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六四 —— 在港大的体会

香港大学曾是朱光潜与张爱玲的求学之地，又留有胡适、许地山、陈寅恪等学者文人的历史足迹。因此，总期盼看看，在香港这难得的自由天地里，会对“五四”及新文化运动有怎样的讨论和反思。

期望越大，失望也越大。“五四”九十周年，不见港大有什么直接与这个重要事件相关的纪念活动。反倒是还有一个月才到来的“六四”事件二十周年，早在四月初就在港大的校园开展了公开论坛，甚至还因学生会主席在论坛上的言论，与“平反六四”的主基调有些不合，导致了该主席最终被公投罢免。此外，学生会还组织了学生清洗写着“六四屠杀”四个大字的“国殇之柱”、“毋忘六四”二十公里长跑暨亲子漫步等一些列象征式的纪念活动。

“五四”与“六四”，虽皆为学生运动，也聚焦“民主”，并有人认为“六四”是“五四”的延续、延伸，但两者从本质上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混为一谈，需要进一步考虑，也不是本文的重点。只是，我过去四年习惯在“五四”精神的问题上进行理性的思辨，因此看着眼前的港大学生会为纪念“六四”而开展的各种活动，心情相当复杂。看到香港学生的激进，看到他们如何通过与中共意识形态的冲突、对立、颠覆乃至决裂，诉诸“民主”的庇佑，以行动来要求“平反六四”，我欣赏他们的自发与勇气。但与此同时，在他们罢免学生会主席的行径中，我看到的不是批判，而是批斗；在这些年轻学子的各种象征性举动中，我只感受到他们把“六四”等同于了军人对学生的镇压与流血冲突，却看不到他们对学生运动背后的深层文化因素的反思。

从复旦到港大，让我觉得有趣的是，大陆抓“五四”、香港抓“六四”，于是“一国两制”的中、港两地大学生，便有了各自的偏执与蒙蔽：香港青年有激进的性格，却常在推动着一些他们也许自己都不太理解的使命，少了一份对自我的理性反思与怀疑；大陆青年（“愤青”除外）有许多其实是对自己的国家体制抱着极大的质疑态度，于是虚心地理解西方，却还没到能够调和的阶段，比起香港青年也少了点行动的勇气。前者仿佛一个个的“小政治家”，后者貌似活在“象牙塔”之中。

这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但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对香港大学生而言，他们的危机感，来自左派力量对校园的入侵之担忧。对他们来说，大学是“反专制”的最后防线，而他们要极力避免的，是校内自由风气的丧失，不让大陆大学那种“官学一体”与犬儒风气渗透自身的学府。而大陆的大学生，怀着对祖国崛起的信念，追寻进步与制度改革，却知问题的根扎得多深，有种无力感，于是只能是在书堆中，通过知识寻求自身解脱思想困境的道路。至于实际的操作性，许多大学生最终其实也都越来越依赖中央的主导。

正因为立足点的不同，以及所欲达到的目的迥异，中、港大学对于“五四”与“六四”的自我继承，才会有所不同程度的偏重。也正因为终极目标本来就不一致，在中港大学生之间，要让思想接轨，碰擦出火花，就不那么容易。然而，不论是对“五四”的关注或忽略，或是作为中港政治分水岭的“六四”，归结到底，步入二十一世纪，逐渐被两地青年共同遗忘的，是从“五四青年”到“六四学生领袖”骨子里散发着思想的光辉，以及这两代人的历史责任感及其对于社会进步与大众启蒙的期盼与努力。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想，如果香港青年对自由主义的执着，能够与大陆青年对许多制度与西方舶来“主义”的质疑精神相结合，突破各地思潮与立场在大中国的语境之内“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着眼于中国社会的种种现代性问题，对于“爱国”、“民主”、“个性解放”的理解与内在矛盾性进行更深层的探索，在“进步”与“批判”、民族精神与国民劣根性的探索上找寻到一个恰当平衡，那么便有可能在取长补短之中，克服自我的局限，逐渐化解因历史问题或政治因素而导致的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