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 401: Contemplating the future

这是本博客第401篇文章。昨天既然写了“历史”，今天就来展望“未来”。

我的未来，可能是一辈子当个小小公务员；可能是作奸犯科而锒铛入狱；可能是在亚洲银行、世界银行、联合国文教组织等机构中迎接挑战；也可能，在印度某个贫民窟搞教育，或是去索马里亚打海盗。

但这都不重要。意识到自己身为“芸芸众生”的一员，领悟到即便成为了世界领袖也可能被刺杀或是不小心坠入山谷而粉身碎骨，看清了自己对权力的欲望不外只是一种无聊的self-ascertaining，并察觉到灵魂中被鲁迅说中的“劣根性”——要通过打压别人来肯定自己，要别人成了奴隶，自己才可能成为主人……自我审视、自我“纠察”、自我批判的结果是，只想时刻提醒自己，为社会尽力、为别人而活，就是确立自我的最佳途径。那么，即便窝在某处洗厕所，未来也并不可怕。

然而，此刻我是个“准公务员”。在18岁决定拿政府（或者说，纳税人）的粮出外“周游列国”开始，到33岁的生命，就已经被他人“买”下来了。从经济层面考虑，这是“平等交易”；从伦理道德层面来看，这是“饮水思源”的义务。

精英，从来就不是自我定义的身份，而是社会赋予一个人的封号。越多人说认定你是“精英”，你就越有义务去为那些在心理上投你一票的人努力，否则就是在“逃避责任”。我自认，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在履行我的义务，藉由反思、藉由构想，以自己的方式为我所在乎的新加坡华文教育和社会的“人文价值”努力。文字，是那种方式的展现。所以，这些文字是自己写回忆录最佳的材料，因为它们见证了一个人的成长。但是，这回忆录最后写不写得出来，其实不重要。关键是，在我看到自己的成长时，我也在间接迎接着社会与世界的转变；在这满载不确定性的“动荡潜流”时代，对过去感到好奇，对当下感到困惑，对未来，报以挑战世态炎凉的纯纯冲动与淡淡的希望。

搞教育的人，总是会被各个领域的动向不断左右并冲击着。当国家开始投入金费从事多媒体软件和游戏的研发，你必须去思考，在一个多媒体和游戏充斥的时代，孩子的发育道路会是如何，身心会有何转变，亲子关系会有怎么样微妙的迁移。当社会上出现价值多元化的讨论，你必须去问自己，究竟面对一班中学生时，你要在多大程度上坚守“正统”或“官方意识形态”，你要如何权衡acquistion 与 inquisition，你要如何去开展critical thinking。当科学主义随着大量投资而逐渐扎根的时候，你必须考虑如何让孩子把科学和道德、人文、信仰等灵魂的精神性层面进行统一。

而当中国崛起，孩子却只说英语不说华语的时候，你必须去思考：

英语是如何突破其自身的界限，从官方用语成为日常用语？

当华语传承的历史发展路径，是以从“家庭用语”到“商业用语”的反方向迈进着时，究竟语文政策应该如何制定，课程与教学法又该如何塑造？

当课堂内终于能够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长远来看，在没有考试了之后，究竟孩子还能以什么说服自己继续学华语？

当阅读教学的“现代”走向是思维教学，当死记硬背不知从几何时成为了负面的东西，而我们又必须从语言组成部分（字词、语法等等）很快地转向以语言的使用为教学目标（即从第一语言教学转向第二语言教学）时，语言学习在孩子、他们的家长，以及他们的教师那里，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当中有许许多多“二元化”的因素，而大家容易被矛盾困惑，却思考不出统一矛盾的逻辑，或是即使从理性上解决了矛盾，却不知如何化为教学实践。

当00后的孩子，也即首批中国移民的第四代后嗣成为家长之后，他们会传承给他们的孩子什么样的文化与价值观，而这些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我们这代人及我们的前辈“制定”的教育体制所影响？

整一个“华社”，从20世纪初走到现在，内部所依循的传统价值与立场，有哪些是华文教育中需要推进的，哪些又是需要再度审视？在华人社群与政府（以权衡各族群利益追求人民整体和谐的代表）之间，各个方面的利益与立场互动，又应该是什么样一个关系；这种关系，又如何在教学中体现，如何在一个华文教师所教授的课上反映出来？

中国新移民的到来，还有中国崛起中一系列展现软实力的努力（如孔子学院），以及，中国人群体价值立场的迷茫、他们在“拥抱西方思想”与“复苏国学”的身份混乱，政治上那遥遥无期的改革趋势，究竟会为新加坡、为华社、为扎根华族精神的知识分子、为一般的为人父母和为所有在这背景中长大的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

基础教育，最忌讳的就是课程内的庞杂与价值立场上的混乱。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对华文教育就必须持有一种单薄的认识。相反的，当下的华文教育，正是因为语文政策的历史复杂性及其所涉及到的各个领域的问题，没有办法也没有人在进行恰当的梳理，才会最终被一些有“名望”的人主导，才会导致舆论观点总是在表层打转，却触碰不到决策的核心。当这一代“名望”元老与世长辞后，新加坡华文教育会如何走，这才是我担忧的。因为，语文政策的发展途径，已经不再只是政策制定者拍板说了算的，而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每一名家长和他们的孩子的语言选择左右。Social engineering在语言政策的领域，还能有多长的寿命，这是我所关注的。

中文系的经验，让我看到中国语文的美，让我看到了灵魂在语言中如何闪耀；教育学系的经验，让我将华文教学置于一个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反思，让我看到政治上的种种决策如何符合时代需要而被制定，却随着社会与人心的转型而使决策的弊端慢慢地死灰复燃，犹如幽灵般笼罩华文教育。而站在历史与未来，在动荡与再次动荡之间的分水岭上，对新加坡华人整体identity的认识，似乎是唯一一个能够让我去重新审视过去并为跳入前面的巨浪中作准备的潜水服。至于是跳进甜蜜的多瑙河，或是那让人“洗不清”的黄河，还是被粽子团团围绕的汨罗江，也许，那便是我们这一代人，藉由下来二十年的一切行为而自行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