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消失了一周，终于赶在去上海前完成了开题报告的文章（硕士论文前四章）。小四字体，双倍行距，120页。在港大食堂（是的，我在这里不再叫外卖，而是吃食堂或茶餐厅），遇见了几位久违的博士生同学，大家都说我像“脱了一层皮”，犹如“凤凰涅磐”。确实，我过去两周不知死了多少脑细胞，但此刻暂时卸下重担，即使疲惫也总有些活力的吧。

期待上海、杭州、南京游——然后又是准备6月16日的开题报告。

认识我的朋友，或者，认识这个博客主人“素怀玄士”的读者，知道本人是甚少记录日常琐碎事的。但今天这么做，是因为对“历史”二字有了深刻的感悟。

感悟一：大凡不是伟人者，其生命的历史只能是由琐碎构成。书面的历史，就总是将这种琐碎统整，提出某种“时代现象”；或是挑那些突兀的某些“事件”来记录。“凤凰涅磐”的今天，算是平淡无奇中的突兀了。如果不是，那么，一个被公认是“宅男”的“熊熊小炒”（学生会食堂新开的档，大家就以此给我取绰号了），现身港大食堂，也算是“突发事件”了。能跟我碰上面的朋友们，算你们走运，算我们有缘。

感悟二：人不可貌相，历史总是被皱纹掩盖。去找我那多几年就要退休的教授谈论文，他说读了我最近写的《五四，六四——在港大的体会》，有点感触。然后，开始讲述他的过去。谁会想到，这满头银发、处事总爱左右逢源的谢教授，以前竟是学生会领袖；而我们中心温文尔雅、感觉像只可爱的大型玩具熊的祺博士，竟是学生会主席。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俩在60年代的时候，竟一起搞过学生运动，反对驻港殖民政府的一系列不平等措施。六、七十年代正值文化大革命，而在香港有多动荡，我没研究过；但听谢教授讲述当时的政府如何剥削工人、语文政策的不公、等等，又简短谈到今年创办九十年的港大教育学院的历史及其在香港社会的角色，我开始明白，原来今天看到的香港学生会一切的“立场”与“运动”，是潜流着“传统”的。似乎，在港人眼里，剥削本地居民的殖民政府形象，通过“六四”事件，与对学生进行无情打压（这里惯用的词是“屠城”）的中共政府，形成了某种特质上的重叠。甚至，英国人只是“剥削”，中国领导则是“中国人镇压中国人”，后者的坏，比起前者便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回归前港人举家移民的浪潮，在多大程度上与“六四”有关，我并不清楚；但至少，我今天上了宝贵的一课：港人的“示威”、“抗议”、“学运”、“民运”，似乎在历史中是有一条无形的线贯穿着的，即我们在民俗学中所谓的“集体记忆”。也正是这样，这种“乱”是有其“合法性”的。只要是政权，在港人哪里，若非置身事外，便大多是尼采所谓的与个人对立的“他者”。老教授时代的学运领袖，与当今的学生会，在行事方式上有多大相似性，我无法置评，除非当时我已在场；但这条历史的线，我想，我会尊重。

领悟三：听一名清华大学的资深教授谈“世界英语-世界华语：重塑文学史的新视角”，虽然有点启迪思维的作用，但终究感觉漏洞重重——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向他提了两个问题，感觉答非所问；而在一个回答与另一个回答之间，竟还有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这都不打紧，学术总是这样，从不懂一直发展到惊世骇俗的知名见解。只是，听着听着，我又回到了关于“新加坡华人身份与华文教育”的思考漩涡之中（我累了，这问题下周去上海慢慢思考，慢慢写出一些文章投报）。突然之间，我有种冲动，想将自己这几年在大陆、韩国、日本、印度与香港的经验与反思结集。出不出版不重要，但我想“梳理”我自己，也当作礼物送朋友。搞不好，以后哪一天有人对我们这代人的过去感兴趣，我还能一言不发地叫他去看这本书。

这阵子，一直思考身份问题。因为想了解自己，也了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过去与现在，并预测未来。也许，我应该先写篇小小的自传，把从入小一到留学中国前那些仅存的回忆片段，以短篇的形式记录下来。

从文学到社会科学，跨越学科再回过头来看文学研究者（当下更多应该是文化研究者）所思考的问题，总觉得他们是有局限的。文学，是伟大的工程，让人得意表述自己，并追求一种历史所允许或不允许他追求的境界。但历史的流转，身份的蜕变，如果只是通过文学来了解，那么，就忽略了那许许多多无法驾驭文字的世人。说福柯“知识就是力量”的前身，是中国士人的“文以载道”，可能不够学术；但从“驾驭文字”而得以“流芳百世”的角度看，高尚的文学家与庸俗腐败的官僚知识分子，究竟有多大区别？在大学体制中，学科之间的划分是明了的，有时甚至会构成在某些课题上的“话语权”主导性位置之高低，但学科之间，在人的认识之中，应该是一环叠一环的。就如identity（有人翻译成“身份”，有人翻译成“认同”，我则喜欢做骑墙派，称之为“身份认同”），作为研究员可以划分出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cultural等等，也可以有千奇百怪的解释模式，但人终究是人。混乱与对生命的不自觉，正如心跳与呼吸，才是存在的常态。也因为这样，对系统性知识的追求，只能让人越来越往谦卑的路子里走去——至少对一个“存在主义”式的学者来说，应该是如此的。

领悟四：狗改不了吃屎，熊呢，改不了有事没事长篇大论地写些有的没的习惯。从复旦被公认为essay churning machine，到今天成了港大教育学院友人中间那个“老师要三千字却写一万”的“无聊人”，这也是我历史的一部分吧。至少，以后写回忆录时，我能以此为自己的小小殊荣——或是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