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佩服鲁迅先生这样的人。郑永年教授提出的三个思想危机之原因，很容易就看出五四到现在，依旧阴魂不散的“时代命题”：
一、渐进性的中国改革模式，对应鲁迅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根本性的问题看不到，即便经济腾飞开始带动社会转型，人们也只能是在议题的表面和矛盾的纠结中不断打转。可怕的是，大学里对“五四”的认识，已经如香港作者提出的，从“历史”（historic）转向“历史重构”（historiographical）。于是我们对鲁迅及一整代人思想的认识，就容易与当代中国（乃至所有华人社会）的思想进程脱钩。鲁迅的“劣根性”，在中国的崛起中，扮演的应该是基础的角色，以此作为对抗各种社会不公、改革政府与社会机制的起点。
此外，文中提到的“缺乏思想”，即是鲁迅所谓的“扰攘世，寂寞境”。大家只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提问题、讨论自己的观点，却彼此“老死不相往来”（用老子解读鲁迅，恐怕夜里做梦也要挨鲁迅的一顿骂）。这个问题，着实难处理。不要说中国，即便在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很多时候，思想是交接不起来的。这是题外话。但既然谈到这个问题，也就不得不去牵涉五四青年们对于他们所引进中国的各种“主义”的认识，以及他们对这些舶来品的翻译所造成的各种问题。我所知道的一个例子是，丁维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在翻译《万民公法》时，“民主”就是指Republic而不是democracy。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下，“民（作）主”的对立面是“君主”。在当下，所谓的“民主”对立的是“专制”。前者针对国家体制，讨论的是如何从君主制转向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后者则更倾向意识形态，牵涉到问题包括一党制与多党制、人权、自由等。陈独秀标榜的“德先生”是个什么东西，这是要搞清楚的。当然，这就是“历史重构”的好处，但重构之后，还是需要feedback into contemporary China的。
二、权势与思想的结合，不正是与五四对“独立思考”的推崇形成对立吗？
三、思想的偏激化，令我想起“凡事总需研究，方能明白”这句话。大体鲁迅总被许多的思潮推着走，后期也对左派思想开始关注，却从未见他汲汲然为任何一种思想大张旗鼓。如果硬要给他套“主义”，那也许只能说他是个“怀疑主义”者，而这是否100%恰当，也还“总需研究，方能明白”。
回想复旦四年，我从未知道“五四”就是“爱国”，而只知“五四”是为了政治上的“救国”，并进而渗透文化的“救亡”而鼓励思想的“启蒙”。这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教授所教会我的，也是让我至今都十分庆幸与感激的。
中国的思想危机
（2009-05-05）
● 郑永年
尽管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呼唤思想的解放，通过思想的解放来推进和深化各方面的改革，但人们发现，各方面的改革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改革也是最深入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建立了基本市场制度。但是要改革的空间还是很多。例如近年来提倡的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缩小收入分配差异、限制垄断等等。
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但如何执行呢？社会改革方面，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也是这些年里的改革重点，但执行同样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就是深入不了。政治改革更是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
今天，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方方面面改革的迫切性，各级政府也在提倡改革，但就是改革不动。中央的改革动议，地方不执行；地方的改革动议，中央不认可。很多的改革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
但显然推迟改革并非办法。在推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问题爆发出来。一方面，权势阶层呈现出非道德化的趋势，腐败越反越严重。这可从经济界的各种丑闻到党政高级干部和基层政权的腐败可以看出。
另一方面是基层社会的高度不满，各种社会抗议运动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正常”现象。当然，这也表明权势阶层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立化，尤其表现在基层政 权。也就是说，改革往后推并没有多少空间。到了没有了任何空间，各种问题就会遽然激进化，从而失去控制。负责任的行为就是要直面问题，通过及时的改革来解 决问题。
渐进改革变成头痛医头
问题在于，为什么改革没有突破？原因有很多，但有三个相关的因素非常重要。一是中国的改革模式，就是渐进改革。渐进改革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在很长时间里，渐进改革模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改革有个明确的方面，一旦确定方向，那么就一步一步地踏踏实实地往前推进。就是说，一旦目标确定，那么就要动员一切可能的资源去达成那个目标。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但是，渐进改革也逐渐地发展成为为了渐进而渐进。在很多官员那里，渐进变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本身就决定了很难有突破。
