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改良派

Facebook 有很多的 quiz，让人闲着无事时，可以去选一个，按几个纽，等待成绩。

人这动物，总喜欢从别人提供的镜子中去看自己。就连常放一双眼在灵魂之外，以理性审视自己的我，也不例外。

昨天做了一个quiz，题目是“你是哪一个新加坡的政治家”。结果竟是工人党（新加坡一个大反对党）的领袖刘程强，伴随一段性格描述：

You are passionate, not as vocal often as others, but you sure as well know how to work a crowd in a few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dialects. You are also able to forg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people by attending parties, wakes and weddings of your residents. You are also forward looking and on the prowl for new ideas and solutions but not to the extent of challenging all norms. Your traits are respected by your peers and you should be proud of such achievements. Keep it up.

成绩不算什么，反正只是好玩。但看那描述，我自认很贴近我所认识的别人眼里认识的我。

是的，我是以“热情”（passion）出了名的。不是谈恋爱中的那种激情，而是对于我所关心的事——教育也好，扶贫也好，锁定目标，心中就燃起熊熊烈火。年纪越大，也许这股冲劲难免减弱了些（精神体力不行啦～），但从14岁到现在，我似乎总是凭着关心的事的热忱、热衷、热情，在大小场合中打混并制服任何强敌的。面对强手时，Passion算是以柔制刚的方式；但有些时候，发自内心的真诚关注，却容易被误解为爱出风头，或是咄咄逼人。

是的，我也很看重关系。这是在中国学的，也是在经历许多事之后，越加重视的。但为了达到目的而广泛交友的那种networking，我是不干的。也许，在中国的语境里，一说“关系”就难免立刻联想到“走捷径”、“腐败”、“官场黑暗”等一系列让人不齿的现象。然而，关系是不应该这样看的。在管理学中，与重视关系的领导风格对立的，是极度重视完成任务而不顾他人颜面的那种人。后者，曾是我在中学时代的态度。要完成的事，总是摆在第一位；人际关系，总是其次。当时是这么想的：只要事情完成了，没有人会质疑你的办事能力，而即便与团员的关系不完全和睦，大家也至少会慑服在你的“强权”之下。回过头看，好像是时势造英雄。如果当时不是校内情势所需，也许这种曹操式的作风，早就换来军事叛变。再加上，那个时候，两位副主席都是“软实力派”，我在前面冒犯的人，他们在后面连哄带骗地帮我平息公愤。想想，其实我所经受的团队，常常都是如此。当兵的时候，只要变成领队，副领队就总是扮演“白脸”的角色。就连去云南的时候，也总有好兄弟在旁穿针引线，把人脉紧紧缝合。本科四年下来，虽然离袁绍那种“咨询式”作风还很远（就连我港大的教授也经常夸我有“主见”，一听就知道，那实际上是在奉劝自己不要过度“坚持己见”，要学会多聆听、多采纳他人的意见），但渐渐发觉，自己着实地往刘备的风格前进。以德服人，这是需要睿智的。虽然有时真的会让别人觉得自己有些“傻乎乎”，但真心为民，未尝不好。

现在终于明白，为何到复旦留学之前，刚退休的恩师劝我一定要尽早摸透《三国》，再进教育界。说真的，大家都以为执政党内的斗争是最激烈的，殊不知在学校内，权力之间的暗斗，才是最令人却步的。政治家之间的虚情假意，本是一种艺术。但在教育体系内，在“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幌子下，许多的地位制衡与人际搏斗都在以或显或隐、或良性或恶性的方式开展着。若师者想以人性之本善、灵魂之纯洁来处世，往往就成为了“精神上的自我放逐者”——不去与这个体制接触，就无需做无谓的拼搏，也就不会成为矛头所向的猎物。很多时候，这种与世无争、温柔敦厚的翩翩君子，也容易被视为中国式的风度，并与西方传统那种不断推翻前人以确立自己的行事风格，形成正比。

其实，这种心态上的“东西方”之区分，本是一种对历史发展所下的轻率判断。其源头可能在“五四”，在“守旧”的“改良派”（以康有为为代表）与“立新”的“改革派”（以陈独秀为代表）那里开始的。这我不想多说。只是，我们这个时代，“改革派”的态度，是大势所趋。这是年轻人的浮躁所使然，也是对近乎绝对的自由和对社会重新洗牌的向往所造就的。而政府自然是主张慢慢来的“改良派”，就像美国有句名言：If it ain't broken, don't fix it。今天，周遭许多的朋友，在看社会问题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内心的某种莫名挣扎。也许，那是因为，被理性束缚着，要在稳定与改变之间求取平衡的我们，其实都是与大势相背的“改良派”。但由于历史上的“改良派”总是最后的输家，加上如果走“改良”路线就仿佛跟在政权的屁股后面，成为了“奴才”，因此我们才会由衷地对这种自我的定位感到尴尬，乃至害羞。我想，那是我们还未意识到，今天的中国和新加坡，不能与上世纪相提并论。“权”与“势”总是相配的，这是董仲舒早在汉代就提出的。在无关痛痒的满清“中庸主义”（西方称作“骑墙主义”）与真心要做事的“改良主义”之间，我们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学着去区分的。

