官员转变成为直辖市的官员。和县政府一样，直辖市政府也和中央政府建立直接的联系。如果县（市）政府主要的治理重点在农村，那么直辖市的重点应当在城市和城市化。
那么，省政如何改革呢？诸多直辖市设立之后，自然可以虚省。但虚省并不是说不要省，而是需要转变省级政权的功能。省级政府可以成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在中国历史上的很长时间里，省本来就是中央政府的一部分，后来为了广袤国土治理的需要，才转变成为地方政权的。但要意识到，那是农业社会的治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市政变得重要起来。如果省变成中央政权的一部分，那么就意味着省级财政直接由中央政府负责。省变成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省和省内的政府，无论是直辖市还是县（市），可以实行地方联邦制的制度，就是说省代表中央政府负责一些涉及到全省的事宜，而直辖市和县（市）负责区域内的地方事务，省和其他政府形成有效的分工。这实际上有点类似联邦制的运作。省代表中央权力管理地方，而通过中央权力和直辖市、县（市）的直接关联可以加强中央和地方社会的关系。
不至于影响行政效率
有人会说，这样做会影响行政效率。现在是一对三十几（中央政府对三十几个省级单位）。省制改变后就会变成一对六、七十了（中央政府对六、七十个直辖市单位）。从现代信息社会的观点看，数量的增多，中央管理直辖市的效率不见得会受多大影响。再说，行政也不仅仅是个效率的问题，而是国家政治长治久安的问题。现在的三十几个省级单位每个都具有很大的能量和中央较量，但六、七十个直辖市就很难单独和中央较量。城市可以自治，但城市不会独立。这就是说，这样做必然会巩固中央的权力，因为中央不会面临来自地方的具有实质性的挑战。
如果省级成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乡镇变成县（市）的派出机构（如果乡镇不能被取消的话），那么中国的行政层级必然大大减少，行政效率会大大提高。同时，这样做也能够为未来以民主化为主体的政治改革打下一个行政结构基础。中国的省都那么大，一旦民主化，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从世界各国民主化的经验来看，不能排除在规模很大的省或者其他地方政权一些出于私利的政治人物利用民主化来追求地方主义，甚至是闹独立。直辖市和县（市）都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单元，它们都没有任何独立的可能性。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2009年8月1日星期六
飞蛾扑火
好喜欢这首歌，好真，好美。像一阵凉风，吹着悬崖边的一株黄花。
《如果我变成回忆》
Tank
累了照惯例努力清醒着
也照惯例想你了
好怕一放心睡了
心跳在梦中不听话的
就停止了
听着 呼吸像浪潮拍动着
越美丽越让我忐忑
我还能珍惜什么
如果我连自己的脉搏
都难掌握
如果我变成回忆
退出了这场生命
留下你错愕哭泣
我冰冷身体 拥抱不了你
想到我让深爱的你人海孤独旅行
我会恨自己 如此狠心
如果我变成回忆
终于没那么幸运
没机会白着头发
蹒跚牵着你看晚霞落尽
漫长时光总有一天你会伤心痊愈
若有人可以 让他陪你
我不怪你
快乐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哪一刻是最后一刻
想把你紧紧抱着
可知你是我生命中的
最舍不得
如果我变成回忆
最怕我太不争气
顽固地赖在空气
霸占你心里每一寸缝隙
连累依然爱我的你痛苦承受失去
这样不公平
请你尽力
把我忘记
《如果我变成回忆》
Tank
累了照惯例努力清醒着
也照惯例想你了
好怕一放心睡了
心跳在梦中不听话的
就停止了
听着 呼吸像浪潮拍动着
越美丽越让我忐忑
我还能珍惜什么
如果我连自己的脉搏
都难掌握
如果我变成回忆
退出了这场生命
留下你错愕哭泣
我冰冷身体 拥抱不了你
想到我让深爱的你人海孤独旅行
我会恨自己 如此狠心
如果我变成回忆
终于没那么幸运
没机会白着头发
蹒跚牵着你看晚霞落尽
漫长时光总有一天你会伤心痊愈
若有人可以 让他陪你
我不怪你
快乐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哪一刻是最后一刻
想把你紧紧抱着
可知你是我生命中的
最舍不得
如果我变成回忆
最怕我太不争气
顽固地赖在空气
霸占你心里每一寸缝隙
连累依然爱我的你痛苦承受失去
这样不公平
请你尽力
把我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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