第二个相关的因素就是缺乏思想。从本质上说，思想危机才是中国改革面临的真正危机。从表面上看，中国并不是没有思想。从社会思想的角度看，现代的中国社会和晚清社会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说百家争鸣并不确切，因为各种思想并没有真正的交锋，大家各说各的话，各自寻找社会支持力量。但说“百家”是非常确切的，什么老左派、新左派、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在大行其道。
但是，“百家”思想的出现并不见得中国没有思想危机。
“百家”思想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很多思想实际上是舶来品。有太多的人从海外进口思想，而不是从观察中国的实践来发掘和发展思想。一些人往往从概念出发，试图用苹果（西方）的理论来解释橘子（中国）和改造橘子。从本质上说，这些舶来品思想没有现实可行性。
第二个特征就是思想和权势的结合，就是说，思想往往是为权势阶层说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成为了权势的“有机知识分子”（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语）。在这样的情形下，很容易理解总理温家宝多次呼吁“穷人经济学家”的诞生的原因。
在中国社会，权势阶层从来不缺有机知识分子，但大多数弱势社会群体如工人、农民和农民工是没有本身的有机知识分子的。
缺乏能解释中国现实的思想
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思想的极端化。例如左右派各自的定位就是这样。左派看到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往往想着要往回走。因此，左派话语的主题词经常是和毛泽东思想、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其核心说穿了就是政府万能论。
无论是这些主义还是政府万能从前发生过作用，但要把它们放在今天的中国环境里，就非常成问题了。
另一方面，所谓的自由派也一样。在经济领域，西方新自由主义一直很盛行，是市场万能论，或者政府无用论。似乎一旦没有了政府或者政府从经济领域“滚蛋”了，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在政治领域，自由派一提到政治改革，就是多党制，似乎除了多党制，就没有其它政治途径了。无论左右派，都有不少的原教旨主义者，并且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具有乌托邦主义色彩浓厚。
因为利益的多元化，“百家”之间的不同声音尽管也属正常，但恰恰说明了改革思想的匮乏，就是那种切实能够解释中国现实、改造中国现实的思想。
第三个相关的因素是改革的动员机制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即使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但也往往缺少资源动员，或者说改革者不敢去作改革动员，改革要不就实行不下去，要不就成为一纸空文。
这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形成非常明显的对比。在邓小平时代，一旦目标确定，就会尽一切可能去动员资源。改革开放初的农村改革是这样，特区政策也是这样，南巡之后的大规模的经济改革更是这样。
改革太依赖官僚机构自身
在所有这些过程中，改革者都尽最大的努力把中央、地方和社会的力量都动员起来，用改革力量来克服阻力，用改革力量推进改革。
相比之下，现在的改革太过依赖于官僚机构自身。官僚机构自己设计改革，自己实施改革，所以不可避免造成“左手改革右手”的局面。这样，改革往往陷于无限的既得利益的博弈，改革成了各方争取更多利益的工具。
这样的改革显然没有巨大的动力，改革更成了牺牲品。这些年的社会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陷于这样一个僵局。在科学发展观的主导下，社会改革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也有足够的财力来作改革，但可惜的是，改革作了一些，就是推行不下去。
与邓小平时代比较，今天的中国拥有更大的改革资源，至少从财力上来说是这样。同时，也说明了今天中国具有了更大的能力来吸收消化改革所产生的负面效果。
不能进行有效的改革动员也与思想不解放有很大的关联。不仅在进行怎样的改革方面要思想解放，更重要的是要在动员和实施改革方面进行思想大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利益已经多元化，方方面面的利益变得十分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动员从政府到社会的各方面支持改革的力量，改革就会很难进行下去。
面对中国社会无穷的问题，改革不能成为既得利益者之间的一场利益游戏。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如果不能有效动员充分的社会支持来进行改革，这个主体地位就会受到挑战。
如何动员社会力量，解放思想是关键。现在很多人并没有理解思想解放的真正意义。任何一次思想解放，都会产生“杂音”，或者是各种利益的“声音”或者是基于乌托邦的“声音”。对改革者来说，可怕的并不是多种声音的出现，而是一旦出现这些声音，思想解放就戛然而止。
更可怕的是不知道怎样进行真正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的是有效的思想解放来突破改革禁区和寻找改革的突破点的。如果思想危机依然继续，改革就会很难突破禁区，很难找到突破点。这样看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解放思想仍然是中国政治议程的第一要务。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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