我想，我的骨子里，是一个不那么温柔的改良派。对一切的质疑，并不代表我们必须提出打毁所有根基的问题与方法。对谦卑的讲究，并不代表我们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抒发己见（说到这个，我至今似乎没有发自内心对自己在毕业论文答辩上“顶撞”主考官的行径感到愧疚）。对发言权的追求，并不代表我们就必须以哗众取宠或戏谑调侃的口气去说话。这世代如此，还需有人能够耐得住寂寞，在历史还未走到需要极端举措的时候，以自己的言论，把自己对问题的深层剖析与思考，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表达出来。

总在想，自己要如何处理自己的“发言权”。于是，沉淀再沉淀，累积了大量的思考，现在慢慢把这些想法拆分写出来，但谈论的问题却能有机地回到几个重要的关键点上，引出我所关注的人文课题。追求率性、主张效率，是两岸三地年轻一代的座右铭，但只追求发言权，不断被时效性牵着鼻子走，社会也只有扰攘，而在问题的核心处，却只有寂静，只有真空。

说实在的，80后已经不算年轻。70、80年代出生的人，恰恰是站在新、旧两域的分界线上的。90后标志新一代的开始，00后的孩子，则是新新人类。我们的年纪越大，就越容易被划入“老派”，特别当那些年纪小我们一二轮的年轻人开始拿起笔来将他们的立场加诸social discourse之中。在新加坡，我们没有像中国那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来划分人群，所以反而很多时候，价值立场成了一个明显的划分线。但values, beliefs, attitudes总是很虚的，而年轻的出于尊重辈份不敢直接顶撞”老派“，只会觉得他们”保守“，年长一些的则难以理解这时代的走向，走不进年轻人的世界，所以容易从道义天理的角度说孩子”乱了祖宗章法“，却也只能无奈。代沟就是这样形成的。但当代沟直接影响一个社会的运作，甚至介入政治时，会有很多很多的后果。从事教育最令我害怕的就是这事，特别搞华文教育，需要在后现代的框架中，把传统和现代的因素及其互动关系搞清楚，不是容易的事。说真的我也在认识自己，因为我总觉得，如果我能够对自己内在的矛盾客体化，把对自己的认识描述出来，我就有可能与学生进行集体思考和讨论。我不认为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差别是决裂的——差异总是progressive的，90后比起80后，可能在这个方面更接受些，在那个方面排斥些，但理性总制止我们去彻底与前代人的因子决裂，除非当社会已经走到僵死的地步，就像清末民初那个历史阶段。因此，渐渐发觉，我们没有必要去剖析社会，因为足够深入地理解了自己，我们就能进而了解一代人，也能够预见下一代的样子。

在很多方面，我真的觉得，从人文、思想、价值观的层面，新加坡的发展，实际上与中国有许多同步之处。如何处理individualization，如何在一党制下看待民主，如何适当地抵挡market forces太早介入教育体系，如何在开发和保守之中权衡，我们其实很像。甚至，中国的room for maneuver 更大，因为你们许多东西还在建立之中，而我们已经开始在思考如何”瓦解“并重新组构一些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机制。 中国在追求和谐，在找寻稳固；新加坡因为李光耀而达到某种稳固、和谐，但其中许多的力量使其难以抵抗长期的思想挑战，而既然是未雨绸缪，问题还未彻底现身，只是我看到一些苗头，所以更难以决定要不要去动摇它。有时这种担忧是很累的，而且显得无谓，就像鲁迅所谓的”无物之阵“，大约知道问题在哪里，却看不见具体的敌人。

不离开地球表面，去追求言论内容的形而上之概括与探索；不被地心引力过度纠缠，去扎扎实实地从细节处着手改善现状——我想，这是我对“进步”的交代方式，也是我对“五四”新文化的自我继承。

最后，现代发达社会的问题搞累了，就去贫困地区搞基建，从人类最根本的需要做起。虽然还没25岁，我真的觉得，自己一直以道家的”无我执“与佛家的”空“作为生命的根本，还是不错的。荷尔蒙澎湃时，就拿起笔杆狂扫落叶；累了，或是要平静了，就只身而退，没事去爬爬山，欣赏花鸟虫语，回到清闲中。